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文藝復興是一場從14世紀到16世紀，起源於意大利，繼而發展到西歐各國的思想文化運動，由於其搜集整理古希臘文獻的傑出工作，通常被稱之為「文藝復興」，而實際上它的實質是人文主義運動。
顧名思義，「文藝復興」指的是希臘羅馬古典文化的復興，其實並不盡然。文藝復興一詞的本義是「再生」（renaissance），16世紀意大利文藝史家瓦隆裡（1511—1574）在他的《繪畫、雕刻、建築的名人傳》裡使用了這個概念，後來沿用至今。
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為日耳曼人所滅。由於日耳曼人剛剛脫離原始公社，有些民族甚至還沒有形成文字，歷史悠久的希臘羅馬文明被一掃而空，歐洲進入了黑暗時期。雖然基督教教會在古典文化的保存方面有很大的貢獻，但因為它是舊世界的繼承人，一方面日耳曼蠻族的教化需要時間，另一方面教會當然不會把可能與教義發生矛盾的東西傳播出去，所以新世界即日耳曼人的歐洲所繼承的古典文化不僅殘缺不全，而且是經過基督教教會「過濾」了的。不過在法蘭克國王查理大帝統治時期（768—814），文化開始復興。查理大帝認為：「對我們和忠誠的朝臣來說，基督指定的、我們所信賴的主教管區和修道院的管理不應滿足於常規的奉獻生活，而應教育那些從上帝獲得學習能力的人，根據各人不同的能力施教，這將有很大的好處，有利於政權……雖然善功比知識更好，但沒有知識就不可能行善」。所以他在789年頒布的法令說：「在每一主教管區和每一修道院裡，都必須講授讚美詩、樂譜、頌歌、年歷計算和語法。所有使用的書籍都要經過認真審訂。」（注2：轉引自《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206頁。）這一時期的文化復甦，史稱「加洛林王朝文藝復興」，「七藝」成為中世紀教育的「基礎知識」。幾百年後，亞里士多德著作從阿拉伯世界流入西歐，經過托馬斯·阿奎那的努力，為基督教教會所接受。所以，希臘最著名的兩位哲學家柏拉圖（通過奧古斯丁）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通過托馬斯·阿奎那）對中世紀哲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11至13世紀，隨著城市地位的提高、市民階級的形成與逐漸強大，出現了擺脫教會束縛的市民文化和一大批由城市創立的非教會學校，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個世俗知識分子階層。當文風輕快、重視人、重視世俗生活、重視客觀現實世界、學術相對自由的古希臘羅馬文化傳入西歐之後，立刻就與文風呆板、扼殺人性、提倡禁慾主義、敵視客觀現實世界、禁錮思想的中世紀基督教文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極大地吸引了這個世俗知識分子階層。尤其是1453年，東羅馬帝國為奧斯曼帝國所滅，希臘學者紛紛逃亡到西歐，大量希臘羅馬文獻出現在歐洲人面前，令他們驚歎不已。於是，在短短的時間裡，迅速形成了一股復興古典文化的熱潮。一時間，西歐社會搜集和收藏古代典籍蔚然成風。意大利學者、作家、商人，甚至貴族、君主、教皇都加入了這個行列。他們到各國搜集、購買、傳抄古代作品。教皇尼古拉五世的藏書量達數千冊，一些神職人員、貴族、巨富亦以藏書眾多而著名。15—16世紀，西歐其他國家也競相倣傚意大利，巴黎、慕尼黑、維也納相繼成為當時的藏書中心。據考證，這些收集已擁有現代所擁有的全部古希臘文獻。大批的古希臘文學、歷史學、哲學、自然科學作品被譯為或重譯為拉丁語。許多古希臘羅馬作者或作品第一次為人們所知。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希臘語、拉丁語全集相繼出版。古典文化借人文主義者之手在西歐土地上再次得到繁榮，這就是後世史家把這一歷史時期稱之為「文藝復興」的一個根本原因。人文主義者的活動使人們看到了古典文化的完整的、本來的面目。這不僅是對中世紀所歪曲、閹割了的古典文化的矯正和恢復，而且也為近代哲學和科學的興起提供了一個堅實可靠的出發點。
