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論 我思故我在 心身關係
從這一講起，我們討論近代哲學的問題。這一講討論的是近代哲學的創始人笛卡爾的哲學思想。
我們所說的「近代哲學」是相對於「現代哲學」而言的，與西方學術界的傳統慣例有所不同，主要指從17世紀初到19世紀末的西方哲學。「近代哲學」之「近代」（modern），亦譯作「現代」，因為對西方人來說，這一時期哲學的「下限」是「彈性的」，區別於「當代」（contemporary），通常指從現在算起大約50年以前，因而在這個問題上，西方人關於哲學的歷史分期其標準主要是時間上的。與此不同，我們的分期的主要依據是哲學形態的特點。顯而易見，從17世紀初到19世紀末的西方哲學與20世紀西方哲學各有鮮明的特色，其轉折發生在黑格爾對於形而上學的完成、尼采等人對於形而上學的批判和20世紀「語言學的轉向」等。我們曾經說過，古代哲學、中古哲學、近代哲學與現代哲學並非單純時間上的劃分，主要是哲學形態上的區別。
近代哲學是希臘哲學與中世紀哲學之後的又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雖然它的歷史不過300年，與希臘哲學和中世紀哲學各自都延續了一千年左右相比要短得多，但是在近代自然科學飛速發展、人類知識領域不斷擴大和深化等等的背景之下，無論是其內容還是形式，都比以往的哲學更加豐富、深入和完善。
近代哲學是在社會歷史劇烈變革的背景下形成的，我們可以將它的時代特徵概括為三個「發現」。
從15世紀開始，作為先進生產力代表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了，引發了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偉大變革。在這一時期，教會的權威開始衰落，民族國家逐漸強盛，從而削弱了教會的精神統治以及對世俗社會的干預和影響。15世紀末16世紀初新航路的發現和新大陸的發現，不但促使歐洲工商業貿易迅速發展，亦使人們擺脫了中世紀那種狹隘的地域觀念，一下子將人們的眼界擴展到了世界性的範圍。於是，在歐洲人的面前，出現了一個充滿新奇事物、充滿魅力的廣闊天地，史稱「地理大發現」。與此同時，文藝復興一方面通過收集整理古代文獻的方式使近代與古代接上了頭，另一方面以其人文主義的精神為近代哲學打下了思想基礎，這就是「人的發現」。另外，這一時期自然科學的飛速發展，恢復了人們對於知識的崇尚，更增添了改造世界的雄心壯志，它的發展和進步不僅樹立了理性的權威，而且為哲學提供了思想的材料和內容，使人們不再用神學的語言而是科學的語言對自然和人本身做出描述和解釋，我們也可以稱之為「知識的發現」或「科學的發現」。這三個「發現」就構成了近代哲學思想、文化和理論的背景。
近代哲學是在希臘和基督教這兩種文明共同影響之下產生的。
與古代哲學一樣，近代哲學是在宗教迷信中奮爭而出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希臘哲學人文主義的傳統，並且將其體現在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之中。另一方面，近代哲學雖然是在反對經院哲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是在它的血管裡亦流動著基督教的血液。希臘哲學重視經驗的自然主義和科學精神，基督教哲學重視超驗性的形而上學，在主體性的覺醒或自我意識原則的基礎上構成了近代哲學的基本主題：近代哲學不僅關注自然科學的問題，形成了系統的認識論和自然哲學理論，而且也關注超驗性的本體論問題，它試圖將這兩個方面結合在一起，尋找一種能夠一舉解決全部問題的方法，形成統一的哲學體系。在某種意義上說，希臘與希伯萊，雅典與耶路撒冷，兩條文明源流彙集到了一起，形成了近代哲學的澎湃巨川。
不過，近代哲學對於希臘哲學和基督教哲學的態度是非常複雜的，在某種意義上說，繼承是「隱性的」，批判則是「顯性的」。與文藝復興不同，近代哲學具有濃厚的反傳統反權威的色彩，哲學家們不是千方百計在文獻典籍中為自己的學說理論尋找根據，而是極力標榜自己的「創新性」，甚至表現出了強烈的非歷史主義的傾向，而宗教迷信則更是他們猛烈抨擊的對象。
