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智者時期
第一節 思想的進步
自從神統系譜學和宇宙進化論時期以來，哲學有了巨大的進步。在哲學的影響下，舊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發生了深刻變化。這一變化的程度通過充滿神祇和玄奧的神話形式的樸素理論和原子論者的機械論之間的對比得到了清晰的展現。但是自由探究的精神並沒有被限制在哲學家的各個學派中，而是不可避免地滲透到了思想的其他領域。新的觀念逐漸取代了舊的觀念。我們在埃斯庫羅斯（公元前525年~前456年）、索福克裡斯（公元前496年~前405年）和歐裡庇得斯（公元前480年~前406年）的戲劇詩歌中可以注意到這種變化；他們的人生觀和宗教觀通過批評和反思得到了深化和拓展。我們在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這一變化：以前很容易被接受的傳說故事和迷信受到了質疑，希羅多德（生於公元前480年）為歷史的批判性研究開闢了道路，修昔底德（生於公元前471年）是這一研究的最為優秀、經典的代表。在醫學方面，舊的荒唐思想和實踐被行會領導所摒棄；人們感覺需要關於自然和人的知識，哲學家（他們有許多人就是醫生）的物理理論被應用到治療技術上。希波克拉底的名字成為希臘在引領醫學的科學研究上取得進步的一個里程碑。醫生的探索通過展現觀察和經驗的重要性，對於哲學研究也具有重大價值。[1]
我們現在來到了在希臘思想史上重要思想體系的構建處於暫時停滯的時期。有些思想家只是在繼續發展現存學派的學說，其他人則採取折中的態度，試圖將早期哲學家的學說和後期大師們的思想結合起來；有些人將他們的注意力轉向醫學學派所從事的自然科學探究，其他人則對形成法律、道德和政治基礎的人文學科感興趣。人們的研究熱情非常濃厚，並擴展到所有類別的問題上，這些問題涉及國家的起源和目的，行為、宗教、藝術和教育的原則。人們寫出了大量高度專門化的手冊；為每一種人類活動形式都制定了規則，從食物的烹調一直到藝術品的創作，從散步到進行戰爭。在所有這些努力中，哲學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作為希臘哲學開端時期特徵的獨立的反思和批評精神湧入研究的每一個領域，並且為思辨思想的另一個重大時期作了準備。但是人類的心靈不得不走許多彎路，並在到達頂峰之前迷失在許多死胡同中。我們將嘗試描述公元前5世紀後期哲學的命運，這個時期對於希臘歷史和一般的人類文明具有重大的意義。
第二節 希臘的啟蒙時期
我們已經注意到，在希臘人的政治、道德、宗教和哲學發展中，有一個日漸增長的朝著自由和個人主義發展的傾向。對生活和人類制度的批判性態度在他們的早期詩歌中已經顯示出來，這一態度在荷馬的著作中還表現微弱，而在赫西俄德和公元前六七世紀的詩歌中則逐漸明顯。這些人反省他們所處時代的風俗習慣，社會政治制度，宗教觀念和實踐，神的起源、本性和行為。他們發展了更加純粹的神的概念，並且在他們的神統系譜學和宇宙進化論中為即將到來的哲學開闢了道路。在公元前6世紀的哲學中，獨立思考的傾向幾乎發展成熟。在這個世紀和公元前5世紀前半葉，自然科學和自然哲學大行其道；人們由對心靈的探究轉向對外在世界的物理事物的探究。人們努力理解宇宙的意義；提出一個又一個體系來解決宇宙之謎。人們的主要興趣對象是世界和它的運轉方式；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取決於形而上學所達到的結論。