毫無疑問，文藝復興的起因與古典文化的復興有關。不過，時過境遷，物是人非。希臘羅馬文化可以繼承，但卻是不可能復興的。在經過了上千年之久的基督教神學的精神禁錮，而且這種禁錮還沒有從根本上解除的情況下，人們不可能直抒己見，也還沒有條件提出自己的思想，不過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並不是希臘羅馬文化的簡單重複。在某種意義上說，文藝復興是當時的知識分子以復興希臘羅馬文化之名，行人文主義之實。
「人文主義」（humanism）一詞起源於拉丁語的「人文學」（studia humanitatis），指與神學相區別的那些人文學科，包括文法、修辭學、歷史學、詩藝、道德哲學等等。到了19世紀，人們開始使用「人文主義」一詞來概括文藝復興時期人文學者對古代文化的發掘、整理、研究工作以及他們以人為中心的新世界觀。人文主義反對中世紀抬高神、貶低人的觀點，肯定人的價值、尊嚴和高貴；反對中世紀神學主張的禁慾主義和來世觀念，要求人生的享樂和個性的解放，肯定現世生活的意義；反對封建等級觀念，主張人的自然平等。人文主義思潮極大地推動了西歐各國文化的發展和思想的解放，文藝復興由於「首先認識和揭示了豐滿的、完整的人性而取得了一項尤為偉大的成就」，這就是「人的發現」（注3：〔瑞士〕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第302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對古代文化的發掘和對人性的重視促成了富有人文精神的古典文化在某種意義上的「復興」。「古代希臘思想家的每個學派，亞里士多德學派、柏拉圖學派等等，都在那個時候找到它的信徒，但是與古代的信徒完全不同。」（注4：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三卷，第338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由此可見，「文藝復興」是這場思想解放運動的表現形式，「人文主義」才是它的實質。文藝復興首先從意大利開始，繼而傳播到西歐各國。由於人們對基督教神學摒棄世俗生活，推行禁慾主義的清規戒律深惡痛絕，對經院哲學抽像煩瑣的理性主義也膩煩到了極點，所以人們毫不猶豫地轉向了感性和慾望，轉向了世俗生活，遂使文學藝術等人文領域色彩紛呈，出現了一大批大師，湧現出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拉斐爾、斐微斯、拉伯雷、塞萬提斯、莎士比亞、愛拉斯謨等文化巨匠。此外，布魯尼的史學、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學、莫爾和康帕內拉的空想共產主義也是這一時期人文主義運動的傑出成就。
對世俗生活的重視引起了人們對自然的濃厚興趣和自然科學的發展。古代科學著作的翻譯和介紹更進一步促進了這一趨勢。在14至15世紀，對人體、天文、地理以及自然世界其他領域的研究普遍得到了加強。觀察和實驗日益成為科學研究的重要手段。數學和數學方法受到普遍重視，並逐漸與自然科學研究結合起來。這些發展為16世紀以哥白尼的天文學革命為代表的自然科學繁榮打下了基礎，構成了文藝復興的第二個歷史功績，即「科學的發現」。一些有遠見的哲學家及時地汲取了新科學的成果，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具有自然哲學傾向的新哲學體系，成為近代哲學的先驅。
這一時期值得我們重視的還有「地理大發現」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它集中體現了人類的冒險精神，以至於文藝復興時期也被稱做「冒險的時代」。
15世紀是「大航海時代」。世紀初有中國明朝鄭和七下西洋，雖然中國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遠洋艦隊，但是卻由於種種原因退守陸地，閉關鎖國，結果把大好機會拱手讓給了歐洲人。而奧斯曼帝國在從印度洋驅逐葡萄牙人沒有成效的情況下，默認了「上帝賜給我們的是陸地，海洋則是賜給基督教徒的」。於是，西歐在世紀末開始了一系列的地理發現：1488年，迪亞士發現非洲好望角；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1498年，達·伽瑪到達印度卡利卡特，開闢了印度航路；1520年，麥哲倫的船隊開始環球航行……新航路的發現和新大陸的發現，一方面促進了歐洲工商業、貿易的迅速發展，使生產力的水平迅速提高，逐漸形成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另一方面亦使人們終於擺脫了中世紀那種狹隘的地域觀念，一下子將人們的眼界擴展到了世界性的範圍。於是，在歐洲人的面前，出現了一個充滿了新奇事物，充滿了魅力的廣闊天地。在某種意義上說，世界從此真正進入了世界歷史。
