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描述了公元前五世紀末開始形成的哲學和倫理學情況。需要一個思想家將秩序引入到這一理智和道德混亂的時代之中，辨別真偽，區分本質和偶然，將人們引上正確之路，幫助他們在事物的正確聯繫中認識事物—需要一個中庸者在極端保守派和極端自由派之間保持平衡。蘇格拉底就是這樣一位思想家，他是思想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是一系列哲學家的理智鼻祖，他的觀點和理想統治了兩千年的西方文明史，並且對思想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
蘇格拉底於公元前469年出生於雅典，是一個窮人家庭的兒子，父親是一個雕刻家，母親是一個助產士。我們並不知道他是怎麼受的教育，但是他對知識的熱愛很明顯為他在這座文化城市的理智成長創造了機會。他繼承父業，但是很快感到「神諭要求他通過向別人提問檢查他自己」。他有一個習慣，在大街上、市場上和體育場同各種各樣的男人女人交談，談論各種話題：戰爭、政治、婚姻、友愛、愛情、家政、藝術和貿易、詩歌、宗教、科學，特別是道德問題。他熟悉人類的一切事情。生活和他的所有興趣都成為研究的主題，他只對世界的物理方面不感興趣。他敏銳而富有熱情，能夠很快發現證明中的錯誤，善於將談話引向問題的核心。雖然在性格上溫和有禮並且風趣幽默，他卻喜歡揭露其同時代的庸醫和騙子，用他的機智和邏輯來揭穿他們的真面目。
蘇格拉底在他的行為中示範了他所教導的美德：他是一個具有出色的自製、慷慨、高尚、節儉等品質的人，具有很大的忍耐力，需求極少。在七十年的一生中，他充分證明了自己在身體和道德方面以及在戰爭和履行自己正義義務的過程中所具有的勇氣。他在接受審判時表現出來的風度為人們提供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圖畫，描述了他在道德上高貴、堅定、始終如一的品質。他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沒有恐懼和喜好。他的去世像他活著時一樣壯麗，他對所有人都仁慈，不怨恨任何人。他受到自己城市的人民譴責，這一虛假的指控認為他宣揚無神論並腐化青年，他被判處死刑並喝下毒芹酒（公元前399年）。他自己遵守法律，並認為其他人也應當遵守，這表明了他對權威的尊重和對國家的忠誠。在他被判刑之後，朋友們為他安排了一個出逃計劃，他拒絕受益，因為他在他的一生中已經從法律中獲利，不能再在年老時對他的保護人不忠。
蘇格拉底相貌平平。他矮小而粗壯，眼睛模糊，塌鼻子；他大嘴厚唇，不修邊幅，笨拙而醜陋。他的外表像撒梯（森林之神）。在柏拉圖的《會飲篇》中，亞西比德將其與賽利納斯（年邁的森林之神）的半身像聯繫起來。但是當他開始講話，他的個人魅力和他的非凡談吐就會使人們忘記他的獨特相貌。
參考書
色諾芬，《回憶蘇格拉底》，在《色諾芬著作集》第三卷中，H.G.Dakyns譯，1890-97年；柏拉圖的《對話集》，特別是《普羅泰戈拉篇》《申辯篇》《克裡托篇》《斐多篇》《會飲篇》和《泰阿泰德篇》，Jowett譯，第3版，1892年；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第一卷，第六章；第十三卷，第四章），W.D.Ross譯；亞里士多德，《倫理學》，J.E.C.Welldon譯，1892年；E.Zeller，《蘇格拉底和他的蘇格拉底學派》