第一節 馬赫
恩斯特·馬赫（1838年~1916年；物理學教授，後來是哲學教授）推出了以休謨和法國實證主義者的現象主義為根基的知識理論：世界完全是由感覺構成的，而自在之物僅僅是一個幻象。構成其知識理論基礎的既不是公理也不是先驗真理，而是當下的「純粹經驗」。科學的目標就是完整地描述事實，即我們的意識內容；它的唯一功能就是去揭示感覺的「不可進一步分析」的元素間的關聯—去認識這些關聯，而不是試圖通過形而上學的前提來解釋它們。發展出一種囊括所有領域的普遍物理現象學—一種擺脫所有假設的物理學—的途徑就是類比。科學從假設開始，但這只是權宜之計，是讓我們能夠理解事實的間接方法，這些事實逐漸被直接觀察取代，也就是說，被經驗或感覺之表象證實。所有科學都是在思想中對於事實的概要式再現。如果不能在多重變化中找到某些相對恆常的東西，在思想中反映世界就會是一場徒勞。每一個科學判斷中都包括有或是壓縮著大量的觀察：我們的概念和判斷是感覺組的簡化後的思想符號，是表達事實的一種速寫法。這是思想的經濟原則。規律不過是對於事實的全面的、精簡的陳述，是對於對我們顯得重要的那一方面的事實的陳述。物質僅僅是一個統一的感覺復合體。自我也是這樣，是感覺的組合。物質是相對更為固定、恆常的感覺復合體；語言加強並加固感覺組合，使之成為復合體，即我們所謂的物理客體。與被稱為自我的具體身體相關聯的記憶、情緒和情感的復合體是另外一種相對恆定的組織感覺的方法。被認為是依賴於身體的感覺構成了心理學的主題內容；同樣，那些被認為是依賴於其他物質客體的感覺構成了物理學的主題內容。物理學與心理學都與感覺相關，但這兩種科學把感覺與不同的背景或概念框架關聯起來。身體並不產生感覺；相反，感覺的復合毫不誇張地構成了身體。世界並不包含神秘的自在之物，通過與自我的相互作用，產生出其他的我們稱之為感覺的神秘事物。直接觀察到的感覺自身就是唯一的實在。科學的目標就是把不甚恆常的、尚未充分建立的感覺復合體與最恆常的和牢固建立的復合體聯繫起來。
雖然馬赫把我們的知識限定在感覺領域，並因此反對形而上學—只會擾亂科學經濟的一項徒勞的事業，他卻頗為不一致地在唯意志論中為自己的知識理論尋找基礎。知識是意志的工具，是實際生活需要的結果。馬赫哲學中的唯意志論的一面昭示著後來的實用主義。思想不是生活的全部；與過去一樣，它們現在仍是短暫的光束，目的是要為意志照亮道路。我們需要一種把我們同環境帶入到某種關係中的世界觀；並且為了以一種經濟的方式實現這一點，我們創造了科學。尋求思想與觀察之一致性的科學，是適應的工具和生物選擇的基礎。身體和自我之類概念只不過是在這個世界上以現實為導向的權宜之計，並且一旦它們不能實現其目的，就可能會被拋棄；同理，原子、力和規律等觀念也都是概念建構，它們的唯一合理性在於方便與節省智力。
當我們的思想成功地對感覺事實進行了再生產的時候，現實的和理智的需求就得到了滿足。當我們的概念思維把歸屬在一起的全部的感覺材料都帶到我們面前的時候，我們就感到滿足，並且這些概念系統看起來就像是材料自身的替代品一般。馬赫談到了一種將事實理念化、系統化並加以完整的衝動。
《發展中的力學》，1883年，T.S.McCormack以《力科學》為標題譯出，第4版，1919年；《感覺分析的貢獻》，1886年，C.M.Williams以《感覺的分析》為標題譯出，1910年。
第二節 阿芬那留斯
