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孩子，上海政協開了四天會，我第一次代表小組發言，第二次個人補充發言，附上稿子二份，給你看看。十日平信寄你一包報紙及剪報，內有周總理的政治報告，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及全國政協大會的發言選輯，井用紅筆勾出，使你看的時候可集中要點，節約時間。另有一本《農業發展綱要》小冊子。預料那包東西在三月初可以到你手裡；假使你沒空，可以在去南途中翻閱。從全國政協的發言中，可看出我國各方面的情況，各階層的意見，各方面的人才。
上海政協此次會議與去年五月大會情形大不相同。出席人員不但情緒高漲，而且講話都富有內容，問題提得很多，很具體。（上次大會歌功頌德的空話佔十分之七八。）楊伯伯１代表音樂小組發言，有聲有色，精彩之至。他說明了音樂家的業務進修需要怎麼多的時間，現在各人的忙亂，業務水平天天在後退；他不但說的形象化，而且音響化。休息時間我遇到《文匯報》社長徐鑄成，他說：「我今天上了一課（音樂常識）。」對社會人士解釋音樂家的勞動性質，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在廣大人民認識了這特殊的勞動性質，才能成為一種輿論，督促當局對音樂界的情況慢慢的改善。
大會發言，我的特點是全體發言中套頭語最少，時間最短的。第一次發言不過十一分鐘，第二次不過六分鐘。人家有長到二十五分鐘的，而且拖拖拉拉，重複的句子佔了一半以上。
林伯伯由周伯伯（煦良，他是上海政協九個副秘書長之一，專門負責文化事業）推薦，作為社會人士，到北京去列席全國政協大會。從一月三十日起到二月七日為止，他在北京開會。行前我替他預備了發言稿，說了一些學校醫學衛生（他是華東師大校醫）和他的歌唱理論，也大概說了些音樂界的情形。結果他在小組上講了，效果很好。他到京後自己又加了一段檢討自己的話，大致是：「我個人受了宗派主義的壓迫，不免抱著報復的心思，埋頭教學生，以為有了好的歌唱人才出來，自然你們這些不正派的人會垮台。我這個思想其實就是造成宗派主義思想，把自己的一套建立成另外一個宗派；而且我掉進了宗派主義而不自知。」你看，這段話說得好不好？
他一向比較偏，只注意歌唱，只注意音質；對音樂界一般情況不關心，對音樂以外的事更不必說。這一回去北京，總算擴大了他的心胸與視野。毛主席請客，他也有份，碰杯也有份。許多科學家和他談得很投機。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也和他談了「歌唱法」，打電話給文化部丁副部長燮林（是老輩科學家），丁又約了林談了二十分鐘。大概在這提倡科學研究的運動中，林伯伯的研究可以得到政府的實力支持，——這一切將來使我連帶也要忙一些。因為林伯伯什麼事都要和我商量：訂計劃等等，文字上的修改，思想方面的補充，都需要我參加。
孩子，你一定很高興，大家都在前進，而且是腳踏實地的前進，決不是喊口號式的。我們的國家雖則在科學成就上還談不到「原子能時代」，但整個社會形勢進展的速度，的確是到了「原子能時代」了。大家都覺得跟不上客觀形勢。單說我自己吧，儘管時間充裕，但各式各樣的新聞報導，學習文件，報紙、雜誌、小冊子，多得你顧了這，顧不了那，真是著急。本門工作又那麼吞時間，差不多和你練琴差不多。一天八九小時，只能譯一二千字；改的時候，這一二千字又要花一天時間，進步之慢有如蝸牛、而且技術苦悶也和你一樣，隨處都是問題，瞭解的能力至少四五倍於表達的能力……你想不是和你相仿嗎？
一般小朋友，在家自學的都犯一個大毛病：太不關心大局，對社會主義的改造事業很冷淡。我和名強、西三、子歧都說過幾回，不發生作用。他們只知道練琴。這樣下去，少年變了老年。與社會脫節，真正要不得。我說少年變了老年，還侮辱了老年人呢！今日多少的老年人都很積極，頭腦開通。便是宋家婆婆也是腦子清楚得很。那般小朋友的病根，還是在於家庭教育。家長們只看見你以前關門練琴，可萬萬想不到你同樣關心琴以外的學問和時局；也萬萬想不到我們家裡的空氣絕對不是單純的，一味的音樂，音樂，音樂的！當然，小朋友們自己的聰明和感受也大有關係；否則，為什麼許多保守頑固的家庭裡照樣會有精神蓬勃的子弟呢？……真的，看看周圍的青年，很少真有希望的。我說「希望」，不是指「專業」方面的造就，而是指人格的發展。所以我越來越覺得青年全面發展的重要。
假如你看了我的信，我的發言，和周總理的報告等等有感觸的話，只希望你把熱情化為力量，把慚愧化為決心。你最要緊的是抓緊時間，生活紀律化，科學化；休息時間也不能浪費！還有學習的計劃務必嚴格執行，切勿隨意更改！
雖是新年，人來人往，也忙得很，抽空寫這封信給你。
祝你錄音成功，去南表演成功！
１ 即上海音樂學院楊嘉仁教授，一九六六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