，O.J.Raichel譯，1885年；J.T.Forbes，《蘇格拉底》，1905年；A.E.Taylor，《蘇格拉底的追隨者》，1911年；R.Cross，《蘇格拉底，這個人及其使命》，1914年；R.P.Millet，《蘇格拉底和近代思想》，1920年；F.M.Cornford，《蘇格拉底之前和之後》，1932年；G.Bastide，《蘇格拉底的歷史時刻》，1939年；A.E.Chaignet，《蘇格拉底生平》，1868年；A.Fouilee，《蘇格拉底哲學》，1873年；E.Pfleiderer，《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他們的學派》，1896年；M.M.Dawson，《蘇格拉底的倫理學》，1924年；A.K.Rogers，《蘇格拉底的問題》，1933年；A.D.Winspear和T.Silverberg，《蘇格拉底是誰》，1939年。
蘇格拉底是哲學史上獨一無二的人物。他沒有著作，但卻是一個真正的思想家，通過他的學生柏拉圖，蘇格拉底對西方哲學史的整個發展產生了不可計算的影響。柏拉圖的對話展示了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思想結合，將實際上由「真實的」歷史上的蘇格拉底提出的學說與柏拉圖的學說（蘇格拉底只是一個代言人）區分開來，這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羅素很恰當地指出：「對許多人，可以確定地說我們知之甚少，對其他人，可以確定地說我們知道很多。但是對於蘇格拉底，我們並不確定我們是知道很少還是知道很多。」[1]將歷史上的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理想化的蘇格拉底區分開來的獨立證據是非常不充分的。阿里斯托芬在《雲》中給了我們一幅蘇格拉底的漫畫，但是我們從中找不到與其哲學有關的東西。色諾芬在他的《回憶錄》中對蘇格拉底及其哲學做了一個同情的但是極為枯燥的敘述；他的冷靜而不誇張的陳述可以作為柏拉圖理想化的蘇格拉底的一個矯正。但是色諾芬是一個軍人，沒有特別的哲學思維能力，而且他的判斷在哲學問題上並不完全可信；羅素對色諾芬的評論是中肯的：「一個愚蠢的人對一個聰明人言語的報道永遠不可能是準確無誤的。……我寧願讓最刻薄的哲學家敵人來報道我，也不願讓一個對哲學無知的朋友來進行報道。」[2]為了重構蘇格拉底的哲學，我們必須單獨依賴柏拉圖的對話。針對哪些學說是蘇格拉底的，哪些是屬於柏拉圖的這一問題所做的決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猜測性的。少數解釋者走向極端，將實際的蘇格拉底減少到最低程度，只是視蘇格拉底的哲學為柏拉圖哲學的一個發展階段；其他人則走向相反的極端，將柏拉圖的形式或觀念理論歸於蘇格拉底。正確的觀點可能介於這兩個極端之間；我們無疑可以認為蘇格拉底在柏拉圖的對話中發明了概念分析和定義的哲學方法，並將這一方法應用到了倫理學概念的定義中。
第一節 蘇格拉底的問題
蘇格拉底最關心的是應對智者派的挑戰，這一挑戰破壞了知識，威脅到道德和國家的基礎。他認為哲學反思是完成這一任務最適宜和具有實踐性的方法，因為如果懷疑論是時代的最終結論，那麼我們就沒有希望逃脫流行人生觀中的虛無主義結論。他很清楚地看到盛行的倫理和政治謬誤源於對真理意義的誤解，而知識問題是整個狀況的關鍵。懷有這一信念，對人類理性有能力解決時代的實踐困難充滿信心，他承擔了這一使命。蘇格拉底給自己設定的目標並不是要構建一個哲學體系，而是要激發起人們對真理和美德的熱愛，幫助他們正確思考，以便他們能夠正確地生活。他的目的是實踐的而非思辨的；他對獲取知識的正確方法而不是對這一方法的理論或方法論感興趣。他根本沒有提出任何理論，而是實踐了一種方法，按照這一方法生活，並以身作則地教導其他人遵守這一方法。