公元前5世紀，希臘人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經驗非常有利於表徵其哲學家特性的啟蒙精神的發展。波斯戰爭（公元前500年~前449年）使得雅典成為海上的霸主和世界強國，以及希臘的商業、文化和藝術中心。詩人、藝術家、教師和哲學家進入雅典，為雅典的富有公民提供服務並指導他們；重要的建築和雕塑裝飾這座城市，劇院裡迴響著自足的人們的掌聲。當我們回想起公元前5世紀後半葉居住在這座城市中的傑出的人—伯利克裡、阿那克薩戈拉、修昔底德、菲迪亞斯、索福克裡斯、歐裡庇得斯、阿里斯托芬、希波克拉底和蘇格拉底—我們就可以充分理解伯利克裡在一篇著名的悼詞中所自豪宣佈的：雅典是希臘的學校。
巨大的經濟進步和由事物的新秩序培育的民主制度的建立，進一步推動了獨立思考和行動，隨之而來的是對權力和對帶來權力的事物的欲求：財富、名聲、文化、效率和成功。傳統的宗教、道德、政治、哲學、科學和藝術觀點受到了批評。舊的基礎受到檢查，並在許多方面被推翻。否定的精神在這個國家廣泛傳播。學習新的研究學科的要求日益增長。公共生活提供了一個極好的領域來勸說人們，使他們信服，修辭、演說和論辯藝術的培養成為實踐上的需要。
我們所表述的這個時代是一個啟蒙的時代，和近代18世紀的啟蒙運動非常相似。這個時代所產生的新的精神態度必然會鼓勵個人主義的滋長。個人開始擺脫群體中的權威，為自己而創新，不依賴舊的傳統而思考自己的觀點並找出自己的解決方案。雖然思想的這一批判性態度對希臘文化的發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貢獻，但是在某些地方採用了誇張的形式，在詭辯和吹毛求疵中達到頂峰；在其他方面，它傾向於發展成為理智和倫理的主觀主義和相對主義：我恰巧認為是真的，就是真的；我恰巧相信是正確的，就是正確的。一個人的觀點和另外一個人的觀點一樣好，一個人的行為方式和另外一個人的行為方式一樣好。並不奇怪，在這樣的環境下，沒有人的觀點應當受到高度尊重，懷疑論應當在這一理論領域興盛，自我利益的準則應當在實踐領域宣傳。一個摘自修昔底德著作的經常為人們引用的段落，雖然可能有些誇張，但或多或少反映了這一新運動的墮落狀況：「隨意顛倒文字的通常意義；將最為魯莽的有勇無謀之徒視為最值得交往的朋友；將謹慎中庸之人稱為懦夫；將聽從理性的人視為毫無用處的傻瓜。人們得到的信任同他們的暴力和不擇手段成比例，沒有人像成功的陰謀家那樣廣受歡迎，除非有人足夠聰明，能夠從事陰謀家的職業而又勝過他，任何試圖真誠地消除這些背信棄義的原因的人會被認為背叛了他的黨派。至於誓言，沒有人認為他們應當信守片刻；如果你已經讓你的敵人相信你的話，從而設法抓住他，那麼消滅他事實上是一種額外的快樂。」[2]
阿里斯托芬在他的戲劇中也向我們展示了新文明的醜惡一面。貝恩指出，在阿里斯托芬看來，「古代的風紀最後變得非常隨意。富人懶散而奢侈；窮人違抗命令，年輕人對他們的長輩越來越傲慢無禮，宗教受到嘲笑，所有的階層都受到賺錢這一共同慾望的驅使，並將錢花在感官享樂上面。」[3]
這就是這幅自由思想、個人主義和追求財富的時代產物的圖景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我們看到保守的人，他們是過去美好時代的代表，反對新思想和新教育，但對新的美德，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新的惡習，因為對知識的追求在他們看來似乎導致了「非宗教和非道德，使年輕人完全不同於他們的先人，在某種程度上同隨意交友和過放蕩生活相聯繫」。[4]
第三節 智者派
