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當獲得性經驗已經覆蓋原有的自然經驗時，我們又如何找到這些最簡單的原初設計呢？如果要求我們必須提供一種切實可行的研究方法，這會讓我們對回應這一要求感到不知所措。實際情況是，我們也不得不摸索著前進，我們也要進行各種嘗試，要系統地進行覆核，要同時採取幾種方法。我們所採取的這些方法也只能為我們提供一些可能性或概率。通過這些可能性的相互交錯，我們獲得的結果會相互中和、相互強化，最終得到修改和驗證。因此，我們應該研究和考慮「原始民族」，而且不要忘記，在「原始民族」中同樣有一層獲得性經驗覆蓋了自然經驗，只不過這一層獲得性經驗比我們文明人的獲得性經驗厚度要淺一些。我們還要對兒童進行觀察和研究，但同時不要忘記，自然已經事先考慮到各個年齡層次的人的不同情況。兒童的本質未必完全等同於人類本質。最重要的是，兒童具有很強的模仿能力。我們看起來是本能的東西，經常不知不覺地成了兒童效仿的對象，從而對他們產生影響和教育效果。但是主要的信息來源還應是人類對過去的回顧和追憶。我們應當探尋社會性和非社會性的基本原則。如果已經存在的社會尚未賦予我們適應這一社會的習慣和內在傾向，那麼我們的知覺意識就可以感知到這一基本原則。除了極少數特殊情況或在瞬間內，我們才可能很少再覺察到這一原則層面。我們必須重新捕捉到這個瞬間的洞見，並服從和堅持這一洞見。
我們首先說，人類的原初設計就是為了適應小的社會群體形式而存在的。而且，一般情況下，人們普遍認為，原始群體的規模都是很小的。但是，我們必須補充一點，人的原始心理狀態潛伏在習慣下面而被保留下來了。實際上，如果這些原始心理狀態沒有被保留下來，也就不會有文明的產生。雖然被驅使到內在層面，而且也失去了原有的力量，但這種原始心理狀態繼續生存在人的心靈深處。如果說它的作用已經無力決定人的行為，但它可能通過語言來表現自己的作用。在一個較大的國家，某些地區可能被管理得相當不錯，從而得到多數人的滿意認可。但是，這些地區的民眾感到如此滿意以至於一致拍手叫好的政府在哪裡呢？當民眾們說這個地區被管理得不比其他地區差時，他們認為，這就是對政府足夠的讚賞了。甚至說這些地區被管理得最好，也只是從這一意義上來說的。這裡，實際上隱含著一種固有的不滿。事實上，對於管理一個大的種族的藝術來說，絕對不會存在相應的技術培訓或有效的教育措施。尤其是當一個人位於最高領導崗位時，更是如此。具有一定才能的政治領導人極度缺乏的原因在於，他們要隨時應對一些棘手問題，並做出具體決策。這些問題對於規模不斷擴張的社會來說，幾乎是無法解決的。研究一下一些現代化大國的歷史，人們會發現，在這些國家的各行各業中，有眾多偉大的科學家、藝術家、軍事家和其他方面的專家，但傑出的政治領袖又有多少呢？
然而，為人類設定小規模社會群體的自然，卻為這些小型社會群體預留出了擴張和膨脹的出口。因為她也為人類預定了戰爭，或者說她至少為人類製造了不可避免要發生戰爭的生存條件。這樣，戰爭的威脅使一些小型社會群體團結起來抵禦來自共同敵人的威脅。的確，這樣的聯盟很少能夠維持長久。無論如何，這種聯盟促進了與某一單獨的社會群體處於相同規模等級的社會群體之間的集中與聯合。從另一個意義上說，戰爭還是帝國產生的根源。帝國的產生是大國對小國征服的結果。即使戰爭在最初階段不是征服性的，但它最終會變成一種征服。因為獲勝的一方會發現，對他們來說，佔領被征服者的土地，劫掠被征服國家的人口太方便了；他們甚至可能通過對被征服者進行奴役而獲利。古代的東方大帝國都是這樣建立起來的。由於各種因素的影響，這些帝國最後都走向了衰落。但實際上，真正導致衰落的原因在於，這些帝國都太過龐大了，它們在管理起來就顯得笨拙，顯得非常缺乏靈活性，因而無法長久存在下去。
當獲勝者給予被征服者一種表面上的獨立性時，這種稍顯寬容的國家組織形式就可以維持得長久一些。羅馬帝國就見證了這種情形。但是，毫無疑問，人類的原始本能還照樣存在，它在不斷地對規模日益龐大的社會群體組織起拆解作用。如果任其發展，一個社會的政治架構就會趨於坍塌。正是由於這一原因，封建制度在不同的國家，由於不同條件和不同事件的促成作用，而最終形成。這些國家形成封建制度唯一的共同因素是，它們都存在一種抑制力量。這一抑制力量的作用是防止社會走向解體，但社會的解體最後還是自動發生了。如果說現代時期，大國可以穩固地建設和發展自己的國家的話，這是因為，古代帝國用於防止國家解體的抑制和約束力量，已經逐漸讓位於產生於組合在一起的基本社會群體中心的一種一致性原則。古代帝國的抑制和約束力量是產生於外部和整個國家綜合體之上的一種凝聚力量。而現代大國的一致性原則卻產生於威脅國家統一的破壞性力量的中心地帶。對於這種破壞性力量，必須有一種相反的抵抗力量與之抗衡。這裡所說的一致性原則就是一種與之抗衡的力量。