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的確「復興」了古代文化，不過「復興」古代文化並不是新時代哲學的實質和目的。對古代文化的復興，可以看做是這個時期知識分子針對基督教神學的一種手段，由於新思想還不成熟，所以需要用舊瓶來裝新酒。隨著人文主義運動的逐步深入，舊哲學的形式開始被逐漸地拋棄，新時代的曙光已經出現在歷史的地平線上，人們開始從新的角度、用新的方式來思考上帝、宇宙、人及其認識的問題。
這一時期自然科學的發展進一步促進了這一趨勢。文藝復興時代有兩個重要的發現，一是發現了人，二是發現了自然。一旦人們用感性的、實驗的眼光重新觀察它們，它們便展露出新的面貌。文藝復興時期，自然科學的發展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果。哥白尼推翻了托勒密體系，實現了天文學的革命；開普勒發現了天體運動的三大規律，將建立在經驗觀察基礎上的天文學變成一門嚴格精密的科學；伽利略發現了落體定理和慣性定理等，為近代物理學奠定了基礎。此外，在動物學、植物學、醫學、解剖學等學科都有一系列重大的發現。科學研究的精神和成果也都反映在這一時期的哲學之中，使其具有濃重的自然哲學色彩。
我們可以用三個人的名字來描繪近代哲學的曙光，他們是尼古拉·庫薩、布魯諾和弗蘭西斯·培根。
尼古拉·庫薩（Nicolaus Cusanus，1401—1464）出生於德國特利爾城附近的庫斯鎮，在海德爾貝格大學、帕多瓦大學和科隆大學接受了法學、數學、哲學、神學的教育。畢業後成為神職人員，先後擔任過教皇特使、主教、樞機主教、教皇總助理的職務。他曾為東西方教會的合併積極活動，主張宗教寬容，並進行過教會內部的一些改革。他除了進行神學和哲學的研究外，還極為關注數學和自然科學問題，在數學和物理學領域都有一定的造詣。他的代表作是《論有學問的無知》。
庫薩思考的核心問題，依然是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傳統問題，即有限的人類理智如何認識和把握無限的真理，即上帝。但在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中，庫薩繼承古希臘畢達哥拉斯主義、新柏拉圖主義以及中世紀神秘主義的一些思想，發揮人文主義精神，概括當時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個具有泛神論色彩的哲學體系。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他關於上帝是「極大」、是「對立面的一致」、認識是「有學問的無知」的思想。
在《論有學問的無知》一書中，庫薩區分了三種極大：
第一種是絕對的極大。關於極大，庫薩的定義是：「一個事物，不可能有比它更大的事物存在，我稱之為極大」。（注18：《庫薩著作集》，第一卷，柏林，1967年拉丁文版，第3頁。轉引自《西方哲學史》，第322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這樣的極大不是通過比較產生的最大，而是沒有任何限制的極大，即絕對的極大，這一極大就是上帝。上帝作為無限的「一」把一切有限者都包容在自身之內，但這種包容並不是整體對部分的包容，不是用多來構成一，而是多融化在一中，在一中一切都毫無差別地是一。因此，上帝是「對立面的一致」。這種一致既是萬物的本原和本質，也是萬物的歸宿。在無限的一中，一切對立和差異都最終消逝，一切潛在都成為現實。正像在無限的圖形中直線與圓、三角形等一切數學圖形都沒有區別一樣，在無限的上帝裡面萬物也都沒有區別。一切對立最終在上帝裡面達到調和，達到和諧的統一。上帝把一切對立面包含在自身之中，自己卻是無對立的統一。相比之下，對立普遍地存在於有限事物之中。「一切事物都是由程度不同的對立面構成的。在它們裡面，這一方面多些，另一方面少些。通過一方壓倒另一方，事物獲得了對立面某一方的性質。」（注19：《庫薩著作集》，第一卷，第38頁。《西方哲學史》，第323頁。）在有限事物中，不可能達到對立面的完全一致，有限事物是對立面的統一。