下面我們對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做一概述。需要說明的是，人文主義思潮並不是一個統一的思想運動，我們在此只是就其最一般的特徵做一些分析。（注5：參見《西方哲學史》，第291頁以下諸頁。）
人文主義運動首先是一場文化運動，主要是從事人文學科，尤其是古典文化的發掘、研究和傳播。人文主義者首先面臨的是語言障礙。為了能夠直接欣賞、利用和研究古代文學，14—15世紀，在意大利興起了學習古希臘語的熱潮。許多拜占廷學者在意大利講授希臘語。到了16世紀，希臘語甚至成為大學和許多文科中學的必修課。與此同時，人文主義者還恢復了西塞羅時代的古典拉丁語，在一定程度上學習和研究了古希伯萊語，從而為直接利用古典文化奠定了基礎。文藝復興時期的許多人文主義者都精通希臘語，瓦拉、愛拉斯謨甚至成為當時的語言大師。
不過，人文主義運動並不僅僅是古典文化的復興，事實上，這只不過是中世紀崇拜古代權威的遺跡和新思想尚不成熟的一種表現。隨著復興和倣傚古典文化，人們的目光開始由神轉向了人。在文藝復興早期，基於對經院哲學式的理性主義的厭惡，人們往往訴諸感性、情感的因素，因而這一轉向大多是採用文學形式表現出來的，而且以文學藝術的成就為最高。在此期間，出現了詞句優美、以反映市民生活和愛情為主題的抒情詩和小說以及具有現實感的繪畫、雕塑等藝術作品。在被譽為「佛羅倫薩早期文藝復興文學三傑」的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以及瓦拉等人的作品中，已經充滿了對人的尊嚴、人生的價值、人的世俗生活、人的真實慾望和情感、人的創造力和能動性的熱情歌頌，對教會腐敗、虛偽、扼殺人性的激烈批判。「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無所不有」，這句古老的箴言成為人文主義者的共同口號。
從思想內容上說，人文主義的實質就是強調人、人的尊嚴和人生價值。基督教神學認為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的最高造物，是塵世的最高目的，雖然塵世的一切都是以人為中心創造的，但是神學研究的重心是上帝，與上帝相比，人的地位是卑賤的。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們並沒有發展到否定上帝至尊地位的程度，他們的一個突出特徵就是避開上帝，把研究的重心從人神關係轉移到人獸、人物關係，強調人與萬物的區別，從而突出了人的優越地位。但丁認為，天賦的理性是人與禽獸的根本區別，是辨別善惡之光。只有遵從理性的指導，人才能達到至善之境，獲得真正的幸福。在這方面，西班牙人文主義者斐微斯的觀點最具代表性。在《關於人的寓言》一文中，斐微斯熱情地謳歌了人及其創造力。他指出，人有一個充滿了智慧、精明、知識和理性的心靈。人足智多謀，單靠自身就創造出許多了不起的東西。在人的許多發明之中，最為出色的、特別使聰明之士讚歎不已的是：房屋的建築、農作物的栽培、石器的製造、金屬的冶煉、萬物名稱的制定。文明不再是神的恩賜，而是人自己的創造，人由此擺脫了在基督教神學中的卑微地位，一躍成為眾天神尊敬、羨慕的對象。英國人文主義者莎士比亞借《哈姆雷特》主人公之口對人的熱情讚美，更是膾炙人口的名言：「人是多麼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想是多麼高貴，力量是多麼無窮，儀表和舉止是多麼端正，多麼出色。論行動，多麼像天使，論瞭解，多麼像天神！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