在蘇格拉底看來，為了達到真理，我們不能輕易相信進入我們頭腦中的每一個偶然觀點。混亂、模糊和空洞的思想充斥著我們的頭腦；我們有許多尚未充分理解的觀點，甚至從未檢查過這些觀點，我們基於信念而接受了大量偏見，而並不理解這些偏見的含義；我們做出大量任意的斷言，而並沒有為其提供辯護。事實上，我們根本沒有真正的知識，沒有真正的信仰；我們將理智的大廈建立在沙土上，除非我們重建大廈的根基，否則整個大廈就會坍塌。我們最迫切的任務就是使我們的觀念明晰，理解術語的真正含義，正確定義我們所使用的概念，準確地知道我們正在談論什麼。然後，我們還應當為我們的觀點提供理由，證明我們的論斷，要思考而不是去猜測，用事實來證實我們的理論，並進行相應的修改和糾正。智者認為沒有真理，我們不可能獲得知識；人們彼此之間存在差異，一種觀點反對另外一種觀點，一種觀點和另外的觀點一樣好。蘇格拉底說，這是一個危險的錯誤。思想存在著多樣性，這是真的；但是我們有義務去發現是否不同的觀點後面不會有根本的一致，所有觀點都基於某個共同的基礎，所有觀點都能夠贊同某個原則。發展這樣的普遍判斷就是蘇格拉底在討論中所使用的方法。這一方法就是巧妙地反覆詰問。對正在討論的題目，他裝作和其他人一樣所知甚少；實際上，他經常自稱知道的少於其他人（蘇格拉底式的諷刺）。但是人們很快就感覺他是掌控局勢的大師，他正在使他們自相矛盾，一直在巧妙地將他們的思考引導進他的思路中。他的一個聽眾抱怨道，「你總是習慣於問那些你已經完全知道其意義的大部分問題。」在一個人眼前，爭論者混亂模糊的概念逐漸成型，越來越清晰而明確，最後非常醒目，像美麗的雕塑。蘇格拉底學到了雕刻藝術的精髓。
第二節 蘇格拉底的方法
在討論一個題目時，蘇格拉底通常從他的同伴的那些普通而倉促形成的觀點開始。他用取自日常生活的實例來檢驗這些觀點，在有必要時就指出這些觀點沒有充分根據，需要進行修改和糾正。他通過提出相關實例，幫助人們參加到對話中，使他們自己形成正確的觀點，直到逐步發現真理才算滿意。色諾芬舉的一個著名例子將蘇格拉底的方法所具有的本質特徵清晰地展現出來。在這個例子中，通過富有技巧的提問，蘇格拉底使一個叫歐提德莫斯的年輕人承認他懷有雄心，想成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蘇格拉底之後向他建議，為了實現他的雄心壯志，他必定自然地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正直的人。這個年輕人認為他已經是這樣的人了。
蘇格拉底說，但是必定存在某些行為，它們是正義的適當結果，正如某些行為是功能和技巧的適當結果一樣。沒有問題。那麼你當然可以告訴我們那些行為及其結果是什麼。當然我能，我也能夠說出不正義的行為及其結果。非常好；那麼假設我們寫下相反的兩欄：作為正義結果的行為和作為不正義結果的行為。歐提德莫斯說，我同意。好，那麼虛偽怎麼樣？虛偽應該被放在那一欄？當然放在不正義一欄。那麼欺騙呢？在同一欄。盜竊呢？也是在不正義一欄。奴役呢？還是在不正義一欄。這些行為都不能放到正義一欄嗎？從未聽說過可以將其放在正義一欄。蘇格拉底說，好吧，假設一位將軍必須處理某個對其國家犯了極大錯誤的敵人；如果他征服並奴役這個敵人，這樣做錯了嗎？當然沒有。如果他拿走這個敵人的財物或者用策略欺騙他，這些行為怎麼樣？那樣做當然完全正確。但是我想你是在談論欺騙或者虐待朋友。那麼，在某些情形中，我們必須將同樣的行為放在兩欄上嗎？我認為是這樣的。
