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希臘除了現在希臘所在的巴爾幹半島南部而外，還包括地中海沿岸小亞細亞半島的西部即伊奧尼亞地區、意大利南部及愛琴海中的各島嶼等。在這塊不大的地域中，海陸交錯，山巒重疊，除了北部地區而外，幾乎沒有一個地方與海洋的距離超過50公里，其自然環境與東方大河流域的古老文明迥然相異。正是這樣相對惡劣的自然環境，迫使希臘人走上了征服海洋，以工商業和手工業為主的發展道路。
古代希臘這片土地之所以成為西方哲學的源頭，與其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豐厚的文化背景和獨特的地理位置密切相關。不過，僅僅是這些條件，似乎還不足以說明希臘文明乃至希臘哲學的誕生。我們所熟悉的希臘文明一般被稱為希臘古典文化，它大約始於公元前八九世紀，在此之前則是一些連希臘人自己都不能確定其真實可靠性的神話傳說。因此與那些有著5000年甚至7000年悠久歷史的東方文明古國——中國、印度、巴比倫、埃及等——相比，希臘文明太「年輕」了。一位埃及祭司就曾經對希臘人說：你們希臘人啊，還是小孩子。按照傳統的觀點，也是「歐洲中心論」的觀點，朝氣蓬勃的希臘文明是文明健康發展的楷模，而東方古老文明則過早地衰老了，意思是說，希臘文明的發展是正常的，東方文明則是病態的。後來又有一種相反的觀點認為，實際上東方古老文明緩慢的發展才是正常的，希臘文明則是異常的，類似神童，發展快是以壽命縮短為代價的。其實，按照一百多年來的考古發現，希臘文明實際上比人們曾經以為的要古老得多，也比希臘人自己以為的要古老得多。我們雖然不敢說因此而解開了這個世界歷史之謎，但是這些考古發現的確有助於我們為希臘哲學的誕生之謎提供一種新的解釋。
說到這些傳奇般的考古發現，有兩個人的名字值得一提，一位是德國人海因裡希·謝裡曼，一位英國人阿圖爾·伊文斯，前者是商人，後者是考古學家。
歷史上人們通常把希臘文明看做是大約在公元前9世紀左右興起的文明形態，史稱「希臘古典文化」，在此之前則是《荷馬史詩》描述的神話傳說時代。人們都把《荷馬史詩》看做是神話傳說，海因裡希·謝裡曼卻不以為然。他獨出心裁地認為《荷馬史詩》並不是神話傳說，不是故事，那些希臘英雄確有其人。於是，謝裡曼從1870年開始，把經商得來的財富用於考古發掘，試圖證明《荷馬史詩》中所記載的都是確鑿的歷史史實。雖然在考古學方面他是半瓶子醋，而且對許多考古發現的解釋都是錯誤的，但是謝裡曼非常幸運，他的獨出心裁的猜想產生了豐碩的成果，《荷馬史詩》中的許多故事和人物被證明都具有歷史的意義，這些發現立刻轟動了全世界。謝裡曼並不滿足於這些驚人的發現，他要尋找傳說中的米諾斯國王的王宮，可惜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如願。不過米諾斯王宮並沒有沉寂多久，十幾年之後，英國考古學家阿圖爾·伊文斯在1900年帶領150名工作人員對克里特島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結果，人們終於發現了克里特－邁錫尼文明，這一發現一下子把希臘文明的起源向前推進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這就使我們掌握了可能連希臘人自己都不知道的歷史真相。
有人可能會問：這些考古發現與哲學有關係嗎？
的確有關係。
我們發現，克里特－邁錫尼文明與當時的東方文明非常類似，也是中央集權式的帝國。如果這種制度延續下去，可能就不會有城邦制的希臘文明了。然而，公元前12世紀時多利安人部落闖入了希臘半島，克里特－邁錫尼文明土崩瓦解，毀於一旦，這就使希臘文明的歷史出現了「斷層」，以至於後來的希臘人除了神話傳說而外，甚至不知道自己還有過如此輝煌的過去。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場文明浩劫之中，不只是一個朝代滅亡了，而且是一種王國制度被永遠摧毀，一種以王宮為中心的社會生活形態被徹底廢除了。這不僅使希臘人沒有再像前人以及其他古老文明那樣延續中央集權制度，而且相對而言亦使他們比較少地受傳統觀念的限制和束縛，這就為城邦的建立和理性思想的誕生提供了前提。（注3：參見〔法〕讓－皮埃爾·韋爾南：《希臘思想的起源》（「法蘭西思想文化叢書」之一），三聯書店，1996年。）
研究希臘文明的法國著名學者韋爾南道出了希臘哲學的誕生秘密：哲學是城邦的女兒。