肯定了人生的價值，也就必然肯定人的現世生活。中世紀的倫理思想強調人的真正幸福在於達到上帝的真善美的本性，也就是說，只有來世或者彼岸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因此人們在現世必須克制自己對財富和榮譽的追求，限制慾望的滿足。人文主義者並不否定來世的幸福，但他們把這看做是遙遠的事情。人生在世，重要的是現世的幸福。彼特拉克就明確地宣佈：我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薄伽丘則進一步指出，人應當是全面發展的人，應當聰明、強壯、有感情、有教養。人應當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力，應當在追求精神享受的同時也追求感官的享受。這是人的自然本性，是自然的力量，任何企圖壓抑這種權利的人都是妄自尊大、愚不可及。拉伯雷在其著名小說《巨人傳》中，塑造了一個特來美修道院作為他心目中理想的社會形式。在這裡，不存在高大的圍牆，男女老幼都可以自由出入。修士修女不必單獨分開，他們可以相敬相愛，甚至可以光明正大地結婚。修道院內沒有任何清規戒律，也沒有煩瑣的宗教儀式，惟一的院規就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因為人人都有一種趨善避惡的天然本性，如果壓抑這種本性，只能激起人們的反抗。相反，如果順應這種本性，人們就會得到全面的發展。拉伯雷所主張的人是博學的、全知全能的人，是勇武知禮的騎士和窈窕靈巧的淑女。拉伯雷很重視知識的作用，他相信人類可以用知識來武裝自己，成為征服世界、征服自然的巨人。這正是處於上升時期的資產階級理想的個人肖像。從市民資產階級的立場出發，人文主義者們為人的自然平等大聲疾呼。他們認為，人天生一律平等的。人的貴賤不是以血統的高貴與否，而是以個人的才能和品德為標準。因此，人們應當積極地發揮個人的才能，建功立業，追逐名利，實現自我。在人文主義者的思想中，已經產生了一種世俗的新道德觀念，人的自我意識和主體意識已經開始覺醒。
人文主義者對教會和封建貴族的普遍腐敗和虛偽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薄伽丘的《十日談》和愛拉斯謨的《愚神頌》是這方面的傑作。在《十日談》中，上自教皇、主教，下至修士修女都成了薄伽丘冷嘲熱諷的對象。他指出，這些人雖然滿口仁義道德，自稱是上帝的代表，是清心寡慾的大聖人，是人們進入天堂的引路人，但骨子裡卻是最無恥、最荒淫。它們過著糜爛的生活，滿腦子考慮的是如何滿足自己的錢欲和情慾，無惡不作，壞到了不能再壞的地步，根本不配去管別人。而愛拉斯謨則借用愚神的口吻，辛辣地嘲弄了教皇、神父、國王、貴族這些愚不可及的人物：教皇和主教們只知道熱衷於權勢和財富，鑽營宗教的買賣，甚至不惜為此發動宗教戰爭。神父修士們標榜的是安貧樂道，其實是為了沽名釣譽，他們在酒色面前決不會退讓。他們用煩瑣的三段論去論證神學教條，卻不知道基督惟一的戒律就是要從事仁愛的工作。國王和貴族們熱衷於賣官鬻爵，搜刮民脂民膏，尋歡作樂，爭權奪利。這些人如果想一想他們所處地位的責任，如果他們是聰明人的話，就會良心不安，但愚蠢卻使他們心安理得地做這一切。面對這種普遍的腐敗，彼特拉克把教廷稱做「惡毒的寺院」、「謬誤的學校」、「謊言的熔爐」、「陰謀的牢獄」。但丁在《神曲》中不僅把貪得無厭、作惡多端的教皇、主教扔進地獄的火窟之中，而且還大膽地在那裡為尚在人世的教皇博尼法斯八世預留了一個位子。不過，人文主義者所抨擊的並不是神職人員對現世生活的追求，而是他們的虛偽，而這種虛偽的根源就在於中世紀所奉行的禁慾主義是與人性相衝突的。因此，在批判教會腐化墮落的同時，他們也都對禁慾主義進行了堅決的抵制。
不過，人文主義還沒有發展到成為天主教教會競爭對手的程度。他們對教會的批判大多僅限於指出教會的腐敗和虛偽，並沒有觸及基督教的基本理論及其賴以存在的根基。而精神、文化的世俗化，對於一個在政治、經濟、組織上已經世俗化了的教會，固然會妨礙它繼續愚弄人民群眾，但也可以為其窮奢極侈的生活提供借口和條件。人文主義活動要求必須有閒暇和財富，這就決定了它必然局限於上層知識界，並且依附於權貴階層，因而也就不可能與封建勢力徹底決裂。許多人文主義者與舊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大多數至少在形式上保持著對天主教會的忠誠。他們與貴族、高級神職人員、國王、教皇來往密切，彼特拉克、瓦拉等人甚至成為教皇的寵信。愛拉斯謨曾多次向教皇表白自己的忠誠，莫爾甚至為維護天主教的統一不惜獻出自己的頭顱。而另一方面，封建統治階級出於自身的利益，也能夠容忍人文主義者的嬉笑怒罵，甚至成為他們的保護人。教皇尼古拉五世、庇護二世、利奧十世以及一些世俗統治者當時都是人文主義的著名積極贊助者。人文主義運動自身的這些局限在它進一步的發展中日益明顯地表現出來，有些人文主義者成為咬文嚼字的學究，有些則淪為權貴們裝潢門面的飾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