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新啟蒙運動
第一節 理性和權威
前文已經概述的傾向—唯名論的發展、思想的異端傾向、神秘主義以及對神學和哲學的經院主義結盟的反對—是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這兩種偉大改革運動的先驅。這個時代開始批評舊傳統和舊的語言和文學、藝術、神學系統、教會和國家的政治關係、專制的宗教。這種反思和批評精神默默積聚，最後爆發，公開反對權威和傳統：國家反對教會，理性反對規定的真理，個人反對教會組織的強迫。教會和國家的衝突以有利於國家的方式得到解決，但是在教會和國家自身內部要求政治、經濟、宗教和理智自由的願望在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中得到了部分實現，這一願望在近代哲學和為人類自由和啟蒙的其他鬥爭形式中也得到了體現。
教會對人類心靈的權威被逐漸削弱，個人開始堅持他理智的獨立性。理性在哲學上取代了權威，這一信念開始盛行：通過自由和不偏不倚的探究而不是通過權威的法令而獲得真理。中世紀哲學的興趣主要集中在超自然的事物上，而新時代的人們將目光從天堂轉向塵世，自然科學逐漸位居前列。同樣獨立的精神在宗教中也顯示出來：個人擺脫了教會的束縛而訴諸《聖經》和良知。他拒絕接受在他自己和他的上帝之間的制度性中介，並試圖實現同他的信仰對像之間的直接的和個人的交流。
第二節 人文主義
當人們反對過去並渴求新事物的時候，有兩條路可供選擇：他或者創造生活、藝術和思想的新形式，或者回到古代的模式中。人們首先選擇了後一做法。中世紀人們的心靈已經習慣於接受權威和傳統的束縛，他們不可能立刻沿著新道路進行創新。理智的改革者回到古典文明中去尋找靈感，希臘和羅馬文化又獲得新生而重新流行（文藝復興），人性被重新發現（人文主義）。
15世紀，西方世界開始覺醒並重視長期以來被忽視的古典文明遺產。一百年前，意大利詩人但丁、薄伽丘（1375年去世）和彼特拉克（1374年去世）已經培養了對古典文化的興趣，並將母語作為寫作工具。勞倫提烏斯·瓦拉淨化了教會使用的粗俗的拉丁文，將西塞羅和昆提良的著作作為拉丁風格的範本。曼紐爾·赫裡索洛拉斯在意大利是第一個成為教授希臘語和文學的公共教師的希臘人。他的學生列奧納多斯·阿雷提諾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著作的譯者，在意大利激發了人們對於希臘研究的廣泛興趣。1438年及康斯坦丁堡陷落後（1453年），希臘學者逃往意大利，西方國家進入「哥特式的野蠻狀態」時，在東羅馬帝國被保存、欣賞和研究的藝術和文學財富，為西方樂於研究的學者所知曉。人文主義進入教廷和世俗宮廷，並進行傳播，甚至大學也受到它的影響。教皇自己也受到了新文化的影響。尼古拉斯五世（1447年~1455年）創建了梵蒂岡圖書館，尤利烏斯二世（1503年~1513年）重建了聖彼得教堂，據說列奧十世（1513年~1521年）研究古典文化比研究基督教神學更感興趣。對人類成就的興趣被激發起來，人的天賦不再被視為無足輕重或者可鄙的，人受到讚美，天才受到頌揚，那個時代的詩人、演說家和歷史學家獲得大量的榮譽。藝術和建築被賦予人性，表現否定世界、受難、死亡等精神的中世紀藝術為文藝復興的藝術讓路，後者表達了自然的生活樂趣。
參考書
K.Fischer，《近代哲學史》，第一卷，導論，第五、六兩章，1887年；H.Hoffding，《近代哲學史》，第一卷，第2版，1915年；W.H.Hudson，《文藝復興史》，1912年；《劍橋近代史》，第一卷；J.A.Symonds，《意大利的文藝復興》，七卷本，1900年；J.Burckhardt，《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兩卷本，S.G.C.Middlemore譯，1878年~1880年；W.H.Woodward，《文藝復興時期的教育研究》，1906年；H.O.Taylor，《16世紀的思想與表述》，1920年；F.Ueberweg，《哲學史大綱》，第12版，第三卷，1924年；A.Riekel，《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1923年；E.Cassirer，《文藝復興時期哲學中的個人和宇宙》，1927年；E.McCurdy，《列奧納多·達·芬奇的才智》，1928年；J.O.Riedl，《文藝復興哲學家一覽，1350年~1650年》，1940年；W.K.Ferguson，《歷史思想中的文藝復興》，19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