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領導找我談話了。說實話，談話內容令我非常難過，難過得想辭職。
領導開口第一句就是：「其實你的病，都是你自己想出來的，是你心態不夠好……你呀，看的書太多了，懂的道理太多了……答案你早就知道，是你自己不願意勇敢去面對……你可能覺得我們都是俗人，但你幹嗎那麼不接地氣呢？為什麼要把自己搞得那麼仙氣飄飄呢？……」
我舉了很多例子，掰開了又揉碎了，努力辯解。可是，他聽完我那些例子之後，說：「天啊！你身邊怎麼這麼多奇奇怪怪的人？這麼多抑鬱的人？你要多和樂觀的人在一起，不要去和那些抑鬱的人接觸。」
我只好長歎一聲。
他問我：「你認同我說的嗎？」
我在那一瞬間迅速做出了判斷——在「不得罪領導」和「身體健康」二者之間，我選擇健康。
於是我搖頭，坦誠說：「我不能認同你說的話。
「我能接受你對我的不理解，如果我們換位思考一下，你是抑鬱症患者，我是正常人，我也一定無法理解你。我也知道你對我的善意，包括所有同事和領導對我的善意和好心，但我沒有辦法做到你們要求的積極和快樂。
「比如，有時候過道上有幾個人在開心地聊天，我就不敢穿過過道去上廁所，哪怕是憋到尿褲子也不敢從人群中走過去。
「這不是理性與否，讀書與否，堅強與否，心態良好與否的問題。一個3歲的孩子，都知道餓了要吃飯，困了要睡覺，尿尿要去廁所。可這些，我就經常做不到。
「有一次我因為憋尿，把內褲摳出兩個洞。還有一次尿了褲子。由於長期如此，我憋尿憋成了膀胱炎尿血，吃了幾個星期的藥才痊癒。
「你看我平時挺積極，還有點兒『蛇精病』，大多數時候還能漂亮地完成工作，所以恐怕更難以理解我怎麼會有抑鬱症。
「我知道你是善意勸解，也知道你是好心。我一度也非常想辭職，因為歉疚，因為我覺得自己給全台帶來了低氣壓，給同事帶來了工作上的負擔，這讓我非常自責。
「但我知道辭職是消極的方式，醫生也不建議我做任何重大決定。」
話說到這裡，我已經感到心悸了。我說：「我只能盡量做到在上班的日子裡、在節目中控制好情緒。我在辦公室裡盡量不說話。我不傳播負能量。我盡量提前請假，不給你的管理造成困擾。我積極治療、按時吃藥。如果我實在做不到這些，就只能辭職了。我不能讓自己成為你團隊中的毒瘤，給你造成管理上的困擾。」
領導無奈地說：「講道理我講不過你，你比我還理性。那好吧，彼此都積極努力吧。」
走出辦公室，我躺在沙發上好久，才慢慢恢復了正常心率。凌晨，等辦公室的人都走光了，我才能正常編稿。想起昨天另一位同事在朋友圈裡發的生病感悟，不由得感到無奈和悲涼。
別的大部分疾病，都可以大大方方地交病假條，住院時身邊都有鮮花水果和溫暖的探望，都可以曬堅強、曬樂觀，都不會被人說「離他遠一點，別被他影響」。即便是傳染病，也有慰問和理解。
別的疾病住院可以走醫保，最貴的教授門診掛號費也只有30塊。可抑鬱症掛號費動輒上百，藥費上千，手術費上萬，而這些都是全自費，這還不包括其他檢查項目。
住院在精神科，「精神病」是罵人的話，人們唯恐避之不及。骨折了、感冒了不會被人指責和誤解，不需要承受和躲避世人的誤解。可我無論身處醫院、家中還是辦公室，都只能靠自己硬挺著，看時間一秒秒熬過去，把飯一口口嚥下去。這種孤絕和無助，沒有得過抑鬱症的人，永遠不會懂。
只有抑鬱症，即便在張國榮去世這麼多年之後，依然不被瞭解，更別談被理解了。比如同性戀，我並不覺得它真的被大家瞭解和接受了。想起今年4月1日時，有篇文章在問：他身後的世界變得更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