阿芬那留斯（1843年~1896年；著有《純粹經驗批判》和《人的世界概念》）是經驗批判學派的創始人，他發展了一種與馬赫相似的科學經驗主義。知識方法是建立在精確知覺基礎之上的描述。科學哲學是對於普遍的和純粹的經驗之內容與形式的描述確定。純粹經驗是所有可能的個體經驗所有共有的經驗，而知識的任務就是提出可變的個體經驗的成分。阿芬那留斯關於純粹經驗的理論是威廉·詹姆士的極端經驗主義的來源之一，也是羅素的溫和唯名論和美國新實在論的來源之一。阿芬那留斯非常清楚獲取純粹經驗的困難，但他相信哲學在逐漸接近這樣一個關於世界的純粹經驗概念。起初，所有人都分享了一個共同的世界概念；但是，通過把思想、情感和意志「內攝」到經驗之中，通過把經驗分割為內部經驗和外部經驗、分割為主觀和客觀，人們就虛構了實在。如果消除了「內攝」，我們就能夠恢復原初自然的世界觀，即純粹經驗的態度。
表達了同馬赫觀點接近的看法的人有James Clerk Maxwell（1831~1879年；《科學論文》）、克裡福德（William Clifford，1845年~1879年；著有《看與想》，1879年；《精確科學常識》，1885年）和Karl Pearson（1857年~1936年；《科學語法》，1892年，1900年第2版）。
第三節 費英格
漢斯·費英格（1852年~1933年）在他於1911年出版的《彷彿哲學》（Philosophie des Als Ob）一書中推出了一種實證主義和虛構主義的知識理論，與美國的實用主義有著不少的相似之處。費英格的主要洞見，以及他用以描述自己立場的「彷彿」一詞，是因為研究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得來的，他對此書寫過一個非常有名的評論。關於「彷彿」哲學的主要論點是，數學和自然科學、經濟學、政治理論和法理學，以及倫理學、美學和哲學所得出的概念和理論都是方便性虛構，是人類心靈構造的事物。費英格的虛構主義屬於極端型的：他堅持認為，心靈的虛構與實在「相抵牾」，在最冒失和最成功的虛構中，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然而，虛構並不是完全脫離經驗的—它們並不是在真空中創造出來的。他堅持說，感覺是「所有邏輯活動的起點，同時也是他們必須返回的終點」。[1]當然，這並不是說虛構要由感官經驗來證實—虛構的特點排除所有的證實—而是說感官經驗為心靈發揮其創造活動提供了契機、刺激和線索，也提供了虛構的構建活動提供了施展和應用的場所。就他給予經驗在引發思想和施展思想方面以不可或缺的作用而言，費英格的立場可以被確定為經驗主義；但是他歸屬給經驗的那種功能顯然與英國歷史上的經驗主義的論斷有所不同。在費英格看來，感官的材料被思想進行了根本的加工改變；它已經被「重塑、重鑄、壓縮……清洗掉了渣滓，並通過心靈自身與合成金屬相雜……」
費英格的虛構主義強調精神或者「心靈」在構造概念和理論時自由的創造發明性活動；心靈不是屍體，而是所謂的心理活動和有機體反應的大全體。心靈的很多創造性活動起初都是在無意識的狀態下進行的，只是在後來才進入了意識；還有一些活動則是有意的，是在有意識的狀態下進行的。無論是有意的構造還是無意的構造，最終的虛構在結構上都是精神性質的。由於堅持心靈在進行虛構方面的創造性，費英格的理論屬於唯心主義；的確，他的立場被描述為「實證主義唯心主義」或者「唯心主義實證論」。
費英格提出其虛構理論的背景具有生物學和目的性意義。與詹姆士的實用主義和杜威的工具主義一樣，費英格的虛構主義把邏輯思維解釋成一種用來實現生物學功能—輔助有機體調整自身以適應物理和社會環境—的活動。費英格反覆強調思想的實用價值和目的性；他用一種讓人不禁想起詹姆士和杜威的語言說道：「我們最重視實際確證，重視對於作為思維有機功能之產物的邏輯結構的有用性的檢驗。」雖然在強調思想的生物學功用和實際價值方面，費英格與美國實用主義的倡導者保持了一致，但在他堅持認為思想構造與實在「相抵牾」乃至自相矛盾方面，他與實用主義卻存在著分歧。典型的實用主義者將真理歸於概念系統—一個由使用結果驗證的真理。