第二種是限定的極大，即宇宙。宇宙是存在者的普遍統一。但它的統一被限定在多中，離開了多它就不能存在，宇宙的存在也依賴於上帝。因此，宇宙不是絕對的無限，而是相對的無限，即時空上的無限，因為不存在任何把宇宙包入其中的界限。宇宙既然在時空上無限，就時間來說也就是永恆的，就空間來說也就既無中心也無邊界。因此，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所謂的恆星天也不是宇宙的邊界。地球和其他所有星球一樣，是由同樣的元素構成的，只不過是宇宙大家族中的普通一員。在哥白尼的天文學革命之前，庫薩已經在哲學上宣告了「地心說」的破產。
此外還有第三種極大：既絕對又限定的極大。庫薩認為，宇宙中沒有任何事物能夠成為自己那個類的極大，因為如果它達到這種極大，就會和上帝一樣是無限的。但低級的事物即使成為無限，也不可能與上帝同一，因為它們缺乏完善性。例如，圓即使成為極大，也只不過是無限的數學圖形罷了。惟有人類適宜產生這樣的極大，因為人是萬物之靈，是一個小宇宙或者小世界。人在自己的生命中結合了塵世的東西和神的東西，結合了物質、有機的生命、動物的生命和理性，像鏡子一樣反映了整個宇宙。但人類中只有一個個體能夠達到類的極大，這就是既是神又是人的耶穌。耶穌由於是個體而是限定的極大，又由於與上帝同一而是絕對的極大。在庫薩的哲學中，耶穌實際上是一個完善人性的代表。
上帝作為無限是不可認識的，因此人的認識是一種「有學問的無知」。
認識就在於確立已知和未知之間的比例關係。如果二者之間可以直接進行比較，認識就相對容易；如果二者之間有許多中間環節，認識就相對困難；如果二者之間根本沒有可比關係，認識就無從談起。我們對極大的認識就屬於這種情況。絕對的極大是無限，而無限與有限之間是沒有比例關係的。因此，我們只能借助一種「非理解的方式」來把握上帝這個「不可理解者」，也就是說，從有限事物出發，以有限事物為符號，並超越它們的有限性，從而達到無限。在所有有限事物中，數學符號是最理想的符號。例如，根據圓弧擴大到無限就是一條直線，可以得知在無限中一切數學圖形都沒有區別，並進一步得知在上帝裡面一切事物都沒有區別，所以上帝是對立面的一致。對上帝的這種把握不是借助知性的邏輯演繹，而是借助類比和理性的超越實現的。就此來說，它是一種非理解的方式，在精確認識的意義上是一種無知；但它又是以人的知性認識為出發點，借助對數學符號的精確認識實現的，在這種意義上又是一種近似性的知，是有學問的。更何況，認識到上帝是無限的，是不能精確認識的，這本身就是對上帝的一種知，也是對我們自身認識能力的一種知。「有學問的無知」這一概念就是在這種意義上使用的。
庫薩雖然否認我們能夠精確地認識真理，但又認為我們可以通過不斷的猜測無限地逼近真理。絕對的真理雖然是「永不可及」的，但認識一方面是對真理的分有，包含著真理的成分，另一方面又是對真理的無限接近。認識的真諦就在於這種「永不可及」和「越來越近」的辯證統一。這也就意味著，人是可以在無限的過程中認識真理的。
庫薩關於「有學問的無知」的思想深刻地揭示了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的辯證統一，論證了精神的無限能力，使人及其精神成為哲學的最高主題。因此，一些哲學史家認為，只有庫薩的哲學才真正在形而上的層面上體現了文藝復興時代的精神，從而無愧於近代哲學的思想先驅。