好吧，現在假設我們將討論限定在朋友上面。設想一個將軍所帶的軍隊士氣低落，組織混亂。假設他告訴士兵們預備隊即將到來，欺騙他們接受這一信念，使他們擺脫沮喪，並贏得了勝利。這個欺騙朋友的例子怎麼樣？我想我們不得不將這一行為放到正義一欄中。再假設一個小孩需要藥物，但是又不肯吃，他的父親欺騙他，使他相信藥是好東西並吃了藥，從而救了他一命。這一欺騙行為怎麼樣？這一行為也必須放到正義一欄中。或者假設你發現一個朋友極度瘋狂中，你偷走他的劍以免他自殺。對於這一偷竊行為你認為如何？這一行為也必須放到正義一欄中。但是我記得你說過朋友不能盜竊是吧？好吧，如果你願意，我願意收回剛才的觀點。非常好。但是現在我要問你另外一個問題。你是認為一個自願違反正義的人不正義，還是不自願違反正義的人更為不正義？蘇格拉底，說實話我對自己的回答已經喪失了信心，因為整個事情已經與我之前認為的完全相反。[3]
這樣，蘇格拉底通過歸納過程逐步引申出定義來。在例子的幫助下，先形成一個暫時性的定義；通過其他的例子來檢驗這個定義，對定義進行拓展或者限制，最後得到一個令人滿意的定義。這就是後來弗蘭西斯·培根所稱的「否定例證」，這些例子同傳統的定義提供的例子相反，在歸納定義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歸納定義的目標是要找出被定義對象的本質特徵，獲得清晰而明確的觀念或者概念。有時蘇格拉底還通過追溯最初的原則來檢驗所提出的陳述，根據被認為是正確的基本定義來評論這些陳述。這裡的方法是演繹的。例如，你說這個人與那個人相比是一個好公民。但是你的斷言只是一個主觀的觀點，沒有任何價值，除非你根據可接受的定義給予你的觀點以理由。你所討論的這個人是否是一個好公民，這一問題只有當你知道一個好公民的含義並準確界定你的術語後，才能得到解決。
無論何時，當任何人在任何一點上同某個人相矛盾，後者說話不明確，或者毫無證據地斷言，他所提及的某個人（與蘇格拉底提到的其他某個人相比）在公共事務上更加聰明或更好，或者具有更大的勇氣，或者在某些方面更優秀，他就會以如下某種方式使整個論證回到基本命題上：你是說你所推薦的這個人比我推薦的人更是一個好公民嗎？我確實這樣認為。為什麼我們不首先考慮一下，一個好公民的義務是什麼？讓我們來這樣做。那麼他不是在管理公共錢財從而使國家更富有這一點上更為優秀嗎？毫無疑問。他不是在戰爭中更善於戰勝敵人嗎？那當然。他不是在外交事務中更善於將敵人變為朋友嗎？肯定如此。他不是更善於讓人民停止紛爭、團結一致嗎？我認為是這樣。當這一討論返回到最初原則上，對那些反對他的人來說，真理就變得很明顯了。
當他檢查論證中的任何主題時，就提出其真理性以及廣為承認的命題，認為這樣就為他的推理提供了一個確定的基礎。因此當他講話時，就我所認為的人來說，他最容易說服他的聽眾贊同他的論證；他曾經說過，荷馬之所以將無可置疑的演說家這一名號送給尤利西斯，是因為他能夠根據所有人都接受的觀點來形成自己的推理。[4]
因此，知識畢竟是可能的，但前提是我們要遵循合理的方法；我們必須正確定義我們的術語，必須將我們的推理返回到基本原則上。知識和一般、典型有關，和特殊、偶然無關。智者沒有理解這一點，而蘇格拉底糾正了他們。但是他在一個很重要的方面贊同智者派：他同智者持有相同的信念，認為宇宙論和形而上學的思考毫無用處。「事實上，同其他人相比，他堅決反對討論諸如宇宙的性質這樣的高深問題；宇宙（如學者所表述的那樣）如何形成，或者是什麼力量產生了天體現象。他認為，用這樣的問題來勞神費力，這是在干蠢事。」他的興趣是倫理和實踐上的，他看不出宇宙論和形而上學的思考會有什麼結果。