費英格的虛構構造雖然與實在相互矛盾，但有預見功能：通過它們的幫助，我們能夠「計算發生的事件」；自身是虛構性的，但它們能夠得出關於未來感覺表象的「正確」預言。在另一個重要方面，費英格也減輕了自己的虛構主義：他承認，思想除了創造虛構之外，也構造假說，假說是「指向實在」的。假說是觀念建構，它「聲稱或是希望能夠與未來的知覺重合。它把實在付諸驗證並要求證實，也就是說，它想要被證明是真實的、正確的，是實在的表達」。費英格認為虛構和假說之間、虛構的和有疑問的判斷之間的區別對邏輯和哲學具有至為重要的意義，他把過去哲學中的很多荒謬之處都歸因於這兩種觀念建構之間的混淆。
費英格的《彷彿哲學》包含有對於虛構理論的豐富例證，它們取材於數學、物理學、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法理學、倫理學、美學和形而上學等領域。尤其是在數學領域，虛構方法得到成功的運用，並且為數學家自己有意識地承認。費英格指出，所有的基本數學概念—空間、點、線、表面—都是觀念性的、想像性的、「矛盾的」，因此也是虛構的。在費英格看來，芝諾的悖論就產生於將時空虛構當真看作是點和瞬間：「虛構變成了假說，最粗樸的矛盾就會出現。」作為對於數學虛構的另外一個證明，費英格引用了一些幾何證明，其中的弧線被認為是由無數多的直線片段構成的；在這一例子中，數學家完全知道，弧線不是無限多的直線。微積分的基本概念—導數，是通過極限來定義的，因此是嚴格的虛構概念—因此整個微積分就有著一個虛構的基礎。在物理學領域，比如物質和力之類的基本概念，也屬於虛構類型。費英格接受了貝克萊物質不存在的有力論證。貝克萊把物質概念中固有的矛盾暴露出來，但不幸的是，他沒有給虛構物質的科學功用以其應得的認同。就像物質自身一樣，原子作為物質客體的組成部分，也是純粹的虛構—卻是一個對於物理科學來說必不可少的虛構。
費英格提到了孔狄亞克假想的只被賦予嗅覺的雕塑，認為這是心理學領域虛構法的卓越例證。通過使用這種坦白承認的虛構，孔狄亞克能夠從人全部的感性生活中的混亂複雜中進行抽像，從而為心理學理解意識、注意力、記憶、判斷力、想像、抽像、反思等作出了貢獻。因此，虛構的只有孤立嗅覺的人對於理解人的總體起到了幫助作用。社會科學史提供了很多運用相似的虛構取得豐碩成果的鮮明例證。費英格提到亞當·斯密和邊沁的虛構假設，即人的經濟和商業活動是由利己主義單獨驅動的；與懲罰相關的虛構的自由和責任概念支撐著整個刑事法律體系；在某些方面國家作為人格的立法概念；現代經濟的貨幣和信用體系建立在紙幣的「虛構價值」之上。費英格倫理學的中心概念—道德理想—是「實踐性虛構」。他說：「理想是一個觀念建構，自身矛盾並且與實在相矛盾，但卻擁有不可抗拒的力量。」道德理想是歷史上最高尚的靈魂的創造性想像，人類固守著它們，並依照它們來指引自己的行為。費英格把自己的倫理學觀點追溯到了康德的《倫理形而上學》，在此書中康德提出了諸如「人的尊嚴」「目的王國」之類作為「純粹觀念」的道德概念，也就是用以指導行動的「探索性虛構」。儘管費英格沒有提出一個論述精細的虛構美學，但他把所有的詩歌和文學比喻、隱喻、擬人和寓言都解釋成美學虛構。科學虛構是適用的工具，而美學虛構則起到激發「某種上升感或別樣的重要情感」的作用；費英格堅持說，兩個領域中的虛構的最終標準是實用價值。思辨形而上學也是類比的和形而上學的虛構。費英格相當細緻地證明了形而上學範疇，比如實體與屬性、部分與整體、原因和結果、目的等，何以可以被看作是觀念構造—「用來統御感覺集合的方便輔助」。只有當它們被當作是對獨立實在的理論的和直接的描述時，才會導致錯誤出現。哲學體系和哲學體系使用的範疇「只在實踐中具有價值，而不是在理論中—也就是說，為了秩序、交流和行動的目的；理論上它們是毫無價值的，但在實踐中卻很重要」。虛構主義自身—這種區分了虛構與假設並描述了知識領域中虛構之作用的理論—並不是虛構，而是一種假說。