智者派是新運動的代表。智者一詞最初意指一個有智慧、具有熟練技巧的人，但是在我們所描述的時代，這個詞開始被用到職業教師身上，他們遊歷四方，通過在思考和說話的藝術方面提供指導而賺錢，為年輕人從事政治作準備。但是智者這個名稱逐漸變成一個譴責用語，部分是因為智者收費，部分是因為某些晚期的智者的激進主義，玷污了智者的傳統意義。智者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於他們所選擇的事業。根據柏拉圖的表述，普羅泰戈拉對一個年輕人說：「如果你跟我學習，你回去的那一天將比你來時變得更好。」當蘇格拉底問他將如何做到這一點時，普羅泰戈拉回答道：「如果他到我這裡來，他將學到他想要的東西。這就是在私人和公共事務中保持謹慎；他將學到以最好的方式處理家務，他將能夠在國家事務中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國家最大利益。」為了使自己適合某一職業，年輕人有必要在論辯、語法、修辭和演說方面完善自己。智者們出於嚴格的實用目的來研究這樣的問題，但是他們不經意間開闢了理論研究的新領域。他們還將注意力轉向道德和政治問題，因此極大地推動了對倫理學和國家學說的系統、全面的討論。時代道德熱情日漸衰退，並被不惜代價追求成功的慾望所取代，某些晚期的智者急於使他們的學生有所成就，往往會走極端。他們施教的目標就變成教育他們的學生如何通過正當或者卑鄙的手段戰勝他們的對手，使較壞的看上去成為較好的，用各種邏輯謬誤使對手感到困惑—實際上，「詭辯」和「詭辯術」這兩個術語就是作為這樣的錯誤推理的名稱—使其對手荒唐可笑。
認識論
智者的時代首先並不是一個道德和宗教改革的時代—這是一個錯誤的觀點，這個觀點誇大了智者時代同18世紀的啟蒙時代之間的相似性。相反，詭辯最初是為了反對自然哲學家和宇宙論者自相矛盾的結論。[5]智者的注意力集中在由希臘自然哲學家的各種觀點引起的知識問題上；智者們提供的結論是：他們的前輩沒有達成一致意見，是因為人類思維能力的局限性，人類的思維能力不能夠解決宇宙論者所提出的問題。換句話說，在很大程度上由哲學培育的時代的批判精神開始影響哲學自身，並引起了對形而上學思辨的暫時輕視。哲學在不確定中權衡自己，發現自己有所不足；哲學開始進行自我批評。人們認為，在實在的實質是什麼這一問題上，沒有兩個哲學家的回答能夠達成一致。一個人認為是水，另外的人則認為是氣、火或者土，還有人認為是所有這些東西；一個人宣稱變化是不可能的，另外的人則認為沒有什麼事物不變化。如果不存在變化，就不可能有知識：我們不能說什麼事物具有什麼性質，因為一如何能夠變成多？如果萬物都是變化的，也不可能存在知識，因為沒有事物持續不變，我們如何能夠說什麼事物具有什麼性質。如果我們知道事物只是在影響我們的感官這個程度上而言像某些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那麼我們也不可能有知識，因為那樣我們就無法理解事物的性質。所有這些觀點的結論就是我們不可能解決宇宙之謎。智者們逐漸知曉這一事實，即人類的心靈是獲取知識這個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智者以前的思想家都認為人類理性的能力能夠獲取真理；儘管具有批判的敏銳，但他們卻忘記批判理智自身。智者將目光轉向認知的主體，並斷定知識依賴於具體的認知者，在一個人看來是真的東西，對他而言就是真的，不存在客觀真理，而只存在主觀的意見。「人是萬物的尺度。」普羅泰戈拉這樣教導人們。普羅泰戈拉的相對主義學說是對哲學家們—特別是巴門尼德和芝諾—自相矛盾的結論的否定，他贊同關於個人的常識判斷。在普羅泰戈拉的準則中，「人」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人，而是指個人。個人在知識問題上是他自己的法則。