喬爾丹諾·布魯諾（Giordano Bruno，1548—1600）出生於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諾拉鎮的一個沒落的小貴族家庭。在當地拉丁語學校畢業後，於1565年進入多米尼克修會的一家修道院。因廣泛閱讀哲學和科學著作、對教規禁錮表示不滿而受到院方監視，並面臨被宗教裁判所拘捕的危險。為了逃避迫害，他流亡歐洲各地16年，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從事講學和著述活動，最終因被人出賣而落入宗教裁判所。在8年的監獄生活中，布魯諾受盡折磨，但始終堅貞不屈，拒絕放棄自己的觀點。1600年2月17日，布魯諾被活活燒死在羅馬鮮花廣場。布魯諾的主要哲學著作有《論原因、本原與太一》、《論無限、宇宙和眾世界》、《論單字、數和形式》、《灰堆上的華宴》、《論英雄熱情》等。
布魯諾的哲學思想受到庫薩的較大影響。布魯諾自己在一次講演中曾以崇敬的口吻談到庫薩：「哪裡有能與那個庫斯人媲美的人物呢？他越是偉大，就越是不被人所理解。倘若不是祭披有時遮掩了他的天才，我就會承認，他並不與畢達哥拉斯相同，而是比畢達哥拉斯偉大的多。」（注20：參見《西方哲學史》，第328頁。）布魯諾毅然拋棄了庫薩的「祭披」，即源自神學的不徹底性，同時吸取了哥白尼的天文學成果，建立了一個泛神論的哲學體系。
與當時許多哲學家一樣，布魯諾對亞里士多德哲學表現出極大的反感，因為沒有人比他更多地倚賴於空洞的幻想和更加遠離自然，而實際上他們批判的並不是亞里士多德本人，而是被經院哲學歪曲了的亞里士多德。另一方面，在他們的哲學中到處可以看到亞里士多德的影響，似乎離開了亞里士多德的術語，他們還不知道怎樣表述哲學思想。
布魯諾把關於自然事物的原因、本原和統一性的問題作為研究的主要課題。
所謂本原，是指從內部促成事物的形成，並且作為該事物的基本要素，留存於該事物之中的東西。本原又叫實體。形式是積極的潛能，物質（質料）是消極的潛能。形式與物質相結合而產生萬物。精神、靈魂、生命處於萬物之中，並按照一定的程度充滿全部物質，因而是萬物的真正形式，世界的形式就是「世界靈魂」。但形式不能離開物質獨立存在。「形式離開物質，便沒有存在，形式在物質中產生，在物質中消滅，來自物質和歸於物質。」（注21：布魯諾：《論原因、本原與太一》，第76—77頁，商務印書館，1984年。）除物質以外，的確沒有別的任何東西是永恆的、常駐的、配稱本原的。「將自身包含的捲縮東西舒展開來的物質，應該稱做神物和最優秀的生產者，應該稱做自然萬物以及全部實體自然界的生育者和母親。」（注22：《論原因、本原與太一》，第109頁。）
所謂原因，是指從事物的外部促成事物的產生，並且自身留存在事物之外的東西。物理世界的作用因就是「普遍的理智」或「世界理智」。普遍的理智是世界靈魂內部的一種特有的能力，「是它使物質承受了所有的形式，是它根據形式的意義和條件，賦予物質以形狀、塑造並形成萬物，使萬物處於這麼一種驚人的秩序中」（注23：《論原因、本原與太一》，第44頁。）。但普遍的理智並不是從外部將形式賦予物質，因為形式本來就包含在物質之中。與其認為物質沒有形式，排除形式，倒不如說物質包含形式、囊括形式於自身之中。形式「被作用因喚起進行活動並處於物質之中」（注24：《論原因、本原與太一》，第47頁。）。在這種意義上，世界理智是自然萬物的真正作用因，就它的存在不同於其產物的實體和實質而言，它是外因；就它也在事物之中起作用而言，它是內因。
作為原因的世界理智是作為形式本原的世界靈魂的一種能力，而作為形式的世界靈魂又內在於作為物質本原的宇宙之中。於是，作用因、形式因、質料因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這個作為囊括一切的統一體的宇宙也就是「太一」。宇宙既是一，又是一切。由於它沒有差異，所以是統一的；由於它無所不包，所以是無限的；由於在它之外沒有任何可供移動的場所，所以它是不動的。對於「太一」，我們什麼也不能說，既不能說它是物質的，也不能說它是形式的。有時，布魯諾稱宇宙為「神」。「神」在他那裡只是一種稱呼，既沒有人格，也不是宇宙的主宰。因此，布魯諾的哲學具有泛神論的性質。
