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況下，道德的危機表現在社會自我與個體自我之間相互關係的失調。讓我們對一位陷入絕望的犯罪分子內心的懊悔之情進行一下分析。最初，你可能誤認為他的這種懊悔來源於對刑罰的恐懼。的確，你會發現他在述說各種細節時都非常謹慎，而且不斷地有所增加補充，竭力掩蓋犯罪情節，避免暴露出蛛絲馬跡。他的腦子裡時時刻刻會閃現出一種可怕的念頭：是不是自己疏忽了某些重要細節，讓當局順籐摸瓜，查出自己的犯罪實情。但是，再仔細觀察一下即可知，這位犯罪分子想要做的與其說是要逃避懲罰，還不如說是要竭力抹去以前的犯罪劣跡，把一切偽裝得好像那些犯罪行為從來沒有發生過似的。當一件事情不為任何人所知的時候，它就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樣。因此，犯罪分子要抹殺的其實是他的犯罪事實本身。他竭力阻止任何可能獲知其犯罪情節的人掌握具體情況。但是他對自己的犯罪行為是一清二楚的，這在他的腦子裡永遠也抹不掉的。所以人們會注意到，他的內心無時無刻不為自己以前的犯罪情節所縈繞。這使得他本來想通過抹掉原來的犯罪劣跡，而像往常一樣生活其中的社會，反而離他越來越遠了。因為他現在已經不是從前的自己了，所以社會曾經給予他的一切尊重，現在要給的人不再是他了。
因此，社會現在不再理會他了，而是忙於去和別人攀談。知道自己已經是今非昔比了，他體會到在同事之間被孤立起來的感覺，這比自己一個人在渺無人煙的荒島生活還痛苦難挨。即使一個人在荒島上獨處，他內心還可以懷揣著社會的畫面。這幅畫面能給予他支持、保護和力量。但是，現在他與這幅畫面以及其中所有的事物徹底隔絕了。要挽回從前的自我，回到從前的社會，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坦白自己的罪行。這樣，他可能會因自己的行為獲罪，但社會卻可以再次與他的真正自我進行對話，他也就能恢復與周圍同事們的正常合作關係。當然，他會受到他們的懲罰，但卻可以被重新接納為他們的一員。從一定意義上說，人們對他的這些懲罰和譴責是由他本人主動發起和提議的。這樣，他自我中的一部分，當然是最珍貴的部分，就可以免受處罰。這就是促使犯罪分子主動坦白的力量所在。
有時候，他可能還不至於向社會公開坦白，他或許先向自己的朋友或要好的同事說出犯罪的真相。通過這種方式改邪歸正，雖然不是在所有人眼裡，但至少是在某一個人眼裡，他在靠近社會這條直線的某一個點上，又把自己與它聯繫在一起了。雖然他還不能完全復原從前的自己，但至少他已經在走向復原、接近復原了。他不再與從前的自己保持疏離，更不會與之完全隔絕或斷裂。當然也不會與其中的某些要素或成分完全隔絕或斷裂，這些要素或成分本來就是構成他自我的組成部分。
為了清楚地揭示個體與社會的關係，我們硬性打斷了開始的話題，插入了犯罪分子對犯罪行為的懊悔這一例子。在通常情況下，我們每個人都會不假思索地履行自己的義務。如果我們每一次履行義務都要首先醞釀和產生想法，接著再闡述其程式的話，這種履行義務就顯得過於無聊和乏味了。實際上，我們靠日常行為習慣履行義務就足夠了。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僅僅順其自然地行事，就能履行好自己對社會應盡的義務。而且，通過在我們與社會之間插入各種有益的媒介，我們能夠更容易完成自己的義務。這些媒介包括：我們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家庭；我們每個人都就職於某一行業或職業；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所屬的教區、行政區和國家；當某一個團體被完整地加入到社會中的時候，如果需要，我們可以通過向這一團體履行義務來獲得自我滿足感，這同時也是我們給予社會的回報。社會佔據了圓周，個人則處於圓心的位置。像無數不斷從圓心向四周擴展的同心圓一樣，在個人和社會之間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群體，每個人都是其中的一員：從圓周到圓心，隨著圓周的逐漸縮小，各種義務也在不斷地向圓心疊加。所以，個人最終要面對所有的義務。因此，義務也在不斷地發展和壯大。但這種義務越是複雜沉重，就越沒那麼抽像，因而就越容易被人接受。當它被完全具體化的時候，就會與某一種傾向並存。我們都早已習慣於這一傾向了，所以我們認為，完成自己在社會中被賦予的各種角色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當我們自覺地服從這一傾向時，我們自己卻很少覺察到。如果我們偏離了它，像很多根深蒂固的習慣一樣，它就會呈現出頑固不化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