他說，研究人類知識的學者，希望他自己的研究能夠如他所願的那樣，對自己或者他人有益。當這些探索上天運轉的人發現是什麼促成各種自然現象發生時，他們希望隨意產生風、水以及富饒的季節嗎？他們想要操縱這些以及類似者來滿足他們的需要嗎？……他自己從來沒有厭倦討論與人有關的問題。什麼是虔誠？什麼是美？什麼是醜？什麼是高尚？什麼是卑鄙？正義和不正義是什麼意思？清醒和狂熱、勇敢和膽怯是什麼意思？國家是什麼？政治家是什麼？什麼是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什麼是占統治地位的人物？他還研究了類似問題，掌握了關於這些問題的知識的人是高貴的，而缺少這些知識的人則可以被理所當然地視為奴隸。[5]
在強調蘇格拉底的方法時，我們必須記住，蘇格拉底並不是方法論學者；他自己並沒有明確表述他的哲學研究方法—亞里士多德是第一個為自己設置方法論任務的哲學家。但是蘇格拉底的確將一種方法應用到實踐中，而他自己的思考非常好地詮釋了一個哲學程序的模式，很難相信他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個模式的特徵和它的主要步驟。蘇格拉底所使用的這個方法在他的哲學分析中具有五個很容易辨別的特徵：
（1）這一方法是懷疑論的：該方法開始於蘇格拉底針對所討論問題的真理的真正或自稱的無知。這就是蘇格拉底式的諷刺，被他的某些聽眾認為是不真誠的做作，但是這一諷刺無疑表明了蘇格拉底的真正有才華的謙虛。蘇格拉底和智者派共同分享了懷疑論，他對懷疑論的採納表明他很可能受到智者派的影響。但是智者的懷疑論是明確的和決定性的，而蘇格拉底的懷疑論則是嘗試性和暫時性的；蘇格拉底的懷疑和假定的無知就像笛卡爾的最初懷疑一樣，是追求知識不可缺少的第一步。（2）這一方法是談話式的；它使用的對話不僅是一種辯證策略，而且是發現真理的一個技巧。蘇格拉底堅信，儘管人們持有各種不同觀點，但是存在著人們都能夠贊同的真理，基於這一信念，蘇格拉底通過討論或者問答讓真理呈現出來。由團體中的某個成員提出一個流行的或倉促形成的概念，或者從詩歌或其他傳統資源中提出這樣的概念，從這一概念開始，蘇格拉底讓其經受激烈的批評，由此形成一個更加充分的概念。他的方法在這方面經常被描述為助產士方法；這一方法是理智的助產士的藝術，催生了其他人的觀點。（3）這一方法是與概念的或者定義有關的，因為它將知識的目標設置為獲得諸如正義、虔誠、智慧、勇氣等倫理學概念的正確定義。蘇格拉底不明言地假定真理包含在正確的定義中—這一假定絕不是合理的；準確的定義對於知識來說無疑不可缺少，但是僅憑定義自身不可能構成知識。（4）蘇格拉底的方法是經驗的或者歸納的，因為他是依據具體事例來對別人提出的定義進行批評；蘇格拉底通過訴諸於常識經驗或者一般習俗來檢驗定義。但是（5）這一方法也是演繹的，因為該方法是通過引出某一定義的含義，推演它的結果來檢驗這一定義。蘇格拉底的定義性方法對哲學探究的邏輯是一個真正的貢獻：它導致了柏拉圖的辨證方法的產生，對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產生了相當重要的影響。[6]
第三節 蘇格拉底的倫理學
