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誕生於公元1世紀初，創始人耶穌，本來不過是猶太教中的一個小宗派。猶太人雖然聲稱他們是上帝的選民，但實際上是似乎一直在遭受天譴。猶太人（以色列人）原籍是美索不達米亞，這一點由《聖經》中的神話傳說與巴比倫的神話傳說類似而得到了證明。在巴勒斯坦，以色列人屢遭周圍民族的蹂躪。公元前6世紀，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攻佔耶路撒冷，把猶太國王和貴族擄到了巴比倫，史稱「巴比倫之囚」。在那個時候，在猶太人中間就流傳著彌賽亞（救世主）拯救他們的傳說。在羅馬帝國初期，巴勒斯坦併入羅馬版圖。耶穌的信徒們相信耶穌就是基督（Christ），即希伯來語所說的彌賽亞（救世主），因而被稱為基督徒，他們的宗教團體也就被稱為基督教。當時，羅馬派駐耶路撒冷的總督叫彼拉多，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激化。當耶穌以彌賽亞和以色列之王的身份來到耶路撒冷的時候，不僅引起了羅馬統治者的恐慌，而且也引起了猶太上層貴族的恐慌。於是，耶穌被人出賣，判處死刑，釘在了十字架上。不久，在耶穌的信徒中間就開始流傳耶穌基督復活等奇跡，而且相信他不久將再次降臨人間，舉行末日審判，上帝之國不久即可降臨，當然上帝之國不在這個世界上。基督教雖然由於信仰獨一真神、拒絕羅馬帝國的皇帝崇拜和其他種種社會原因而數次招致羅馬帝國統治者的殘酷鎮壓，但卻由於獲得了佔人口絕大多數的社會下層民眾的支持，從而迅速傳播到羅馬帝國各地，作為當時被壓迫民族的精神寄托，逐漸成為信徒眾多的世界性的宗教。
基督教之所以成為世界性的宗教，有許多原因。
首先就基督教的教義而論，它把人們的希望寄托在了來世，因而放棄了與羅馬帝國的直接對抗，從上帝普愛世人的信仰出發，主張愛人如己，甚至愛自己的仇敵，並且打破了民族界限，以信仰作為被上帝揀選的條件。所以它最初雖然只是猶太教的一個小宗派，但是卻沒有猶太教那種森嚴的教義和民族限制，因而能夠成為不同民族共同的宗教選擇。其次，羅馬帝國以軍事征服建立起來的世界性大帝國，為基督教的傳播提供了條件。而且各個民族因為淪為被壓迫者，不再相信自己的保護神，而羅馬社會長期的動盪不安也使羅馬人對於羅馬民族舊有的保護神和宗教失去了信心，轉而在基督教的信仰中尋求精神寄托。於是在公元2—3世紀，大批社會上層人士和有教養階層紛紛皈依基督教，基督教逐漸成為羅馬社會生活中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311年，羅馬政權公佈了允許基督徒宗教信仰自由的《寬容敕令》。312年，羅馬帝國最高統治權的爭奪進入了白熱化階段。皇權角逐者之一君士坦丁在大戰前夜看到天生異象，天空中現出了一個發著火光的十字架。於是第二天他的士兵們的盾牌上都畫上了十字架這一基督教的符號，在基督徒的支持下大獲全勝。後來的君士坦丁大帝成了歷史上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基督教從此在羅馬帝國獲得了合法地位。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召集全羅馬帝國境內的三百多名主教在尼西亞召開了基督教歷史上第一次全教會性的會議，制定了強制性的統一教條，史稱《尼西亞信經》。（注1：《尼西亞信經》：「我們信獨一的神，全能的父，是天地和一切可見和不可見的事物的創造者。我們信獨一的主，耶穌基督是神的獨生子，在永久之前，為父所生，是從神的神，從光的光，從真神的真神，不是受造的，是與父神為一，萬物都是藉他造的。又為我們，網絡救我們他從天降下，藉著聖靈的力量，從童真女瑪利亞取肉身成為世人。為我們的緣故在本丟彼拉多手下被釘十字架受死，埋葬，根據《聖經》上的話，第三天復活升天並坐在天父的右邊；他將來必從榮耀裡再來，審判活人和死人，他的國就沒有窮盡。我們信聖靈是主，是賜生命的，是從聖父和聖子出來的。與聖父和聖子一同受敬拜和榮耀，他曾通過先知們講話。我們信神聖的使徒的教會。