個人觀點經常彼此反對，按照這一準則，所有的個人觀點都是真的：「沒有什麼東西是一個而不是另外一個。」兩個相反的陳述可以都是真的—每一個都與做出這一陳述的個人的性格相關。因此，智者的工作並不是要證明真理，而是要說服人們接受兩個相互反對的陳述中的一個，而不是另外一個。即使普羅泰戈拉堅持認為兩個相互矛盾的陳述都可以是真的，他也承認一個可能比另外一個「更好」—他可能是指一個比另外一個更加正常或者自然：正常眼睛的視覺比生黃疸病的眼睛更為可信。通過訴諸於正常事物，普羅泰戈拉在否定了所有的標準之後，又恢復了一個關於真理的標準。[6]
但是普羅泰戈拉通過斷言所有的觀點都是真的，解決了由這些觀點的衝突所產生的問題—雖然有些觀點比另外一些更為正常—高爾吉亞則採取了極端的觀點，認為所有的觀點都是不真的。在他的名為《論自然和非存在》的著作中，他通過三個陳述提出了一種完全消極的哲學：（1）不存在任何事物；（2）即使有某物存在，我們也不可能知道它；（3）即使事物存在並且我們能夠知道它，我們也不可能將這一知識傳達給別人。智者的認識論絕大部分是消極的和懷疑的，但至少就它的某些擁護者而言，這一理論也具有其積極的一面。智者所使用的辨證論證，雖然是智者用來反駁其對手，不是用來建立真的知識的，但這些論證以其清晰和獨創性為柏拉圖的辯證法和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鋪平了道路。智者的另外一個積極貢獻在於承認知識的實用性一面。他們極力主張，絕對的理論真理是不可能達到的，但是個人獲得的相對知識對日常生活中的行為具有實踐意義。在他們強調與個人有關的真理所具有的應用性和可行性上，智者提出的觀點在近些年已經以實用主義的名稱得到復興。
倫理學
表徵智者認識論特點的主觀主義和相對主義也出現在他們的倫理觀點中。理論上的懷疑論到倫理學上的懷疑論並不遙遠，人們將自己作為行為的準則。如果知識是不可能的，那麼關於正確和錯誤的知識也是不可能的，不存在普遍的正確和錯誤，良知完全是一個主觀的事情。智者的倫理學證明與認識論的證明相類似：正如自然哲學家相互衝突的宇宙論假設使得智者質疑理論知識的可能性，不同民族的風俗、道德和傳統的不同也使他們質疑任何絕對客觀的行為和社會活動準則的正當性。這些極端的倫理學結論並不是由早期的智者，像普羅泰戈拉（約生於公元前490年）和高爾吉亞提出來的。普羅泰戈拉的社會和政治哲學既不激進，也不具備變革性；不可否認，他認為所有已建立的制度，包括法律和道德，僅僅是依據習俗的，但是他同時也承認這些制度的必要性—換句話說，如果不存在任何社會和道德秩序，那麼，一定的法律和道德規則必須遵守。道德和社會習俗使得人類高於獸類，成為社會動物。高爾吉亞雖然在知識領域持有激進的懷疑論，但也分享了普羅泰戈拉的道德保守主義觀點。在道德和法律上更為消極的觀點盛行於年輕而激進的團體中，其成員包括波拉斯、特拉西馬庫斯、卡利克勒斯和歐提德莫斯等。他們是柏拉圖的《對話》中的發言人；但是即使他們也不接受一種完全的倫理虛無主義。因為對他們來說道德只是傳統；它代表了有權力要求團體成員遵守其要求的那些人的意志。道德規則與「自然」相反。智者在很大程度上要為「自然」和「習俗」之間的區分負責，這一區分在希臘思想的隨後發展中發揮了支配性作用。根據這一區分他們問：行為的道德標準和規則是基於事物的本性和構成方式，還是人類的習俗和任意約定的產物？智者認為後一種觀點是合理的。在某些智者看來，法律是由弱者和大多數人制定，以便限制強者、「最優秀者」，阻擋終極勝者得到他們應得的：因此法律違反了自然正義的原則。自然權利是更強者的權利。在其他智者看來，法律是一種階級立法；它們是由少數人、強者和特權者制定，以促進他們自身的利益。將法律施加到其他人身上，這有利於強者，使他可以更為有利地違反法律。智者的觀點是，法律和正義是依據習俗為促進群體利益而設，這一觀點的兩種形式在柏拉圖《對話》的如下引文中得到了表述。