宇宙是一，一不僅表示宇宙內部的統一性，而且表示宇宙在數量上也是惟一的。宇宙只有一個，是「能生的自然」（natura naturata），而世界（各種天體系統）的數目則無限多，是「被生的自然」（natura naturans）。無限的宇宙不可能有任何邊界和中心，太陽只是諸天體中的普通一員，太陽系屬於一個更廣大的系統，在無限的空間中有無數個這樣的系統。包括太陽、地球、行星、恆星在內的所有天體，都是由同樣的元素構成的，具有同樣的形式、運動和變化。布魯諾還認為宇宙是由不可分割的微粒（即「極小」）構成的。「極小」在物理學上就是原子，在數學上就是點，在哲學上就是單子。原子的不同結合、排列和搭配，構成了千差萬別的事物。由於「極小」在自身中包含著成為一切的可能性，是它所能是的一切，所以和「極大」、「太一」是一回事。原子自身就具有靈魂，有運動能力，因此宇宙不需要「第一推動者」。
布魯諾繼承了尼古拉·庫薩的「對立面一致」的思想，認為宇宙中一切事物都是由對立面構成的。「誰要認識自然的最大秘密，那就請他去研究和觀察矛盾和對立面的最大和最小吧。深奧的魔法就在於：能夠先找出結合點，再引出對立。」（注25：《論原因、本原與太一》，第133頁。）布魯諾本人就是這樣做的。他指出，不僅「極大」和「極小」吻合為一，而且在「極大」和「極小」自身中對立面也是歸於一。在「太一」之中，不僅「極大」與「極小」沒有差別，甚至直線和曲線、直線與圓周也是統一的。最小的弧和最小的弦、無限的直線和無限的圓周都是無差別的。
布魯諾的哲學是文藝復興時期新哲學思潮發展的成果。宗教裁判所可以用火刑架奪走哲學家的生命，可以用禁令銷毀哲學家的著作，但卻阻擋不了哲學家思想的廣泛流傳。他的思想在笛卡爾的理性論、斯賓諾莎的泛神論、萊布尼茨的單子論、德國古典哲學的辯證法思想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復現。
最後我們說一說弗蘭西斯·培根。
把培根放在這裡似乎不太合適，因為一般的哲學史教材通常把培根和笛卡爾一道看做是近代哲學的創始人。毫無疑問，培根是近代第一個自覺地把知識和方法問題當做哲學研究的對象的哲學家，其哲學思想對近代哲學尤其是經驗論有很大的影響，不過他的思想更多地具有某種過渡的性質。培根的自然觀之所以不同於近代機械論的自然觀而具有一定的樸素性和辯證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的思想更多地接近於古代哲學而不是近代哲學和科學，並非是因為他的思想比同時代的哲學家更先進。實際上，培根的知識水平遠遠落後於同時代自然科學的發展：他既沒有使用經驗歸納法推進自然科學的進步，對數學和力學這兩門對近代哲學影響最大的學科沒有足夠的知識，甚至不能理解當時偉大的天文學家的著作而否定哥白尼的日心說，而且對吉爾伯特和哈維所從事的科學實驗亦不關心（哈維還是他的私人醫生）。如此種種，說明黑格爾把他和波墨一同列為近代哲學的先驅或過渡性人物不是沒有道理的。（注26：參見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四卷，商務印書館，1978年。）
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出生在倫敦的一個新貴族家庭，其父是伊麗莎白女王的掌璽大臣，12歲進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學習，15歲畢業後到英國駐法國使館工作，後回國學習法律，通過考試獲得正式律師資格。後來官運亨通，1618年任英格蘭大法官並被封為維魯拉姆男爵，1620年加封聖奧本子爵。次年被指控受賄而被判徒刑並處巨額罰金。雖經國王干預而免於刑罰，但從此結束了官宦生涯。此後，培根潛心哲學和科學研究，1626因病去世。