第四節 彭加勒的約定主義
法國數學家和物理學家亨利·彭加勒（1854年~1912年）發展出一套對於科學的實證主義和約定主義的闡釋，與馬赫的實證主義理論極為類似。彭加勒認為，科學的基本假設是方便的定義或約定，它們既不是通過先驗方法來獲得其有效性的，也不是通過從經驗中歸納概括得來的；我們在各種可能性約定之中的選擇，儘管是由實驗事實啟發和指導的，但最終說來，卻是由簡單、方便的考慮所控制的。彭加勒在兩種主要的科學假設之間進行了嚴格的區分：（1）第一種類型的假設從本質上說是無法證實的；它們是心靈自由活動的產物，是科學精神強加給科學體系的。儘管它們既不能為經驗所證實，也不能為經驗反駁，但這樣的一些假設對於任何從廣義方面來構想的科學理論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2）第二種類型的假設是通常的歸納概括，它們之所以有價值，其原因在於它們可以被實驗程序證實或證偽。科學理論會包含這兩種類型的假設。彭加勒給予第一種類型更多的關注，即本身無法證實的那種，因為他認為學習科學方法論的學生通常會忽略它們；而第二種可證實的類型，已經被從培根到J.S.穆勒的經驗主義邏輯學家和方法論者加以廣泛地研究過了。彭加勒對於那些在科學知識體系中不可證實的假設的本性和功能作了全滿的、富有啟發性的論述。他堅持認為，這樣一種假設，儘管不能通過經驗得到證實，卻從經驗中得到了啟發，並且從對經驗的科學解釋的成果中獲得了自身的價值。從經驗中得來的事實可以被吸納到無限多的可供選擇的假說建構中的其中之一；每一種建構都是心靈自由活動的產物，在他們之間進行的選擇是出於方便考慮進行的。因此，不可證實的假設的確是約定性的，但不是隨意的：「經驗留給我們選擇的自由，但它又通過輔助我們洞察到的最方便的途徑來引導我們。」[2]彭加勒的約定主義遠沒有費英格的虛構主義那麼極端。費英格的虛構建造是自相矛盾並與實在「相抵牾」的，而彭加勒的約定假說均具有內在的一致性，與事實並不相悖，因為事實既不能駁倒它們，也不能證實它們。
在那些被觀察到的事實可以融入其中的無限多的可供選擇的假說中，是什麼控制著我們選擇了其中之一？這一問題對於約定主義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彭加勒毫不含糊地回答—簡單。「在所有的可能總結之中，我們必須選擇，並且只能選擇最簡單的那個。因此，我們就被引導去行動，在其他條件同等的情況下，就好像簡單定律比複雜定律更具或然性。」我們選擇最簡單的定律，不是因為自然喜愛簡單，因此最簡單的就在客觀意義上是正確的，而是純粹出於思維經濟的考慮。置複雜假說於簡單假說之上的變態偏好會使科學事業遭受挫敗。「當我們在相對較少的實驗基礎之上制定出普遍、簡單且精確的定律時……我們不過是在遵行人類心靈所無法擺脫的一種必然性而已。」
彭加勒把他的約定主義應用到了他所擅長的兩門科學之中：數學和物理學。在他解釋數學的基礎的時候，彭加勒既反對經驗主義，又反對理性主義。歷史上所有形式的先驗主義都不能讓人滿意：幾何學的公理並不像笛卡爾所說的那樣是先驗直覺；數學也不可能像萊布尼茨所嘗試的方式那樣單獨從矛盾原則中通過分析推導出來；而康德將數學作為依托於純粹時空直覺的先驗綜合真理體系來論證的努力也是不成功的。彭加勒發現穆勒對於數學的經驗主義論述同樣是不可接受的：幾何公理並不是對於知覺空間性質的歸納概括。可以肯定，經驗「在幾何起源方面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但總結說幾何學，即便部分地，是實驗科學卻是錯誤的」。