在柏拉圖的對話《高爾吉亞篇》中，卡利克勒斯說，法律的制定者是作為弱者的大多數；他們從自己的角度出發，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定法律，做出讚揚或者譴責；他們恐嚇群體中能夠比他們做得更好的強者，以便強者無法超過他們；他們說不誠實是可恥和不正義的；他們用非正義一詞來指一個人想比他的鄰居得到更多；我覺得他們知道自己處於劣勢，因而熱衷平等。因此，想要比許多人佔有更多的奴隸通常被認為是可恥的和不正當的，被稱為不正義。但是自然本身卻指出，更加優秀者比較為低劣者得到更多，更有力者比較弱者得到更多，這是正義的；自然在許多方面表明，在人類中同在動物中一樣，實際上在全部城邦和族類中，正義就在於優秀者統治低劣者，並比低劣者得到更多。波斯王薛西斯入侵希臘，或者他的父親入侵塞西亞，是基於什麼樣的原則？（更不用說無數其他事例。）沒有，但是他們依據自然而行動；是的，他們依據上天的意旨，按照自然的法則而行動；或許並不是按照人為的法律，我們制定這些法律，強迫同時代人遵守，並從他們當中挑選出最優秀、最年輕的人來，像馴養幼師一樣馴養他們—用動聽的言辭來使他們高興，告訴他們必須滿足於平等，平等是光榮而公正的。但是如果有人具有足夠的力量，他會擺脫、突破這一切並從中逃脫出來；他會將我們所有的準則、符咒和所有與自然相對的法律都踩在腳下：奴隸會起來造反並通知我們，自然正義之光將照耀世界。
在《理想國》中，特拉西馬庫斯發展了同樣的主題，只不過重點不同：
公正的人同不公正的人相比總是失敗者。首先，在私人契約上：無論何時，只要不公正者與公正者合作，你就會發現當這種合作關係解除時，不公正的人總是得到更多，而公正的人總是所得較少。其次，在他們同國家的交往中：如果存在著所得稅，公正的人會繳得更多，而不公正的人在同樣收入的情況下繳得更少；當有所收益時，前者一無所獲而後者所得甚多。再來看一下他們在政府任職時會有什麼不同；公正的人會忽視自己的事情，可能還會遭受其他損失，除了任職收入外一無所獲，因為他是公正的。而且他還受到朋友和熟人的怨恨，因為他拒絕通過違法的方式滿足他們。但是所有這些在不公正的人那裡就完全相反。同前面一樣，我所說的不公正行為是大量的，這很明顯有利於不公正的人；如果我們來看一下不公正的最嚴重一類，罪犯是最快樂的人，受害者或者那些拒絕實行不公正行為的人處境最悲慘，那麼人們將會最清楚地理解我的意思—也就是說，暴君用欺騙和暴力掠奪其他人的財產，不是一點一點，而是整個地掠奪；不論是神聖的還是世俗的東西，私人還是公共財物，他都整個據為己有；如果他被發現只干了其中任何一件壞事，他都會因此而受懲罰，遭受巨大的恥辱—那些只做個別壞事的人被稱為神殿的盜竊者、綁架者、夜賊、騙子和慣偷。但是當一個人除了拿走市民的錢財，還將他們變成奴隸，他就不會以這些名稱而受指責，而被稱作是幸福和神聖的，不但市民們這樣認為，而且所有聽過這種極端不正義的人都會這樣認為。人們譴責不正義，是因為害怕他們成為不正義的受害者，而不是因為他們不願意做不正義的事情。因此，蘇格拉底，如我已經表明的，不正義如果有足夠大的規模，就比正義具有更多的力量、自由和統治權；正如我最初說的，正義是強者的利益，而不正義則是一個人自己的好處和利益。[7]
上述這段引文所表達的理論觀點並不完全是消極的和虛無主義的；在倫理學上，就像在理智領域一樣，許多智者傾向於發展一種積極的理論，這同他們佔支配地位的懷疑論相矛盾。說正義是強者的利益，當強者沒有考慮其他人而主張自己的權力時，正義就佔據上風，這並不是要否認倫理學的正義概念的全部意義。正義在倫理學領域像真理在理智領域一樣，具有實用的重要性。