培根原計劃寫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巨著《科學的大復興》（又名《偉大的復興》），包括六個部分，但只完成了前兩部分，它們被分冊出版，這就是他的兩部主要哲學著作《論學術的進展》（又名《論科學的價值和進展》，中譯本名為《崇學論》）和《新工具》。培根的其他哲學著作還有《論原則和本原》和《論古代人的智慧》，此外還有《政治和倫理論說文集》（中譯名《培根論說文集》）和《新大西島》。莎士比亞戲劇的作者究竟是誰，是有爭議的，其中有一種觀點認為培根是其作者，這一觀點的支持者雖然不多，但培根的文筆之優美，由此可見一斑。
培根哲學的根本目的是實現科學的偉大復興，推進知識的發展，使人們能夠按照自然的本來面目去認識自然，並且支配和利用自然，為人類自身謀福利。他所提出的著名口號「知識就是力量」，概括了當時的時代精神，他所提出的經驗論的基本原則為後來英國經驗論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培根提出了著名的「四假相說」。所謂假相（idols，亦譯作「幻相」、「偶像」），即盤踞在人的頭腦中的一些錯誤觀念，它們形成了成見或偏見，使人們不能正確地認識到真理，嚴重妨礙了科學的復興。培根根據這些錯誤的不同來源把假相分為四類：
「族類的假相」是人類天性中普遍存在的缺陷。由於人類在認識事物時，不是以客觀事物本身為尺度，而是以自己的主觀感覺和成見為尺度，從而在對自然事物的認識中摻雜著許多主觀的成分。「人類的理智就好像一面不平的鏡子，由於不規則地接受光線，因而把事物的性質和自己的性質攪混在一起，使事物的性質受到了歪曲，改變了顏色。」（注27：《十六——十八世紀西歐各國哲學》，第13頁，商務印書館，1975年。）
「洞穴的假相」是由於個人的特性而產生的假相。因為每個人的心理和體質各有特點，所受的教育和成長的環境、閱讀的書籍、崇拜的權威亦有不同，這就難免使自然之光曲折和變色，從而產生一些成見和偏見。
「市場的假相」是由於人們在相互交往過程中語詞使用不當而產生的假相。人們相互往來，如同市場上交際一樣，必然會使用語言。如果對名稱和概念的規定和理解不當，就會以假冒真，名實不符，造成錯誤的觀念，形成假相。
「劇場的假相」是從各式各樣的哲學體系以及錯誤的論證方法中移植到人們心中的假相。培根說：「因為在我看來，一切流行的體系都不過是許多舞台上的戲劇。根據一種不真實的佈景方式來表現它們所創造的世界罷了。」（注28：《十六——十八世紀西歐各國哲學》，第14頁。）如果人們誤將哲學家精心製造的理論體系當成了現實，就會陷入「劇場假相」。
「假相」雖然危害很大，但卻不是不能克服的。在培根看來，只要我們正確地使用理智，弄清錯誤產生的原因，找到正確的方法，就可以避免「假相」，獲得可靠的知識。這種方法就是經驗歸納法。
培根致力於恢復自然作為科學認識的對象。他甚至說，正如陽光既照耀在金碧輝煌的宮殿上，也同樣照亮陰溝一樣，我們研究自然亦有其合法性。竟然需要這樣來論證研究自然的合法性，中世紀時人們對待自然的態度由此可見一斑。像布魯諾一樣，培根雖然激烈地批判亞里士多德，但卻離不開亞里士多德的術語。在培根看來，認識的目的在於發現自然事物的「形式」，他所說的「形式」主要指的是事物運動的規律、決定物體的單純性質的法則和事物的本質規定性。要想認識事物的形式，必須通過感覺經驗，一切知識來源於感覺經驗乃是認識論的基本原則。當然，感覺也有其局限性，不過感覺的缺陷是可以彌補的。補救的辦法是給感官提供工具和幫助，但主要是依靠科學實驗。培根認為，「一切比較真實的對於自然的解釋，乃是由適當的論證和實驗得到的，感覺所決定的只接觸到實驗，而實驗所決定的則接觸到自然和事物本身。」