近代哲學與自然科學的關係極其密切。一方面，自然科學的迅速發展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為資產階級革命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同時也樹立了理性的權威，並且在科學知識方面為近代哲學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基礎。另一方面，近代哲學亦是在滿足人們要求概括和總結自然科學的成就，以便為科學提供認識論和方法論工具的迫切需要中形成和發展的，它擔負起了為科學提供方法和基礎的重任。這一時期的自然科學主要在以數學為工具、以實驗為手段，其中數學和力學的成果最為卓著，兩者都對近代哲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數學，尤其是幾何學的公理化系統，為哲學樹立了榜樣，哲學家們試圖以這種方式建立哲學體系，以便使哲學成為科學。牛頓力學則為哲學家們提供了簡捷明快的原則，從而以物體、運動和因果法則構建了機械論的自然觀。
嚮往天國的基督教神學，與重視現實的希臘哲學，看上去水火不相容，實際上亦有共同之處。按照基督教的觀念，人是萬物之靈，可以成為上帝的選民，我們居住的地球則是宇宙的中心，是上帝為人類選定的家園。這種「人類中心說」與希臘哲學的人文主義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在近代科學面前卻遭到嚴重的挑戰。從哥白尼的日心說經過伽利略到牛頓，近代科學建立了一種機械論的宇宙模型，成了近代哲學解釋自然的理論基礎。按照這種機械論的自然觀，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只不過是廣闊無垠茫茫星海中的一顆普通星球。然而，近代哲學並非反對「人類中心說」，而是採取了另一種方式。人的價值和尊嚴不在於神性，而在於理性，他具有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強大力量。因此，人類在宇宙中地位的下降絲毫沒有影響人的自尊，它反倒卸除了壓在心頭的神學的恐懼與負擔，以理性來確立人的地位。人的力量不是相對於上帝，而是相對於自然的。
就此而論，就近代哲學對待自然的態度而言，把近代哲學的基本精神規定為理性主義是有一定的限制的。雖然希臘哲學與近代哲學同樣是以自然為其研究的對象，然而兩者還是有區別的：希臘哲學尚未將關於自然的知識與自然本身區別開，他們樸素地認為知識中的自然就是自然本身，如果知識真的成其為知識的話，所以它的自然觀是理智性的——宇宙自然是一個合理的有生命的活的整體。近代哲學就不同了。從笛卡爾開始，知識與對象就區別開了：自然事物是不依我們的意識為轉移的客觀存在，而我們關於自然的知識則是自成系統的，它們可能與對像一致，也可能與對像不一致，哲學的任務就在於尋求使知識與對像一致的方法。因此，自然在近代哲學看來，是某種死的存在物。這樣一來，近代哲學就始終面臨著這樣的矛盾：一方面是非理性主義的自然，一方面是理性主義的知識，這兩方面的對立就構成了近代哲學的基本矛盾。懷特海在《科學與近代世界》中將近代哲學（包括科學）稱為非理性主義的，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的。（注1：參見〔英〕懷特海：《科學與近代世界》，商務印書館，1989年。）實際上，這種對待自然的態度與中世紀哲學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在經院哲學中，一方面把自然看做是死東西，另一方面把理性的思考集中在超自然的領域。近代哲學繼承了經院哲學的問題，只不過它的目的是使這兩方面結合起來，思考的是如何使這兩方面協調一致的問題。
因此，近代哲學和科學的自然觀，與中世紀哲學密切相關，在某種意義上說，基督教思想對於近代科學的產生是有貢獻的。雖然我們經常說自然科學是希臘文明的產物，然而這種說法並不是很確切的，因為希臘人心目中的科學與近代人心目中的科學不是一回事。希臘的科學是一種靜觀自然的方式或理論態度，他們並沒有企圖用科學去達到什麼別的目的，如果說有什麼目的，那麼可以說他們創製科學只是為了認識自然，並且通過這種認識來達到人生的至上境界。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說，希臘人有科學而沒有技術，他們也不需要技術。在基督教思想中，自然的地位發生了巨大的轉變：自然不再是神聖的活的存在，而變成了上帝為人所準備的生活資料，研究自然有時是褻瀆神靈的。因此，當近代哲學恢復了自然的地位，要求研究自然的時候，看起來它回到了希臘哲學，其實不然。它是在基督教思想的背景下恢復自然的地位的，換言之，他研究自然的目的與希臘人不同，目的是為了改造自然為人類服務。所以，在希臘哲學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在近代人那裡人是自然的主人。這種對待自然的方式雖然有其局限性——這種局限性在今天已經暴露無遺，但是它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確實使自然科學和技術得到了迅速的進步和發展。