我們接受赦罪的洗禮。我們期望死人的復活和來世的永生。阿門。」轉引自《簡明基督教全書》，第269頁，馬可·泰勒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392年，皇帝狄奧多西正式宣佈基督教為國教，並大肆鎮壓異教和異端，基督教終於取得了精神統治的地位。395年羅馬正式分裂為東羅馬帝國和西羅馬帝國，連戰旗上的鷹也變成了雙頭鷹。基督教亦分裂為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此後，羅馬帝國衰落乃至被日耳曼人所滅，歐洲進入了中古時期，基督教不僅在人們的精神生活之中，而且在社會生活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說起來，西羅馬帝國的滅亡，與我們中國人有很深的關係。漢武帝（公元前156—公元前87）時，中國抗擊匈奴入侵並向西擴張，最終迫使西部的遊牧民族匈奴各部落或者歸順或者逃往沙漠地區，結果引起了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從東向西的世界性民族大遷徙，迫使日耳曼人進入羅馬帝國，最終導致了它的崩潰。公元476年，羅馬終於被摧毀了。此後，雖然東羅馬帝國（拜占廷）又苟延殘喘了上千年之久，但是只能充當希臘羅馬文化的博物館，直到1453年被信奉伊斯蘭教的土耳其人征服。
日耳曼人由若幹部落組成，其中主要有法蘭克人、汪達爾人、倫巴德人、東哥特人和西哥特人等。進入西歐的時候，他們正處在氏族公社解體的軍事民主制時期。日耳曼人滅亡西羅馬帝國以後，這種社會制度逐漸轉化為莊園農奴制，史稱「封建制度」。西歐的封建制度與中國的封建制度是不同的，國王的權力受到限制，不過是最大的莊園主而已。國王下屬貴族，貴族佔有自己的封地——莊園，具有比較多的獨立性。只有當國王需要的時候，例如戰爭，貴族才會響應國王的號召，率領自己的侍從和農奴加入國王的軍隊，而國王甚至無權支配貴族的下屬。所謂「我的僕人的僕人，不是我的僕人」，就是這樣一種權力關係的寫照。在某種意義上說，中世紀的歷史就是王權與教權的爭鬥史，這部歷史是一個兩者合作和相互利用、教權統一歐洲、王權上升的同時教權衰落的複雜過程。及至後來出現了民族國家，王權逐漸佔了上風，中央集權式的專制制度得以形成，通過海上霸權、殖民地和為了增強國力而開展的工商業活動，最終為資本主義的產生開闢了道路。隨著教權的衰落，世俗的王權取得了統治地位，基督教哲學亦隨之衰落了。
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人們一提起「中世紀」，立刻就會想到「黑暗時期」，一提起「黑暗時期」，立刻就會想到基督教的精神統治，想到宗教裁判所和火刑柱。不錯，中世紀的確有一個「黑暗時期」，不過這個「黑暗時期」主要指的是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的幾百年（400—1000），那並不是基督教的錯，主要是因為蠻族入侵，西羅馬帝國滅亡，希臘羅馬文明被一掃而空所造成的。在某種意義上說，當時的基督教教會在保持文明火種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如果從物質生活方面看，中世紀的確是極端匱乏的，但是如果從精神狀態上看，從信仰上看，中世紀不但說不上「黑暗」，或許應該說是「光輝燦爛」才對。因為中世紀的人們在匱乏和艱難的現實生活之上，建立了一個異常豐富的精神世界。