在掌握了實驗的資料之後，還必須運用理智的能力對這些資料進行加工、分析，形成概念和公理，以求揭示自然事物的「形式」、規律性。所以，培根主張從經驗上升到理性，把經驗和理性結合起來，他運用「蜘蛛、螞蟻、蜜蜂」的著名比喻生動而深刻地概括了他對理性派和經驗派的批判以及感性和理性聯姻的重要主張。他說：「歷來處理科學的人，不是實驗家，就是教條者。實驗家像螞蟻，只會採集和使用；推論家像蜘蛛，只憑自己的材料來織成絲網。而蜜蜂卻是採取中道的，它在庭園裡和田野裡從花朵中採集材料，而用自己的能力加以變化和消化。哲學的真正任務就正是這樣，它既非完全或主要依靠心的能力，也非只把從自然歷史和機械實驗收來的材料原封不動、囫圇吞棗地累置於記憶當中，而是把它們變化過和消化過放置在理解力之中。這樣看來，要把這兩種機能、即實驗的和理性的這兩種機能，更密切地和更精純地結合起來（這是迄今還未做到的），我們就可以有很多的希望。」（注29：培根：《新工具》，第75頁，商務印書館，1984年。）在他看來，經驗能力和理性能力的「離異」、「不和」，給科學知識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危害。為了科學知識的發展，經驗必須和理性聯姻。「我以為我已經在經驗能力和理想能力之間建立了一個真正合法的婚姻，二者的不睦與不幸的離異，曾使人類家庭的一切事務陷於混亂。」（注30：《新工具》，第8頁。）當然，培根僅僅是提出了原則，並沒有真的將其付諸實踐。
在培根看來，認識自然就是認識自然的形式。為了從感覺經驗中概括歸納出事物的形式，培根提出了經驗歸納法。經驗歸納法由三大步驟組成：
第一步，收集材料。準備一部充足、完善的自然的和實驗的歷史。這是全部工作的基礎。培根將他的歸納法區別於簡單枚舉歸納法，認為後者是很幼稚的，它一般地只根據少數的例證，其結論是不穩固的，只要碰到一個與之相矛盾的例證便會發生危險。與此相比，經驗歸納法則以大量實驗材料為依據。
第二步，運用「三表法」來整理材料。培根提出的三種例證表是：（1）「具有表」，把具有所要考察的某種性質的一些例證列在一起。（2）「接近中的缺乏表」，在這裡列舉出與上表中的例證情形近似可是卻沒有出現所要考察的某種性質的一些例證。（3）「程度表」或稱「比較表」，在這裡列舉出按不同程度出現的所要考察的某些性質的一些例證。這三個表是歸納的準備工作。
第三步，進行真正的歸納。培根所謂真正的歸納又分為三個小步驟：（1）排除法，即排除和拒絕這樣一些性質：這些性質是在有給定的性質存在的例證中不存在的；或在給定性質不存在的例證中存在的；或者在這些例證中給定性質減少而它卻增加，或給定性質增加而它卻減少的。在進行這種排除的過程中已經為真正的歸納打下了基礎。（2）根據三表所列示的事例，做一次正面地解釋自然的嘗試，就是通過排除之後得出正面的結論。（3）糾正解釋偏差的幾種幫助。培根列舉了九種幫助，旨在校正以上程序中的失誤，以求得盡可能準確的結論。
培根認為，只要我們發現了事物的形式，就能夠改造自然為人類謀利益。例如，如果我們發現了黃金的形式，就可以利用普通金屬製造出黃金來。當培根進行科學研究的時候，在他的腦子裡遊蕩著的或許是中世紀煉金術士的幽靈。
培根畢竟不具備近代科學的新知識，所以我們把他的思想看做是向近代哲學過渡的重要環節。與培根相比，笛卡爾是真正意義上的近代哲學創始人。
參考書目
1.〔瑞士〕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商務印書館，1979年。
2.李平曄：《人的發現——馬丁·路德與宗教改革》，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3.弗蘭西斯·培根：《新工具》，商務印書館，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