古代希臘雖然統稱為希臘，但卻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而是由許多地域較小、相互獨立的城邦所組成的，我們今天所說的「政治學」（politics）就起源於治理「城邦」（polis）的學問。希臘的城邦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發展並不是均衡的。以希臘文化的中心，也是哲學繁榮時期的中心雅典為例，經過梭倫、克利斯提尼和伯利克裡等人的政治改革，雅典逐漸形成了比較完善的城邦民主制度：城邦的每個自由人都是公民，公共事務由他們選舉出來的執政官主持，由全體公民組成的公民大會以直接民主表決的方式決定城邦的重大事務。這種相對而言比較民主的社會制度使它的公民具有強烈的獨立自主性，這就為思想自由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而為哲學的生長提供了豐腴的沃土。思想自由這個條件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說是哲學產生的決定性的關鍵。其實不僅僅是哲學產生的決定性條件，也是所有哲學思考的決定性條件。
請聽一聽伯利克裡在陣亡烈士墓碑前的演講：
「我要說，我們的政治制度不是從我們鄰人的制度中模仿得來的。我們的制度是別人的模範，而不是我們模仿任何其他人的，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解決私人爭執的時候，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讓一個人擔任公職優先於他人的時候，所考慮的不在某一個特殊階級的成員，而是他們具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夠對國家有所貢獻，絕對不會因為貧窮而在政治上湮沒無聞。正因為我們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開的，我們彼此間的日常生活也會是這樣的。」（注4：《歷史上最偉大的演說辭》，第11頁，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
伯利克裡講這段話的時候，距今已經有兩千四百多年了，但是歲月的流逝並沒有使我們對這段話感到陌生，因為他所說的也正是我們夢寐以求的理想。雖然在雅典最興盛的時期，它的人口也不過25萬至30萬人，其中大約有8萬至10萬奴隸，2萬多外邦人，只有3萬左右的成年男子公民，因而自由並不是每個人都能享受的權利。但是它畢竟使我們今天以之為理想的東西實現了，起碼是部分地實現了，這也就是為什麼後人始終把雅典的城邦民主制看做典範的原因所在。正是這樣的民主氛圍，為哲學的誕生、形成和發展提供了最重要的條件：思想的自由。
毫無疑問，哲學的誕生是需要條件的。首先，一般說來，哲學的誕生標誌著終極關懷成為人們思考的問題，而且不是通過信仰的方式或者藝術的方式，而是通過理論的方式，追問和探索這個至高無上的理想境界。其次，哲學的誕生需要有閒暇。只有當人們滿足了吃、穿、住等基本的生活條件，才能有時間和精力來思考哲學問題。最後，哲學的誕生需要有思想的自由。儘管有了這些條件不一定就能夠產生哲學，但是如果沒有這些條件一定不會產生哲學。這就是邏輯學上所說的「必要條件」：「有之未必然，無之必不然」。我們發現，這些條件在希臘城邦民主制中都可以得到滿足，卻是中央集權制的大帝國不一定能夠滿足的。首先，終極關懷的問題對任何民族來說都一樣會產生，希臘人當然不會例外，不同的是希臘人思考這些問題採取了思辨的形式；其次，希臘的城邦民主制也是家庭奴隸制，公民有足夠的閒暇從事哲學思考；最後，城邦民主制為自由思考提供了基本條件，而這恰恰是其他東方古老文明所少有的。
有人可能會說，克里特－邁錫尼文明的發現早已不是什麼新聞了。的確如此。但是當韋爾南把克里特－邁錫尼文明與後來的希臘文明聯繫起來考察的時候，當他突出強調希臘文明的「中斷」對於城邦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的時候，儘管我們不能說已經解開了希臘文明產生這個歷史之謎，但至少為希臘哲學的誕生提供了一種比較合理的解釋。如果我們把邁錫尼制度與希臘城邦制度作一番對比就會發現，它們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種制度。邁錫尼王國與東方各大文明非常類似，它的社會生活以王宮為中心，王宮同時具有宗教、政治、軍事、行政和經濟的作用。在這種被稱為王宮經濟的體制中，國王集政權和王權的所有職能於一身，依靠一個傳統的固定職業階層——書吏，借助於一種由王宮顯貴和王室檢察官組成的複雜的等級制度，嚴密地控制和管理著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和社會活動的各個方面。