中世紀早已成了歷史，因為成了歷史，我們今天才有可能不帶偏見地比較「客觀地」看待那個時代，評價基督教教會的歷史作用。在某種意義上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如果沒有基督教感化了日耳曼各民族，如果沒有很少受到衝擊的修道院保存了希臘羅馬的文獻，人類已經獲得的文明成就便有可能付諸東流。國家政權（當時的歐洲還沒有形成像樣的國家政權）做不到的，科學和藝術做不到的，宗教做到了。當時的日耳曼各民族尚處在不十分開化的原始狀態，不用說書寫和閱讀，有些民族甚至連文字還沒有形成。因而，藝術的想像和抽像的思辨推理對他們來說是格格不入的，但是福音書的說教卻以其淳樸和崇高從情感上深深地打動了他們的心弦。另一方面，也正是從宗教的感化出發，今天歐洲的各個民族吸取古代知識的過程才可能開始。正是通過教會，新世界才有可能進入舊世界的學校之門。當然，同樣是由於這個原因，最初古代文明中只有能夠被納入基督教的那些部分得以保存，因為教會強烈地排斥其他方面，特別排斥與教義相背離的東西。即便如此，教會基於偏見的所作所為也不是沒有任何積極意義的：它在某種意義上有效地防止了日耳曼民族當時還處在幼稚狀態的心靈被各式各樣的學說理論攪得一團糟。如果不是這樣，他們很可能因為不能理解、消化和吸收希臘文明的精神養分而患上營養不良症。結果與基督教原初的意圖相反，它排斥異己的做法起到了循序漸進的教化作用。不過無論如何，教會排斥異己的工作的確富有成效，它使得精神的各個領域成為一片空白，要經過長期的艱苦努力才能重新填充而豐富起來。（注2：參見文德爾班：《哲學史教程》上卷，第353—354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單純就世界歷史的分期而論，我們通常以476年西羅馬帝國被日耳曼蠻族毀滅作為開始，到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之前，把這段歷史稱之為中古史。哲學史上的分期與此不盡相同。古代哲學即古希臘哲學從公元前6世紀開始，以529年最後一所柏拉圖學園被皈依了基督教的羅馬皇帝關閉為止，時間是1000年。而中古哲學，或者說中世紀哲學，與希臘哲學有相互重合的部分：公元2世紀至5世紀的教父哲學與晚期希臘哲學是同時的。我們為了敘述的方便對它們進行分別討論，因為它們畢竟屬於不同的哲學形態。
希臘哲學與基督教哲學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哲學形態。
毫無疑問，希臘哲學從根本上塑造了西方哲學的基本特徵，正如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所說，「一提到希臘這個名字，有教養的歐洲人，尤其是我們德國人，就會產生一種家園感。」（注3：參見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57頁。）然而，希臘哲學的理性主義並不是西方哲學的惟一來源。實際上對於中世紀的西方哲學來說，基督教神學自始至終是其最基本的「底色」，以至於日耳曼民族被稱做「基督教民族」。哲學與宗教都源於人類精神的終極關懷，只不過它們解決問題的方式不同罷了。哲學訴諸理性，而宗教則訴諸信仰。
基督教哲學與希臘哲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某種意義上說，希臘哲學的精神是一種樂觀主義的悲劇精神，它的主題是命運、必然性和規律，不過在命運面前，希臘人不是消極的，他們對現實生活保持著樂觀向上的積極態度，形成了崇尚知識的理性主義和人文精神。基督教哲學則正好相反，在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之下，中古時代的人們逃避、拋棄和否定了現實生活，以否定現實的方式謀求靈魂的救贖，視人間為走向天國的「天路歷程」，試圖通過信仰上帝使靈魂得到永生。因此，他們對現實生活採取了悲觀主義的態度，而對來生來世卻採取了樂觀主義的態度。
如前所述，基督教文明與希臘文明一道，構成了西方哲學的兩大源泉。那麼，基督教哲學給哲學帶來了哪些不同於希臘哲學的問題呢？
這是非常複雜的。簡單地說，基督教哲學貢獻給哲學的首先是它的超驗性。雖然希臘思想中也不乏超驗的思想，例如柏拉圖的理念論，但是從主導方面看，希臘哲學是現實主義的，而基督教哲學卻以棄絕塵世的方式向人們展示了一個無限的超感性的世界，從而在某種程度上開拓並豐富了人類的精神世界。其次是內在性。基督教使無限的精神（實體）具體化於個人的心靈之中，與希臘哲學對自然的認識不同，它訴諸個人的內心信仰，主張靈魂的得救要求每個人的靈魂在場。再次是自由的問題。自由在希臘人那裡是不成問題的，而且占主導地位的是必然性的觀念。基督教就不同了，在某種意義上說，自由意志問題始終是基督教思想中的難題。最後是超自然主義的觀念。在希臘人那裡，自然是活生生的神聖的存在，而在基督教思想中自然不但沒有神性，而且是上帝為人類所創造的可供其任意利用的死東西。基督教貶斥自然的觀念固然不利於科學的發展，然而卻從另一方面為近代機械論的自然觀開闢了道路，使後人在認識世界之外亦樹立了改造世界的觀念。