「如果它是實驗性的，它就只能是近似的和暫時的。」彭加勒在約定主義之中為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找到了另外一個真正的選擇：幾何學公理是公設，也就是說這些假設之所以被接受，不是因為他們是真實的，而是因為它們很方便。經驗「沒有告訴我們何者是最真的幾何學；而是哪個最為方便」；因此，儘管幾何學不是實驗科學，它卻是「生就貼合經驗」的科學。就是在非歐幾何學體系之中，彭加勒找到了他對於數學的公設性解釋的證實：觀察到的現象既可以融入到歐式幾何學體系中，也可以融入到非歐幾何體系中；他說，不可能想像出一種真實的實驗，此實驗只能由歐式體系來解釋，卻無法在羅巴切夫斯基的體系中得到解釋—一種非歐幾何體系。沒有任何經驗會與歐幾里得的公設相矛盾；另一方面，也沒有任何經驗會與羅巴切夫斯基的公設相抵牾。任何幾何學的公設，無論其為歐式幾何或是非歐幾何，都是無法被證明也無法被反駁的；它們將被理解為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的類型，是出於簡單和方便的考慮才被採用的。
在他的卓越而又富於啟發性的論文《科學的價值》中，彭加勒寫道：「數學有三種目的。它必須為研究自然提供工具。但這並不是全部：它有哲學目的，我敢斷言，還有審美的目的……他的科學功用是為我們表達自然知識提供一種簡單、精確和經濟的語言；普通的語言太拙劣，並且太含糊，無法表達如此豐富、精確和微妙的關係。」數學的哲學功能在於促進哲學家對於數字、空間、時間、數量和相關範疇的研究。但最為重要的是彭加勒所高度讚賞的數學中固有的美學價值。「數學愛好者在其中發現的樂趣可以與得自音樂和繪畫的樂趣相媲美。他們崇拜數字和形式中的微妙和諧；他們因為新的發現為之開啟了意外的視角而驚喜；儘管感官沒有參與其中，難道這樣感受到的快樂就沒有美學特性嗎？」在《科學與方法》一書中，有一章題為「數學的創造」，精彩之至，彭加勒於此展示了他對於科學家的創造過程的本質的深刻洞見。他帶著極大的心理學的敏銳性描述了自己的一次數學發現；論述闡明了數學創造所需要的長期的準備階段，在獲得最後的洞見中無意識過程的作用，類比、直覺和想像力的自由發揮的重要性，而最終是美學的滿足和伴隨著最後成果的近乎神秘主義的欣喜。
物理學，尤其是力學，在彭加勒看來，是約定主義假說發揮著不可或缺之作用的第二個科學領域。他把牛頓和伽利略經典力學中的基本概念和基礎性假設加以評判審查，並得出結論說它們在相當程度上都是約定性的。力、惰性、絕對空間和絕對時間之類基本假設，就其既不能被證實也不能被證偽而言，均為約定性概念。彭加勒的約定主義在物理學中與在數學中一樣，也在傳統的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的衝突之外提供了第三種重要的可能性。約定主義為數學的基本公理和自然科學的基礎性假設的知識論特徵提供了一種可信的描述，並避免了先驗真理理論的那種獨斷論性質的狂妄自負和後驗理論的蓋然說。約定主義旨在將理性主義的精確和嚴格與經驗主義的實驗上的豐富性結合起來。
《科學與假說》，1902年，英譯《科學與假說》，1914年；《科學的價值》，1905年，英譯《科學的價值》，1907年；《科學與方法》，1909年，英譯《科學與方法》，1914年。上述所有作品的英譯本被G.B.Halsted收錄於單冊之中，題為《科學的基礎》，1946年。
第五節 近期實證主義潮流