蘇格拉底對知識的信念，對清晰而理由充分的思考的信念是強烈的—這一信念如此強烈，以至於他認為知識可以解決人類的所有問題。他將自己的方法應用到所有人類問題上，特別是道德問題，並試圖為行為找到理性的依據。我們已經看到，激進的思想家將他們所處時代的倫理觀念和實踐僅僅視為習俗；畢竟強權意味著公理。保守者認為習俗是不言自明的：行為準則不是一個人能夠推理出來的；準則必須得到遵守。蘇格拉底力圖理解道德的意義，發現正確和錯誤的理性原則，憑借這一原則來解決道德問題。在他的腦海中最重要的問題是我應當如何安排我的生活？理性的生活方式是什麼？一個理性存在者，一個人應當如何行動？智者認為人是萬物的尺度，凡是讓我（具體的我）滿意的，就是正確的；不存在普遍的善。智者的這一觀點不可能是正確的。事情不止如此；必定存在著某個原則、標準或者善，所有的理性動物在仔細思考後都承認和接受這一原則、標準或者善。那麼什麼是善，什麼是最高的善，所有事物都為了這一最高的善而善的？
蘇格拉底這樣回答：知識就是最高的善。蘇格拉底倫理學的中心觀點包含在這一公式中：「知識即美德。」正確的思考對於正確的行動來說是根本的。一個人要掌舵或者治理國家，就必須具有關於船的構造和功能的知識，或者關於國家的性質和目的的知識。類似地，除非一個人知道什麼是美德，知道自製、勇氣、正義和虔誠的含義以及其對立面，否則他就不可能是有美德的；而他知道了什麼是美德，就會成為有美德的人。知識既是美德的必要條件，也是充分條件：沒有知識，也不可能有美德，擁有知識也就確保了有美德的行動。「無人自願為惡或者不自願地為善。」「沒有人自願追求邪惡的東西或者他認為是邪惡的東西。寧願為惡而不願為善，這不是人的本性；當一個人被迫在兩個惡之間選擇時，沒有人會在可以選擇較小惡的情況下選擇較大的惡。」有人反駁道：「我們看見了好的並且贊同它，但是卻去追求惡。」蘇格拉底否認我們能在知道真的善的情況下，卻去追求惡。在他看來，關於正確和錯誤的知識並不只是理論上的觀點，而且是一個堅定的實踐上的信念；不僅是一個理智問題，而且是一個意志問題。
蘇格拉底從他對知識和美德的同一這一觀點中推出許多其他結論來。既然美德是知識，由此可知，美德是一：知識是一個統一體，一個真理的有組織的體系，因此各種美德只是美德的許多不同形式。而且，美德不僅是善自身，它也對人有利。所有高尚和對人有用的行為傾向會使生活無痛苦而且快樂；因此高尚的行為也是有用的和善的。美德和真正的幸福是同一的；沒有人能在缺少節制、勇敢、明智和正義的美德的情形下幸福。
在《申辯篇》中，蘇格拉底說，我勸你們所有人，年老的和年輕的，不要考慮你們個人或者財產，首先最重要的是關心靈魂的進步。我告訴你們，美德並不是通過錢財而獲得的，而是美德帶來了錢財和所有其他人類的善，公共的和私人的。
他在受審時說的最後的話是：
我仍然對他們（我的宣判者和告發者）有事相求。當我的孩子長大，如果他們關心財富或者任何東西，而不是美德，或者如果他們自稱具有美德，實際上卻一無是處，我將請求你們，我的朋友們，要懲罰他們，像我使你們感到不安一樣使他們感到不安。如果他們不關心他們應當關心的事情，在沒有取得成就時卻認為自己了不起，請像我責難你們一樣來責難他們。如果你們這樣做了，我和我的兒子們都會認為你們做了正義的事情。
第四節 蘇格拉底學派
