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當時歐洲其他國家相比，德國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都處在非常落後的境地。16世紀的宗教改革訴諸內在性、主觀性和個體性的傾向雖然對德國哲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但是它畢竟具有濃厚的非理性傾向，而且由宗教爭端而引發的戰亂亦給德國造成了極大的破壞。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戰爭」因新教與天主教之間的爭端而起，幾乎整個歐洲國家都參加了，史稱第一次歐洲戰爭，但卻是在德國本土上開戰的。德國經此浩劫，失去了三分之二的人口，幾乎倒退了200年。所以，當英法等國經過資產階級革命而相繼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之時，德國仍然處在封建割據的狀態，以至於年輕的黑格爾悲歎：德國已不成其為一個國家。然而，由於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由於德國始終處在歐洲文化的影響之下，所以儘管德國在政治、經濟等方面極其落後，但是在文化領域卻卓有建樹，終於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時，走在了文化領域的最前列。這是一個巨人輩出的年代：莫扎特、貝多芬、萊辛、歌德、席勒、康德、費希特、謝林、黑格爾……想一想就令人神往。
德國哲學家們像其他近代哲學家一樣，他們在思考深刻的哲學問題，構造形而上學體系的同時，亦肩負著啟蒙的重任。在某種意義上說，德國古典哲學是近代啟蒙主義的最高階段。
德國古典哲學家們活動的時代正是世界歷史發生著波瀾壯闊的激烈變革的時代。偉大的德國詩人歌德曾經在一次談話中這樣說道：「我所以得天獨厚，是因為我出生在世界大事紛至沓來、方興未艾的年代。」（注1：轉引自〔蘇〕阿爾森·古留加：《黑格爾小傳》，第3頁，商務印書館，1980年。）這段話也適用於德國哲學家們，他們是1776年北美獨立戰爭、1789年法國大革命、拿破侖席捲歐洲以及他的失敗等等世界大事的見證人。正如黑格爾所說，「哲學的任務在於理解存在的東西，因為存在的東西就是理性。就個人來說，每個人都是他那時代的產兒。哲學也是一樣，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時代。」（注2：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12頁，商務印書館，1982年。）德國哲學家們作為時代的產兒，用他們的思辨語言把握並表現了那個偉大時代的精神。
當德國古典哲學家們登上哲學舞台之時，正是經驗論與唯理論在認識論方面的爭論陷入僵局，科學理性與自由發生衝突，形而上學名存實亡的時候。這些就構成了德國哲學家們所面對的問題。
眾所周知，近代哲學的啟蒙主義精神集中體現在它的理性主義上，不過它所理解的理性實際上主要是作為認識能力的「科學理性」。近代哲學之初，哲學與科學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哲學為科學提供認識論上的證明，科學則為哲學的理性主義提供證明。然而，由於經驗論與唯理論之間關於認識問題的爭論最終陷入了困境，結果不僅未能證明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而且使理性自身發生了動搖，因為理性在證明科學知識的活動中顯得無能為力，於是18世紀哲學表現出了濃厚的經驗主義、懷疑主義的色彩和反形而上學的傾向。當然，哲學未能證明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在人們看來或許只是理論上的問題而不是實際上的問題，因為18世紀的人們堅信我們的確有普遍必然的科學知識如歐幾里得幾何學和牛頓物理學，所以哲學未能證明科學只不過是哲學的無能罷了。與此相比，更嚴重的問題是理性與自由的衝突。
啟蒙主義以理性和自由為其根本的主旨，理性是權威和基礎，而自由則是最終的目的。然而盧梭卻在啟蒙主義的內部發現了矛盾：理性與其成果科學知識的發展和進步不但不能使我們逐步擺脫種種的束縛與限制從而走向自由，反而與自由是背道而馳的，科學、文明越是進步，人類就越是不平等不自由。理性與自由、科學與道德是相互矛盾的。
