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很容易理解，隨著自身不斷發展，人類本來應該實現真正的民主（實際上人們並未實現真正的民主。那些古代奴隸制城邦也只解決了眾多最嚴重的問題中最基本的不公正問題）。在所有的政治制度中，民主實際上是最遠離自然的，它至少在政治意圖方面是唯一超越「封閉式社會」的政治制度。它賦予人類不可侵犯的權利。為了確保不受侵犯，這些權利要求所有的人絕對忠誠自己的義務。它因此把一種理想人物視為本質典範。這種理想人物既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他自己主動參與承擔絕對義務；他在承擔這些絕對義務時，表現得如此默契，以至於人們很難說是義務賦予他權利，還是權利強加給他義務。按照康德的說法，被賦予這種定義的公民既是法律的制定者，也是法律的約束對象。這裡，公民，也就是人民，總體上是享有崇高尊嚴的。這就是理論上的民主：它稱讚自由，要求平等；它通過不斷提醒這對姐妹不要忘記姐妹關係，通過把友愛提升到高於一切的地位，來調解兩者之間的關係。共和政體的格言表明，第三個術語，也就是友愛，可以調解兩位素不相識的人之間經常出現的矛盾。因此，友愛是調解人類關係的本質因素。由此可見，有了友愛這一本質因素，我們就可以說，民主的實質是給人類帶來福音，愛是它的動力源泉。
我們可以到盧梭的精神中尋找到民主的源頭，到康德的著作中尋找到民主的哲學原理；我們還可以在盧梭和康德那裡，找到民主的宗教基礎。我們知道，康德的思想主要得益於他的虔信主義，而盧梭的精神則主要得益於新教與天主教的相互作用。曾作為1791年法國《人權宣言》效仿樣板的美國《獨立宣言》（1776年），實際上喊出了清教徒心聲：「我們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被造物主賦予了不可被剝奪的權利。」民主的形式有時是模糊不清或難以界定的，由此也導致一些人對民主持反對意見。這些人對民主持反對意見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們對原初宗教的性質產生了誤解。當未來向著各種各樣的進步敞開大門時，尤其是當未來向各種新條件的創造敞開大門時，我們怎麼可能要求給出自由和平等的確切定義呢？在未來創造的各種新條件下，自由和民主可以實現的形式，今天可能是無法實現的，或許有些形式今天還只停留在概念層面上。
人們只能發現自由和民主形式的大致輪廓，其內涵將伴隨人與人之間友愛關係的加強而得到提升。正如這句拉丁文格言所說：「你若有愛，就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吧。」非民主的社會希望其民主形式的格言與民主社會是逐字對應的：「權威、等級、穩固。」這的確是民主的本質特徵。當然，這只能被認為是一種理想，或者為人類指明前進方向的路標。首先，這種民主精神為世界帶來了對既有社會秩序最強烈的反抗意識。人權宣言中的每一句話，都是對社會弊端的強烈挑戰。民主的主要目標是結束一切令人難以忍受的壓迫和折磨。愛彌爾·法格伊特（Emile Faguet）在向三級會議提交的備忘錄中，對勞苦大眾所遭受的苦難進行了詳細總結。他在自己的一部著作中曾經寫道，法國大革命爆發的直接原因不是為了要求自由和平等，而是因為「人民的生活已經到了即將被餓死的邊緣」。如果的確如此的話，我們就要解釋，為什麼在那一特定時刻，人們突然猛醒，不再繼續等待著被餓死了。同樣確定無疑的是，如果人們要說出法國大革命的真正目標的話，它就是徹底砸碎舊世界。
通常情況下，產生某種觀念的意圖與這種觀念之間的聯繫並不是非常明顯地表現出來。這就像箭頭所指向的方向和目標與箭頭之間要存在一定的距離一樣。民主的規則或格言首先被明確解釋為一種反抗意識，這一規則或格言也道出了民主的起源。人們發現，利用民主的規則或格言，可以非常方便地對社會不公進行反抗和拒斥，也可以非常方便地推翻落後的舊制度。但這些規則或格言很難對人們的具體行為給出積極明確的指示。最重要的是，由於這些規則或格言最初都是些絕對理念並帶有傳播福音的色彩，人們必須把它們轉換為純粹與道德相關的術語或普遍適用的術語，它們才能對指導人們的行為真正發揮作用。這種轉換帶來的危險是對個體利益的關注始終不夠。這裡，我們沒有必要一一記錄人們對民主的反對意見，更沒有必要對這些反對意見一一做出回答。我們只是想表明，在民主的氛圍裡，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向著與自然力量相反的方向奮力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