近期哲學中最具影響力的運動是起源於20世紀早期的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主義，它與大衛·休謨的懷疑論經驗主義以及馬赫和彭加勒的科學約定主義有著歷史性的親緣關係。維也納學派的原初成員大都不是從事哲學的專家：莫裡茲·石裡克（1882年~1936年）是學派初期的中心成員，他原來是一名物理學家，而初期的成員則是由數學、歷史、社會學和物理學領域的專家所組成的。路道爾夫·卡爾納普（1891年~1970年）於1926年加入維也納學派，1936年之後在芝加哥大學，他給予實證主義見解一個精確、嚴格的體系。全仗卡爾納普之功，實證主義得以被移植到美國，並在那裡繼續對美國的哲學思想產生著深刻的影響。實證主義在美國的令人吃驚的成功適應，部分地是因為它自身固有的活力和靈活性，同時也因為它與美國實用主義、操作主義和實在論的哲學潮流意氣相投。實證主義在英國也十分興盛，在那裡，《邏輯哲學論》（1922年）的作者維特根斯坦是主導人物。實證主義在英美受到青睞和歡迎主要應歸因於它與源自休謨的英美經驗主義近似。在英國，它已經與G.E.摩爾和伯特蘭·羅素的分析哲學和實在論哲學發生了聯繫。
邏輯實證主義在它簡短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不少激進的轉變。此運動的不同代表人物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但實證主義立場的主要綱領卻清晰而又引人注目。實證主義的核心在於將可證實性作為意義的標尺：當且僅當一個經驗陳述可以通過訴諸經驗得到證實的時候，它才是有意義的或是有所指的。「最強」形式的可證實性原則要求，一個陳述如果是有意義的，就應該通過與經驗的直接遭遇來接受證實或是證偽。因此「我的視野中有一片紅」就是在「最強」意義上的有意義的陳述。石裡克和其他的維也納學派成員堅持狹義的意義；但結果證明是太過嚴格了，現今的實證主義者大都接受更為寬泛的標準，既接受直接的也接受間接的可證實性，也就是實踐中的可證實性和原理上的可證實性。諸如「沒有支撐的身體總會跌倒」這樣的普通陳述，對於無法進入的過往歷史的陳述，以及那些不可在經驗中得到證實的陳述，比如「月亮的另一面有山脈」，在此改良過的檢驗標準之下，都是有意義的。
邏輯實證主義研究了知識的形式或先驗的方面，也研究了其經驗的或後驗的方面。在形式方面，它借重現代數理邏輯的成果和語言分析技術來支撐自己的論斷，即知識中的先驗是分析型和重言式的。實證主義者拒絕了康德先驗綜合知識的有效性，堅持萊布尼茨的觀點，認為先驗始終是分析型的。唯一合法的先驗陳述就是那種重言式的表達：全部的形式邏輯和純粹數學都是由重言陳述組成的。於是，在邏輯實證主義者看來，所有在認知上有意義的陳述要麼是可以經驗證實的陳述或事實，要麼是重言式的陳述，要視其語言結構或其他符號體系而定。
對於知識進行實證分析的最嚴重的哲學後果就是，它幾乎將全部的形而上學看作是毫無意義的—純粹廢話。傳統的哲學作品所充斥的陳述，既非對於事實的經驗陳述又非分析式的重言論斷，實證主義者可以從經典哲學家中隨意選取這樣的陳述來證明他們的論點，即形而上學基本上就是胡說。A.J.艾耶爾是英國實證主義的代表，他從布拉德雷的《表象與實在》一書中隨意抽出了一句話作為形而上學偽命題的例證：「絕對參與進化和發展，但它自身沒有能力進化和發展」，並說「人們無法構想一種觀測以令其確定絕對參與或是未曾參與進化和發展。」[3]其他一些實證主義檢驗斥之為胡說的哲學論述有「感官經驗世界完全是不真實的」，「實在是單一實體」和「實在是多」。[4]