顯然，自由的失落是近代哲學機械論的世界觀的必然結果。啟蒙運動致力於使理性成為最高的權威，由於人們所理解的理性主要是一種科學理性，因而理性統治世界的結果是，自然因果律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觀規律，它不僅是普遍必然的自然法則，而且是適用於人類社會以及人自身的根本法則，換言之，普天之下萬事萬物都服從於一種規律，那就是自然因果律。因此，幾乎所有的近代哲學家都傾向於嚴格的決定論，他們強調必然性遠勝於自由，甚至迫使自由失去了存身之地，18世紀法國哲學更是如此。這種將人及其人類社會自然化物質化的傾向固然有反宗教神學的意義，但是其代價也是極其慘重的：不僅自由而且人本身也沒有什麼獨特的價值和尊嚴，他們與任何自然物沒有什麼區別。
與此相應，18世紀是形而上學衰落的時期，一方面是休謨的懷疑論，一方面是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形而上學如同宗教神學一樣失去了往日的輝煌。
形而上學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它以超驗的東西作為認識的對象——這一點與宗教是一致的，而在經驗主義、懷疑主義和唯物主義看來，這些超驗的對象或是不存在的，或是我們的認識能力無法企及的。儘管形而上學企圖成為科學而且自認為是科學甚至是科學之科學，然而從形而上學誕生之日起，它就從來也沒有具備科學知識應該具備的普遍必然性。對於以科學作為衡量知識的有效性的18世紀哲學來說，形而上學不是科學這一事實無疑宣判了形而上學的死刑。自然科學的迅速發展反襯出形而上學的困境：科學越來越進步，而自稱是科學之科學的形而上學卻始終無法證明自己是科學。
然而，當德國哲學登上哲學的舞台之時，古典哲學的潛力似乎還沒有完全耗盡，也可能是因為形而上學尚未完成吧，哲學家們仍然相信所有的哲學問題終究要以形而上學問題的解決為其基礎和前提，因而哲學家們把解決上述哲學難題的希望寄托在了形而上學身上，並為此而向形而上學的頂峰發動了一次最富有成效也是最後的衝擊。由此，德國哲學家們建立了一個又一個輝煌的形而上學體系，試圖一勞永逸地解決哲學問題。
形而上學問題的解決至少有兩個前提：一個是形而上學對象的認識問題，一個是形而上學的科學體系問題。近代哲學所倡導的科學理性亦即「知性」已經被證明是無法通達形而上學的超驗對象的，因為知性的作用是將事物分解開來，分別認識事物的種種屬性，但卻無法將這些屬性綜合起來，重新把握事物之活生生的生命。於是，形而上學要求將宇宙萬物構成一個統一的系統，形成統一的科學體系，顯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上述兩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形而上學問題，康德採取了批判的立場，亦即對理性進行分析和考察，通過揭示我們的認識能力能夠認識什麼和不能認識什麼，來解決形而上學究竟是不是可能的問題。通過對理性的批判，康德以劃界的方式將科學歸於可以獲得知識的領域，而將形而上學轉移到了倫理學的領域，因為在他看來，形而上學產生於人類理性要求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通達自由之境界的根本理想，而真正能夠滿足這一理想的不是理性認識而是道德實踐。然而隨後出現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將這兩個領域統一起來，構成統一的哲學體系的難題。此後，德國哲學家們都在哲學體系的問題上下了很大的功夫，終於在黑格爾哲學中，以辯證法的形式，建立了有史以來規模最龐大、內容最豐富，包羅萬象的形而上學體系，實現了使形而上學成為科學之科學的理想，也使以形而上學為核心的古典哲學走到了盡頭。
與近代哲學的其他形態相比，德國哲學具有思辨性、辯證性和體系性等顯著的特徵。
首先，德國哲學具有思辨的傳統，艾克哈特大師（Meister Eckhart，1260—1327）和波墨（Jakob Behme，1575—1624）思辨的神秘主義、萊布尼茨及沃爾夫的唯理論，宗教改革的精神，都表現出了思辨性的特點。所謂思辨性作為思辨思維，亦即理論思維或抽像思維。雖然哲學都是理論思維和抽像思維的產物，但是德國哲學最突出最鮮明地體現了思辨思維的特點。哲學的對象從來不是具體的而是抽像的，因而哲學的理論或學說通常總是抽像的，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哲學理論都那樣「純粹」，許多哲學家有經驗主義的傾向。德國哲學就不同了，它最純粹地體現了哲學的思辨性，完全是「從概念到概念」的思想操作。其次，德國哲學的思辨性與它的辯證性是分不開的。哲學家們試圖超越近代哲學的「知性思維」，主張以辯證法的形式從整體上把握事物的內在本質。於是，德國哲學「從概念到概念」的思想操作便形成了一種概念的辯證法，正是由於這種概念的辯證法使德國哲學表現出了鮮明的思辨性。最後，德國哲學的思辨性和辯證性為哲學體系的形成創造了條件，使得德國哲學創造了有史以來最龐大壯觀的形而上學體系。
