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20歲時跟隨蘇格拉底學習哲學，8年以後蘇格拉底被判死刑，當時柏拉圖不在雅典。毫無疑問，蘇格拉底之死在柏拉圖哲學思想的發展過程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在柏拉圖看來，蘇格拉底之死是城邦犯下的一樁罪行。不過真正令人深思的是，惡為什麼會戰勝善？謊言怎麼會掩蓋真理？非正義為什麼會戰勝正義？蘇格拉底是一個好公民，為什麼雅典城邦竟然對於自己最好的公民如此忘恩負義？如此等等，就是柏拉圖思考的問題，這些問題使他逐漸將人的教育和城邦的組織管理作為哲學的中心問題。
柏拉圖政治學說的出發點是尋求正義，這應該是一個城邦（國家）秩序井然穩定發展的基礎。
在柏拉圖看來，人的靈魂由理性、激情、慾望三部分構成，正義的人必須讓理性統治激情，由激情抑制慾望。個人是縮小了的國家，國家是放大了的個人。所以，國家的三個階層即統治者、武士和生產者，它們各自的德性應該是智慧、勇敢和節制。統治者的職能是依靠智慧，理性地管理國家；武士的職能是發揮激情，勇敢地保衛國家；生產者的職能是節制慾望，安分守己，努力勞動。如果這三個階層各自具備了自己的德性，各司其職，不相僭越，國家就達到了正義，否則便是不正義。
智慧、勇敢、節制和正義，正是希臘人的四主德。
柏拉圖還被看做是共產主義的創始人。他把私有制認作一切災難的主要禍根，為了培養前兩個階層的集體主義精神，他主張實行平均主義式的共產主義原則，讓他們過軍隊般的生活，沒有私產，沒有家庭。還要實行優生優育，按照不同年齡進行嚴格的不同科目的教育，兒童時開始接受美育、體育、智育和德育的訓練，最初學習音樂和健康的傳說，同時進行體育鍛煉，智育訓練經歷由低到高、從意見到知識的步驟，先學數學和天文學，最後是哲學（辯證法）。柏拉圖秉承蘇格拉底的觀念，認為一切工作都以知識為基礎，治理國家更是如此，而真正對於治理國家有全面系統的知識的人，應該是哲學家，因為只有哲學家才能洞悉宇宙萬物的奧秘。所以柏拉圖斷言，「除非真正的哲學家獲得政治權利，或者城邦中擁有權力的人，由於某種奇跡，變成了真正的哲學家，否則，人類中的罪惡將永遠不會停止。」（注1：《古希臘哲學》，第236頁。）讓統治者成為哲學家，那是奇跡，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而要想把國家治理好就只有一種可能，讓哲學家為王。這就是「哲學王」的理想。
其實讓哲學家為王，與希望統治者成為哲學家，一樣是不切實際的。因為哲學家的工作是在現實世界之外建立一個理想的世界，作為理想目標。由於這個理想世界太理想化了，所以我們通常稱之為「烏托邦」，即「無何有之鄉」的意思。哲學家生活在理想之中，如果讓他去負起使理想成為現實的重任，有點勉為其難了。更何況哲學家也是人，無論如何不可能滿足柏拉圖為哲學王所規定的條件。像所有的人一樣，哲學家始終生活在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和衝突之中，也許他面臨的衝突更加激烈，因為他身處現實與理想這兩個極端之間。
「哲學王」的觀念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都可以說源遠流長。如果解決問題需要把握事情的真相，也就是獲得知識，那麼哲學作為「智慧之愛」，在一切知識中應該是最高的，因為它所把握的不是小知識小聰明，而是宇宙萬物的奧秘。所以，哲學家是真正稱得上有知識的人，他當然是治理國家的行家裡手，這是任何人都無法與之比擬的。由此可見，哲學家的「野心」最大，與他相比，帝王將相的野心實在是小巫見大巫：哲學家們要統治的不是一個國家，也不是一個世界，而是整個宇宙。因而治理區區一個小小的國家當然不在話下。
顯然，柏拉圖的理想國的方案由於不切實際是不可能實現的，於是他在晚年的《法律篇》中退而求其次，對之作了較大的修改，主張法制，主張家庭的存在和一定的私有財產等。由此可見，柏拉圖的政治思想經歷了一個從人治到法治的過程。許多年以後，新柏拉圖主義哲學家普羅提諾（一譯柏羅丁）曾經向羅馬皇帝進言，建議按照柏拉圖《法律篇》提供的方案，建立一座名為Platonpolis（柏拉圖城邦）的哲學家之城，皇帝很感興趣，但遭到了大臣們的反對，結果只好作罷。不然的話，我們倒可以通過這一項偉大的實驗看一看，讓哲學家為王是不是能夠把國家治理得更好。
柏拉圖相信，只有哲學才能拯救希臘文明，於是他在綜合吸收畢達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巴門尼德、阿那克薩戈拉等哲學家有關思想的基礎上，主要沿著蘇格拉底尋求普遍定義和絕對本質的思路前進，建立了自己的哲學亦即「理念論」，這是西方哲學史上第一個龐大的哲學體系。當然，由於柏拉圖的著述活動歷經幾十年之久，思想前後變化很大，而其多數著作難以確定寫作的時間，因此儘管有些學者將他的思想分為早期、中期和晚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嚴格說來，我們不應該將他的全部思想看做是一個統一而嚴密的體系。不僅如此，由於柏拉圖的哲學思想呈現在他的對話錄之中，逐篇解讀他的著作應該是瞭解其思想的最合理的方式。遺憾的是，受時間和篇幅所限，我們不可能這樣做，只好權當柏拉圖哲學是一個完整的體系，簡述其哲學的基本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