我們可以從各種角度來規定近代哲學的基本精神，例如主體性或自我意識原則、科學主義、理性主義等等，在此我們主張以「啟蒙主義」來概括近代哲學的精神，它可以將上述規定結合在一起。
啟蒙主義（enlightenment）有狹義和廣義之分。人們往往根據啟蒙主義對於社會政治方面的作用而將18世紀法國哲學稱為啟蒙主義，這實際上是狹義的啟蒙主義。從廣義上說，整個近代哲學——從經驗論和唯理論到德國古典哲學——都可以稱之為啟蒙主義。
如前所述，處在變革之中的近代社會為近代哲學的產生提供了歷史和文化的背景。相對於中世紀的神學世界觀，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和宗教改革的個體性、內在性以其世俗的和人文的色彩突出了人性的地位，從而為近代哲學主體性的覺醒創造了條件，我們可以稱之為「人的發現」。新航路的發現——地理大發現，使歐洲人發現了一個個與自己的世界——他們原以為自己的世界是惟一的存在——不同的新世界，人們逐漸從以往狹隘的地域觀念跳了出來，我們稱之為「世界的發現」。最後，近代科學的迅速發展，堅定了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信心，這就是「科學的發現」。這樣一來，歐洲人不僅從縱的方面有了歷史感，而且從橫的方面有了多元化的比較，而他們自己就處在這個縱橫交錯的焦點上。從這個角度看，封建專制制度不再是固定不變的和天經地義的，王權之上的神聖的光環亦不復存在，科學知識則成了人的地位和尊嚴的最好標誌。啟蒙主義與宗教迷信、封建專制制度和愚昧落後為敵，它以理性和自由為其主導精神，試圖通過理性提倡知識和科學來克服外在的和內在的限制，以通達自由的境界。因此，啟蒙主義不僅僅與社會政治有關，作為一種思想觀念，它最初並且一直是在哲學中形成和發展的。
啟蒙主義的偉大貢獻至今難以估量，當今西方文明的許多觀念要素都是在那個時代奠基的。當然，我們這個時代的許多問題在啟蒙中亦有其根源。
啟蒙主義的基礎是理性，目的則是通過科學和知識使人擺脫內與外的限制和束縛而獲得自由，促進社會的進步。因此與希臘哲學比起來，近代哲學有著不同的精神。希臘哲學的理性是樸素的和辯證的，而近代哲學的理性則是抽像的、形式化的和科學的——作為人的認識能力，理性被理解為科學理性。不僅如此，希臘人出於對自然的敬畏，只有認識自然的思想而沒有改造自然的觀念，近代哲學則更突出了改造自然的目的，因而哲學就具有了某種實用性。然而，由於近代哲學和科學的自然觀是一種機械論的自然觀，所以當它提倡理性和科學並且試圖將科學精神和方法貫徹於人類知識的全部領域的時候，在它的基本精神內部就出現了矛盾和衝突——啟蒙要求克服種種限制獲得自由，而科學進步的結果證明卻是嚴格的決定論；啟蒙反對宗教迷信和封建專制，試圖證明人的價值和尊嚴，而科學理性視野下的人其本性卻是物性，人反而不成其為人，如此等等，暴露了理性（科學）和自由之間的矛盾。
這就是為什麼西方從20世紀50年代左右開始，對啟蒙主義展開深入的批判和反思的原因。
不過話說回來，我們應該全面地、歷史地看問題。事實上，無論啟蒙主義有哪些局限性，它都是西方哲學必經的階段。可以說，古代哲學以客體為原則，近代哲學則是以主體為原則，這種主體性原則就體現在啟蒙主義的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之中，而且與認識論問題密切相關。古代哲學基本上沉浸在感覺經驗之中，哲學家們的工作是如何從感覺經驗中抽像出普遍的概念來。所以，雖然古代哲學家始終圍繞著知識進行思考，但實際上認識論並不發達，認識論的問題還沒有真正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近代哲學以來，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自然科學飛速發展，不僅將認識論的問題擺在了桌面上，而且超越了古代哲學的樸素觀念，形成了主體性原則或自我意識的原則。顯然，如果不能將主體客體劃分清楚，不能對主體本身進行深入的考察研究，認識論是不可能向深入發展的，知識尤其是科學知識的問題也不可能得到解決。
近代哲學標誌著「主體性的覺醒」，近代哲學的創始人是法國哲學家笛卡爾，而使笛卡爾成為近代哲學名副其實的創始人的乃是一個哲學命題，這就是：「我思故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