這種一致性原則是唯一可以對破壞國家統一的趨向發揮中和、消解作用的力量，這一力量就是國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古人也深知愛國主義的重要作用，他們都深愛自己的國家。古代一位詩人曾經說，為自己的祖國而死，是一件甜蜜的事情。但是，古人對城市國家的這種依戀之情遠遠不能等同於愛國主義。作為一個團體，古代城市國家忠誠於在戰爭中為它提供保佑和支持的戰神。而愛國主義既指一種愛好和平的德行，又指一種好戰倫理；它可能帶有一些神秘主義色彩；它也可能沒有考慮任何宗教方面的因素；它可以超越某一大國的疆域，並喚醒一個民族的崛起；它也可以吸引和凝聚最美好的心靈；它漸漸地、虔誠地從人類的記憶和期望中散發出來，從人的詩意和愛情中萌生出來，像剛剛從花蕊裡採擷的蜜露，瀰漫著天下一切道德魅力的淡淡芳香。
那麼，剛剛擺脫自然束縛的人類社會的組織形式是什麼樣子的呢？實際上，人類社會很可能開始於分散和獨立的家庭組織，但這些家庭組織只能是人類社會組織形式的胚芽狀態。就像博物學家不能僅僅通過研究植物的胚芽來研究物種的習性一樣，哲學家也不能僅僅通過研究這些最初的家庭組織來研究社會生活的基本趨向。我們必須研究完整的社會。也就是說，我們所研究的社會團體應當具有自我防衛能力。不論這個社會團體規模多麼小，它都應當能夠被組織起來應對外來戰爭。那麼，從這個意義上說，它的政府的自然組織形式又是什麼樣子的呢？如果我們不是把下面的詞語用於野蠻人的政府組織狀態，從而褻瀆了這些希臘詞語的話，我們就應該說，這種政府的自然組織形式應當採用君主制或寡頭制。或許兩者兼而有之。在初期階段，這兩種政府組織形式沒有什麼區別：兩者都必須有一位最高長官。所有的社區都應當有一位享有特權的人，這位享有特權的人從長官那裡獲得授權，充當社區的管理者。或者說，他也授權長官作為整個集團或國家的管理者。或者，正如他通常所做的，他直接從某種超越性力量中獲得授權。在這樣的組織形式中，一方面，存在著絕對權威；另一方面，也存在著絕對的服從。我們已經強調過多次，人類社會和膜翅類昆蟲社會分別位於兩大生物進化路線的終點上。上帝禁止兩者合併到一起；人類是理性的、自由的。但是我們必須始終牢記：就像蜜蜂群體的組織形式一樣，社會生活是人類組織形式方案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一個非常必要的組成部分；自然不會完全依賴我們的自由意志；因此，自然應當保證，一個或幾個精英分子應當向其他成員發佈命令，而所有其他成員都應當服從這些精英分子
在昆蟲世界，群體功能的多樣性與群體組織形式的差異性密切相關。昆蟲的群體組織形式是「多態性」的。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說，人類社會的組織形式是「二態性」的呢？當然，人類社會組織形式的「二態性」不像昆蟲世界那樣，既表現在生理方面，也表現在心理方面；人類社會組織形式的「二態性」只表現在心理方面。我們同意人類社會組織形式「二態性」這一說法。不過，我們必須明白，這種「二態性」並沒有把人類硬性區分為兩大固定不變的類別：天生的領導者和天生的被領導者。尼采的錯誤就在於，他堅信人類應當這樣被區分為兩大類別，即「奴隸」和「主人」。事實上，這種「二態性」劃分方法通常使我們每個人既成為一名具有控制和管理天才的領導者，又成為一名願意服從指揮的被領導者。不過，第二種傾向，即願意服從指揮，一般占主導地位，致使絕大多數人僅僅明顯地表現出這一種傾向。
人類社會組織形式的「二態性」，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與昆蟲的群體組織形式相比較。因為所謂「二態性」就是指兩種組織形式、兩種不可分割的品質系統（在道德家的眼裡，這些形式或系統是存在缺陷的）。我們在選擇某種品質系統時，不像染上某種習慣那樣，要經歷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而是同自然的二態性發生時的情形一樣。這也類似於生物胚胎在兩性之間做出選擇的瞬間情形，突然間冒出一支「萬花筒」。在革命爆發的時刻，我們可以對人類組織形式的這種選擇情形有清晰的認知和想像。一直到這一刻，一向卑微馴服的謙謙市民，這一天終於覺醒了。他們大膽地主張權利，要求成為人類的領導者。這只形態穩定的萬花筒，突然轉動了一個等級。這時我們再看一下萬花筒內的五彩世界，與剛才的樣子完全不一樣了！這一改變有時會產生良好效果：它可以產生偉大的活動家。他們自己也未曾意識到自己的真正才能，但這也常常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表面上看起來誠實、溫和的人，其內心深處可能噴發出殘暴的本性。這是一位政治上失意的領導者的通常表現。這裡，我們可看到人類這種「政治性動物」的本質特徵。