德國古典哲學不僅具有思辨性、辯證性和體系性，而且非常重視對古代哲學之傳統的繼承和發展，這也是德國哲學的傳統，例如在早期近代哲學中萊布尼茨就試圖以古代哲學的辯證法思想補充近代哲學的機械自然觀。因此，德國古典哲學家們的理論視野和歷史感比以往的哲學家要開闊得多、深厚得多，正是這種開闊的理論視野和厚重的歷史感使他們在近代哲學主體性原則的基礎上恢復了古代哲學的辯證法思想，將西方哲學推向了新的發展階段。
德國古典哲學在哲學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豐功偉績，它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之一，而且對20世紀哲學的發展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當然，德國哲學在將古代哲學的觀念發揮到了極致的同時，亦徹底暴露了古典哲學的局限性，因而這個時期既是形而上學的體系化的時期，也是形而上學走向終結的時期。
下面我們來看一看德國古典哲學的創始人康德究竟是何許人也。
俗話說，文如其人。這話用在康德身上非常合適，因為他的生活除了教書寫作，還是教書寫作，以至於一部康德的生平傳記所記錄的往往就是他的思想歷程。康德出生在1724年，死於1804年，獨身一人，活了80歲。從外表上看，康德貌不驚人，身材矮小，體弱多病，學究氣十足。他的生活單調乏味，幾乎沒有離開過家鄉哥尼斯貝格。（注3：哥尼斯貝格是Knigberg的音譯，舊譯哥尼斯堡。在德語中，Burg是堡，Berg則是山，因而譯作哥尼斯堡，不妥。）哥尼斯貝格地處德國的邊陲，大概相當於中國的新疆或者黑龍江，作為邊防重鎮，那裡軍人多於當地的居民，遠離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遠到現在已經不屬於德國了，雖然現在那裡的人們經常鬧著要回歸德國。康德不像後來的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他們活動在萊比錫、海德爾貝格、柏林等大城市。康德出身貧寒，從1740年開始在哥尼斯貝格大學讀書，後來由於經濟上的原因，沒有進行論文答辯就離開學校去做家庭教師。1755年6月，康德以一篇拉丁語論文《論火》獲得了碩士學位，同年9月，第二篇拉丁語論文《對形而上學知識的基本原理的新解釋》通過了答辯，康德由此而成為哥尼斯貝格大學哲學系的編外（無薪）講師，開始了長達41年之久的教學生涯。康德先後講授過數學、物理學、自然地理學、人類學、邏輯學、形而上學、倫理學、自然神學、教育學等課程，甚至開設過要塞建築術和煙火製造術。經過多次申請，他終於在1770年成為邏輯學和形而上學教授。
人們曾經在一個問題上爭論不休：康德究竟畢業於哥尼斯貝格大學的神學系還是哲學系？這個問題其實也很簡單。康德上大學的時候，哥尼斯貝格大學還沒有哲學系，哲學系隸屬於神學系。等到康德申請答辯的時候，哲學系獨立出來了。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在康德之前，近代的哲學家們基本上游離於學院之外，有點兒像「業餘哲學家」，因為佔據著大學的哲學講台的還是經院哲學。大約從康德開始直到今天，有份量的哲學家大多出自學院了，基本上都是大學教授。
人們通常以康德1770年的教授就職論文《論感覺世界與理智世界的形式和原則》為標誌，將他的哲學劃分為「前批判時期」和「批判時期」兩個階段。實際上，康德的哲學思想經過了一個長期艱苦的探索過程，以至於直到12年後《純粹理性批判》發表之時，他的批判哲學才真正達到了成熟。康德哲學之所以被稱為「批判哲學」，一方面是因為他的主要著作都冠以「批判」之名：《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突出其不同於獨斷論的基本原則。
康德哲學晦澀難懂是出了名的。要想把握康德哲學的主導精神，首先需要瞭解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