如果全部或大部分的形而上學話語都被實證主義標準擲入廢話的地獄之中，哲學的功能將是什麼？在實證主義的框架內，哲學有好幾項合法的任務。哲學家可以構想對於宇宙類型的思辨概括，這種思辨概括是從物理學、天文學和生物學的事實證據中派生的。對物理宇宙過往歷史和生命起源的猜測可以是有意義的事實性假說，它們至少在原理上是可以證實的。實證主義者對於宇宙理論的有效性是極端懷疑的，但並沒有把它們當成是形而上學的胡言亂語而加以拒絕。哲學還有一項完全合法的任務就是分析哲學概念和隨之而來的對於哲學意義的澄清。比如，實證主義者也會承認闡明可能性、存在、或然性和因果律之類哲學範疇的哲學意義。但是，他會把這樣的概念或「範疇」研究的結果設想為是純粹分析式和重言式的—如康德所設想的那樣，它們不可能為先驗綜合知識提供基礎或者根據。語言類型的哲學分析或許是有意義的和富有成果的，儘管不可能期待它產生綜合真理。
實證主義分析已經拓展到了倫理和價值分析領域。有兩種方式可供實證主義者將倫理和其他的價值評判融入到其理論之中：一方面，他可以將倫理視為對於作為事實的價值判斷的經驗陳述；或者，他可以將倫理陳述看作是非認知性的。石裡克在他的《倫理問題》中採用了第一種途徑：「價值、善，是純粹的抽像，但價值判斷與核准卻是實在的心理事件……我們必須放置到倫理中心的問題是純粹的心理學問題。」[5]J.A.歐文已經提出了一種與倫理學相近的實在的、心理學的方法：「我們的分析顯示，正確的倫理方法是將不可否認的道德意識作為事實研究……因此，倫理學必須成為關於道德意識的科學。」[6]依照這種版本的實證主義，倫理學的內容是—對於價值判斷以及它們在道德和社會行為中的道德效用的—實在的心理學陳述。
還有另外一條對待倫理問題的途徑與實證主義立場相符，依照這種立場，倫理的和其他的價值評判陳述都被視為非認知性的。因此，艾耶爾斷言，有一種類型的倫理陳述—對道德善行的規勸—「根本就不是命題，而是感歎或命令，用以激發讀者進行某種行為」。[7]「偷盜是錯誤的」這樣的陳述什麼也沒說，只是表達了對於盜竊的不贊成而已；「你應該說真相」這樣的句子，等同於一個命令—「說出真相」。這些情形中的倫理語言的功能純粹是「情感式」。C.L.斯蒂文森的《倫理學和語言》一書中包含有關於倫理學的情感理論的具有高度啟發性的原創論述。斯蒂文森對於倫理陳述的語言分析證實了實證主義理論用途的廣泛性和實證主義分析在澄清非認知性和認知性陳述時的豐富成效。
M.石裡克的《哲學的未來》，見《太平洋刊物哲學學院》，1932年；R.卡爾納普的《哲學與邏輯語法》，1935年，還有《可驗證性與意義》一文，見《科學哲學》，1935~1936年；M.石裡克的《倫理學問題》，1930年，由D.Rynin以《倫理學問題》為題譯出，1939年，還有《意義與證實》一文，見《哲學研究》，1936年；A.J.艾耶爾的《經驗知識的基礎》，1940年；H.Feigld的《邏輯經驗主義》，見由D.D.Runes編輯的《20世紀哲學》，1943年；C.L.斯蒂文森的《倫理學與語言》，1944年；H.Feigl和W.塞拉斯的《哲學分析選讀》，1949年；G.Bergmann的《邏輯實證主義》和《符號學》，見《哲學體系史》，V.Ferm編輯，1950年。
[1] 全部引文均來自C. K. Ogden的英文翻譯，1924年。
[2] 這一引文以及之後的引文都摘自Halsted翻譯的三部彭加勒的作品，在同一標題《科學的基礎》下發表。
[3] 《語言，真理與邏輯》，第36頁。
[4] 同上書，引自第39頁及其後。
[5] D. Rynin的英譯本，第21頁及其後。
[6] 引自A. M. Kallen和S. Hook編輯的《美國哲學的今天與未來》中的《走向倫理學中的激進經驗主義》一文，第243頁。
[7] 《語言、真理和邏輯》，第1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