在某種意義上說，中世紀哲學的主要問題是信仰與理性之間的關係問題。
最初的基督教具有與理性和知識相對立的極端傾向。作為宗教，作為貧苦大眾的宗教，基督教從一開始就理所當然地採取了排斥知識的方式。《新約·馬太福音》把是否信仰基督作為衡量聰明與愚蠢的標準，聖保羅則說：「就如經上所說，『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哪裡有智者？哪裡有經師？哪裡有這個世界的辯士？豈不是上帝讓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了嗎？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上帝，上帝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來拯救那些信仰的人，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上帝的愚拙總比人智慧。」然而，隨著基督教逐漸擴大了影響，就有了理論化的需要。《新約·約翰福音》已經開始利用「邏各斯」（logos）這個希臘哲學概念了。此後，種種獨特的社會歷史條件促使基督教最終採取了理論的形式，造就出基督教哲學這種獨特的理論形態。
除了基督教作為新生的宗教其自身需要理論的建設等內在原因之外，有一系列外在原因迫使基督教走上了理論化的道路。
首先，在基督教誕生的年代裡，哲學依然是羅馬帝國社會上層人士所喜愛的意識形態。基督教為了獲得這些上層人士的諒解、理解、支持乃至皈依，竭力宣揚自己與哲學的一致。早期教父所提出的「真哲學即真宗教，真宗教即真哲學」這一口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在這種形勢下，基督教接過古希臘哲學的一些術語、詞句和學說來論證和闡述自己的信仰，就是在所難免的事情了。
其次，羅馬帝國社會的長期動盪，導致哲學從理論向實踐轉型，使倫理學成為哲學關注的中心，靈魂的安寧成為哲學的最高目標，與神的交往也成為許多哲學家喜聞樂見的主題。在一定的意義上說，古希臘哲學在這些同樣為宗教所關注的問題上的探討，也已經為基督教與哲學之間的對話和交融作好了理論上的準備。
再次，基督教產生之初，立刻就遭遇到以哲學理性為代表的強大的希臘羅馬文化。晚期希臘哲學無論是出自傳統的多神論立場，還是出自哲學的理性立場，都不免對基督教的信仰進行口誅筆伐，而基督教也自覺到自己是當世思潮的競爭者之一，因而積極地為自己的生存權利而辯護和鬥爭。顯而易見，在與哲學的這種鬥爭中，哲學自身的詞句無疑是基督教所能利用的最佳武器。
最後，基督教形成的時代，也是羅馬帝國各種新興宗教競相產生的時代，諾斯替教、摩尼教等都曾一度成為基督教的有力競爭對手，基督教內部也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異端。也可以說，基督教最初幾個世紀的歷史就是與異教、異端論戰的歷史，這種論戰的需要也同樣促進了基督教的哲學化。
在這些內因、外因的交織作用下，基督教會中一批或多或少具有哲學修養的信徒挺身而出，借用希臘哲學，尤其是新柏拉圖主義和斯多亞學派的哲學，在理論上論證和捍衛基督教信仰。這些人或奔走傳教，或著書立說，力圖使基督教的信仰與哲學的理性統一起來。通過他們的活動，基督教第一次有了相對統一和完整的教義，因而他們被教會尊為「教父」，即教會的父親，他們的思想就被稱為「教父哲學」。
教父哲學是基督教哲學的第一個歷史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