智者的重要性
由於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不友善的批評，以及某些年輕的智者的虛無主義學說，智者運動的重要性在思想史上長時間被錯誤估計。只有從黑格爾和格羅特開始，人們才嘗試著給這些思想家一個較為公正的評價，他們的學說存在著好的和不好的一面。思考和批判對於哲學、宗教、道德、政治和人類努力的一切領域的合理思想都是不可缺少的。訴諸理性本身是值得稱讚的，但是缺點在於智者派沒能以一種建設性的方式使用理性這個工具。正如西塞羅所說，智者將哲學從天堂帶到了人間，將注意力從外在自然轉向人自身；對他們來說，對人類的恰當研究就是研究個人。但是他們沒有認識到人身上的普遍性元素；他們看到樹木而看不到森林，看到個人而沒有看到人類。智者派誇大了人類判斷中的差異性，而忽視了一致性；他們過分強調了感覺的虛幻。在強調人類知識和行為中的偶然性、主觀性和單純的個人因素時，智者派沒有公正地對待構成所有人接受的真理和原則中的客觀因素。
但是，他們對知識的批評使得人們有必要對知識問題做更加深入的研究。以前的思辨者樸素和獨斷地認為心靈能夠到達真理；在否認確定和普遍知識的可能性後，智者迫使哲學檢查思想過程自身，為認識論開闢了道路。他們使用了各種各樣的邏輯謬誤和詭辯，使得人們有必要研究思考的正確法則，這加速了邏輯學的誕生。
道德知識和實踐也是如此。求助於個體的良知是合理的；道德從單純盲目、愚鈍地遵從習俗提高到反思個人選擇的階段。但是當這一求助變成求助單純的主觀意見和私利時，就不恰當了。思想的獨立很容易蛻變為理智和道德上的混亂狀態；從個人主義蛻變為單純的自私。但是在這一領域，智者派也做出了貢獻：對正確和錯誤常識、公共和私人正義的激進批評，這使得人們有必要對倫理學和政治學進行進一步研究—這種研究很快就結出碩果。
整個智者運動的重要價值在於：它喚醒了思想，向哲學、宗教、習俗、道德和以其為基礎的制度提出了挑戰，要求用理性來為它們提供辯護。他們否定了知識的可能性，這使得知識有必要進行自我辯護：他們促使哲學尋求知識的標準。他們攻擊傳統道德，迫使道德為自己辯護，反對懷疑論和虛無主義。他們攻擊傳統的宗教信仰，迫使思想家認為有必要發展更為一致和純粹的神的觀念。他們批評國家和它的法律，這使得人們不可避免地要發展一種國家的哲學理論。他們迫使哲學家建立更為牢固的基礎，思考最重要的原則：什麼是知識？什麼是真理？什麼是正確，什麼是錯誤？神的真正概念是什麼？國家和人類制度的意義和目的是什麼？這些問題最終促使希臘思想家以新的視角重新考慮老問題，這一問題曾暫時表述不清，但是重要的文化不可能長期忽視這個問題：世界的本性是什麼，人在自然中具有什麼樣的位置？
參考書
G.Murray，《歐裡庇得斯和他的時代》，第2版，1946年；W.J.Oates和E.G.O』Niel編輯，《希臘戲劇全集》，兩卷本，1938年；F.R.B.Godolphin，《希臘歷史學家》，兩卷本，1942年；Hastings的《宗教和倫理學百科全書》中「智者派」和「普羅泰戈拉」詞條。
[1] 參見T.Gomperz，《希臘思想家》，第一卷。
[2]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三卷，第82頁。
[3] Benn，《希臘哲學家》，第一卷，第74頁。
[4] 同上，第93頁。
[5] 參見Burnet，《希臘哲學》第一部分，「從泰勒斯到柏拉圖」，第109頁。
[6]同上，第116頁。
[7] B. Jowett翻譯，《柏拉圖對話》中的「高爾吉亞篇」，第483頁及其後，「理想國」第343頁及其後（邊頁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