但我們還不至於說，殘暴是蟄伏在我們中間的具有領導才能之人的一種本性。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說自然必定為人類提供領導者的話，這個可以在片刻內毀滅一切個體生物，創造一個新的生物物種的自然，必定會驅使一些領導者變得殘酷無情。人類的整個發展歷史見證了這一切。那些肆無忌憚地殘酷下令對人進行痛苦折磨，然後再令人難以置信地進行集體屠殺的暴君，還要把他們的血腥記錄鐫刻在石碑上，流傳後世。人們也可能爭論說，這都是發生在遙遠古代的事情了。如果說血腥的形式已經發生了變化，如果說基督教已經結束了一些暴行，或者至少做到不再把殘忍施暴這類事情作為炫耀的資本，那麼，對於玩弄政治來說，謀殺雖然不一定是最主要的手段，但通常是最基本的手段。毫無疑問，這類惡行只能歸罪於自然和人類。因為自然既沒有對實施這類惡行的人採取關押手段，也沒有對他們採取流放手段，她只知道對他們判處死刑。我們可以回顧一下一段往事。
我們曾經碰巧遇到一些來自遙遠異邦的傑出人士。他們的穿著和打扮和我們沒什麼兩樣，同樣也說法語；他們十分善良友好地往來於我們中間。但是，不久以後，我們從一份報紙上獲悉，這些人剛一回到自己的國家，剛一回到各自所依附的敵對黨派中，他們中的一位便動用全部的司法手段，把另一位絞殺了。他這樣做的原因只是為了除掉自己可怕的競爭對手。報紙上這則新聞的旁邊還附上了這位對手被處死的絞刑架的畫面。在這個世界上，有多少所謂成功的政客在眾目睽睽之下，進行著半赤裸地角逐和爭鬥啊！這真是太可怕了！本來都是受過文明教化的人，但是人類原初的政治本能已經把這些文明教化給吹得煙消雲散了。因而，裸露出來的只是位於最底層的自然本性了。自認為能夠依法量刑的人，在懲處罪犯時，甚至會走向另一個極端，為了政治的權宜之計，而殺害無辜者。同樣，在蜜蜂群體中，當工蜂認為雄蜂對於群體的存在已經失去作用時，它們就會把它殘忍地殺死。
現在我們先擱置一下領導者的殘酷本性這一問題，討論一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各自的心態。在已經得到一定發展，但還沒有對「原有的自然社會」進行重大改變的社會，社會群體之間的界限更加明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心態表現得也更明確。統治階層往往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進行招募和選拔。如果存在國王的話，他的招募和選拔也是如此。但無一例外的是，統治階級總認為自己屬於某一優越種族。這一點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如果我們對於社會性的人的「二態性」不瞭解，更令我們感到吃驚的可能是，人們自己可能就認可統治階層的這種內在的優越感。毫無疑問，統治階層的寡頭們也在有意促成這樣一種心態。如果這一心態來源於戰爭，他就會堅信自己具有軍事才能，並迫使其他人也相信他是天生的軍事家，而且他的軍事才能是世代相傳的。實際上，他之所以能保持優勢力量和地位，主要是由於他強行施加給自己的組織紀律性，同時也是由於他採取措施阻止了較低階層組織起來反抗他。然而，在這種情況下，經驗會讓被統治階級知道，統治他們的人實際上是和他們完全一樣的。但是人的服從本能卻與這認識背道而馳。只有當上層階級由於自身的原因導致這種本能削弱時，它才會真正開始動搖。有時候是由於上層階級明顯的無能，而不知不覺地導致了人們服從本能的動搖，甚至是由於統治階級遭到人們的痛罵而喪失信任造成的。
有時候，這種服從本能的動搖是被故意促成的。統治階層的一些成員有時出於個人野心，或出於正義感，起來反抗。他們會屈身接近下層階級，消除由於彼此的隔閡而造成的錯覺和誤解。在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中，貴族階層正是通過這種方式聯合起來，廢除了上層階級天生就享有特權的觀念。一般而言，不論是正義的，還是非正義的，人們反對不平等的積極性反而起源於上層階級，起源於富裕階層，而不是像人們預想的那樣，起源於下層階級。因為人們往往把這種反抗不平等的積極性看成是由階級利益的衝突引起的。因此，在旨在反對富有階級特權的1830年和1848年革命中（尤其是1848年革命），起主要領導作用的是中上層階級，而不是工人階級。後來，也是受教育者階層為全體公民爭取到了受教育的權利。事實上，如果一位貴族自發地、虔誠地篤信其天生具有優越性，他所激發出的這種高貴感絕不亞於自發和虔誠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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