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蘇格拉底沒有建立一個形而上學體系，也沒有提出一個知識或行為理論。他的學生們仍然需要在這位大師奠定的基礎上建立這一理論。有的學生將通過他的方法而提出的邏輯問題作為自己的研究主題，其他人則將他們的注意力轉向暗含在他的倫理學方法中的問題，試圖建立倫理學理論。由歐幾里德（公元前450年~前374年）創立的麥加拉學派將蘇格拉底「美德是知識」的學說和埃利亞學派「存在是一」的學說結合起來：善的概念構成了事物的永恆本質；任何其他東西—物質、運動或者變化的感覺世界—都不是真正的存在。因此，只存在一個美德，因此外在的善不可能有美德。歐幾里德的後繼者們誇大了他的學說中辯證法的一面，沿著芝諾、埃利亞學派和智者派的傳統，熱衷於各種細微和瑣碎的爭論（詭辯）。
蘇格拉底的倫理學有很多方面，其不同部分之間經常彼此衝突。每個衝突的方面都被他的追隨者誇大。有兩個重要的倫理學派，每個學派都以蘇格拉底某一時期的學說為依據。這兩個學派分別是由亞里斯提布斯（約生於公元前435年）在昔勒尼建立的昔勒尼學派和由安提斯泰尼（死於公元前366年）在雅典的賽諾薩吉斯運動場建立的犬儒學派。昔勒尼學派採納了蘇格拉底對快樂的熱烈描述和滿足源於理智追求的觀點。對他們來說，至善或者最高的善意味著獲得最大數量的快樂和避免痛苦。昔勒尼學派的學說是一種單純的量上的享樂主義：這一學說並沒有區分較高級的快樂和較低級的快樂，而是追求的這些快樂都是最強烈的，無論是肉體上還是精神上的快樂。樸素的享樂主義自身包含著悲觀主義的萌芽：讓快樂在量上超過痛苦，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對快樂的排他性追求導致了厭世和痛苦。這一學派的悲觀主義者海格西亞斯認為達到一種無痛苦狀態的人是幸運的；對大多數來說，人生就是痛苦壓倒快樂。在這些情境下，自殺就成為唯一的出路，這樣他就成為「自殺的倡導者」。
犬儒學派誇大了蘇格拉底的學說，認為與知識同一的美德是因為其自身的原因而有價值，而與任何快樂形式的報償無關。因此一個人有義務成為有美德的人，併力求獨立於所有欲求。強調獨立和不受欲求的限制，這是對蘇格拉底所奉行的品格的讚揚—他的人格獨立性和和對其他人的觀點保持中立。美德和義務的倫理學導致其倡導者採取極端的訓練、約束、克制並不受財產影響—換句話說，就是禁慾。這一學說還導致了其倡導者拒絕文明的不自然，而倡導回到自然狀態中。錫諾普的第歐根尼是犬儒學派激進一面的實踐上的擁護者。
這兩個蘇格拉底倫理學派儘管存在著彼此反對的地方，但是他們的學說有一個共同的重要因素。他們都尋求對個人的拯救，一個在快樂中尋求，另一個在對快樂的放棄中尋求。這兩個學派在後期希臘哲學中發揮了同樣的影響：昔勒尼學派關於快樂是最高的善的學說被伊壁鳩魯接受並加以修正，而犬儒學派拒絕快樂並提倡為了美德自身而有美德的學說則由斯多葛學派加以發展。[7]
參考書
G.Grote，《柏拉圖和蘇格拉底的其他同伴》，四卷本，1888年；J.Watson，《從阿里斯提普斯到斯賓塞的享樂主義理論》，1895年；P.E.Moore，《希臘哲學》，第一章，1923年。
[1] 《西方哲學史》，第82頁。
[2] 同上，第83頁。
[3] 色諾芬，《回憶蘇格拉底》，第四卷，第二章，Marshall譯，《希臘哲學》。
[4] 色諾芬，同上，第四卷，第六章，第十二節，Woston譯，伯恩圖書館版本。
[5] 色諾芬，同上，第四卷，第一章，第十二節及其後，Dakyns譯；也可參見第四卷，第七章。
[6] 這一方法的一個啟發性描述由文德爾班在他的《西方哲學史》中給出，參見第96頁及其後，羅素在自己的《西方哲學史》中對這一描述的價值及局限做出了評價，參見第92頁及其後。
[7] 參見D. R. Dudley，《犬儒主義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