（注5：《希臘思想的起源》，第12頁。）城邦制度就完全不同了。首先，城邦制度意味著話語具有壓倒其他一切權力手段的特殊優勢。話語成為重要的政治工具，國家一切權力的關鍵，指揮和統治他人的方式。於是原來那些由國王解決的屬於最高領導權範圍的涉及全體人利益的問題，現在都交給了論辯的藝術，通過論戰來解決。其次，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動都被賦予了完全的公開性，甚至可以說只有當一個公共領域出現時，城邦才能存在。最後，那些組成城邦的公民，不論他們的出身、地位和職務有多麼不同，從某種意義上講都是「同類人」（注6：《希臘思想的起源》，第37—39頁，第47頁。）。
話語的威力、公開活動的興起和公民的平等地位，這一切就為哲學的誕生準備了條件。我們過去以為，從心理學的規律看來，人們的認識活動是由外而內的：先認識自然，然後通過認識自然而認識人自己，這種觀念並不完全正確。希臘人不是將他們對自然的觀念投射到社會之上，而是將他們對於城邦社會的觀念投射到了自然之上。所以，雖然希臘哲學最初的思考對象的確是自然，但是它並不是將自然宇宙的觀念投射到人類社會，而是把城邦的秩序和法則投射到自然宇宙。我們都知道，古代人開始認識自然的時候並沒有什麼科學實驗和考察的工具可供他們使用，他們的思想大多是猜測性的論斷，而這種論斷歸根到底是從他們生活於其中的社會環境出發的，因而生活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之中的人看待自然的方式是不同的：當宗教神話還是維繫社會生活的主要紐帶的時候，人們眼中所見肯定是某種由一個或一些神靈所統治的等級森嚴的自然秩序，而當相對平等的法律制度是維繫社會生活的主要因素的時候，自然就呈現為圍繞著某個中心而展開的所有部分都服從共同的秩序和規律的宇宙圖景。由此可見，希臘自然觀與其他古老文明的自然觀之間的區別並不在於科學不科學，而在於前者是從城邦制度的角度而後者則是從宗教神話或是宗法制度的角度看待自然的不同結果。
因此，希臘文明的獨特性就在於它的變化不是在宗教領域內部發生的，新的思想形態是在宗教的邊緣和外部形成的，有時甚至與某些宗教信仰或官方禮儀公開對立，而這一變化的可能性就在於此前相當發達的文明湮沒了。這就是說，克里特－邁錫尼文化與東方古代文明具有大致類似的基本特徵，如果正常發展下去，大概不會有我們所瞭解的希臘文明，也不會有今天的西方文明。歷史之所以並非如此，是因為文明的中斷使後來的希臘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古老傳統、宗教和宗法制度的限制，而這些東西通常是代代相傳的，它們發揮著維繫文明的穩定性基礎性的作用。例如在緩慢持續發展的中國文明之中，古老的傳統始終保持著根深蒂固的強大勢力，一切有所創新的思想除非納入傳統的框架之內，或者採取闡釋傳統思想的方式，否則是不可能存在的，這就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新思想的產生、傳播和影響。簡言之，文明發展的中斷為希臘人的思想解放創造了條件，以至於甚至形成了西方哲學反傳統的「傳統」。
一般說來，人類文明的發展必須克服來自外在的和內在的兩方面的限制：外在的限制是人類生活於其中的自然環境，他必須通過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實踐活動求得生存，而人類克服外在自然之限制的根本方式就是以社會性的存在對付自然的挑戰，這就形成了所謂內在的限制。為了在自然中生存下去，人類結成了社會，而宗教、神話、宗法、倫理等成文與不成文的規範就成了維繫人類社會存在的紐帶，這些東西既可以是一個社會保持其存在的支柱，同時也最終將成為阻礙社會進步和新思想產生的障礙，而且它們往往以極其強大的勢力頑固地束縛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在我們今天傳統的制約仍然需要勇氣、時間和精力去克服，更不用說古代人了。由此可見，希臘理性的誕生的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希臘文明的「中斷」，這一中斷使希臘人比較少地受傳統的限制和束縛，使新思想的產生和傳播有了一個比較自由的空間。當然，這也只是相對而言的自由，因為希臘遠古曾經發達的文明雖然湮沒了，但是後來恢復起來的文明也有自己的宗教和宗法制度的傳統，仍然需要人們去克服，只不過這個包袱相對而言不那麼沉重罷了。
下面讓我們來看一看希臘哲學的基本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