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如何提升我們的精神和能量
還有一件未盡之事，就是卡爾卡特修道院裡修士們染上的神秘怪病。阿爾弗雷德·托馬迪斯當初就是為了此事前往修道院，並在同一個星期裡遇到了當時年方18歲的保羅·馬道爾。托馬迪斯到修道院之後，看到了70個萎靡不振的修士。他說，「（這些人）細胞裡的低沉就像是濕抹布。」為修士們做檢查時，他發現原因不是傳染性疫情，而是一件神學事務。1960~1965年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制定了新的方式，讓教會響應現代世界的變化。一名熱心的年輕主持剛剛接手了修道院，他認為修士們每天要做的6~8小時的誦經詠唱沒有實用目的，就取消了它，雖說第二屆大公會議並未禁止格列高利聖詠。緊隨其後就出現了前文所說的集體精神崩潰。
修士們大多發誓保持靜默；現在又取消了聖詠，他們得不到人類聲音的刺激，既沒有來自同袍修士的，也沒有自己的。他們飢餓，不是因為少了肉，少了維生素，缺乏睡眠，而是缺乏聲音的能量。托馬迪斯重新建立了聖詠制度，可他發現，很多人抑鬱得都沒法誦經了。因此，1967年6月，他讓修士們帶著電子耳唱歌，聆聽自己的聲音，但這一回使用的過濾器，強調的是帶有激勵作用的高頻語音。
修士們低迷的姿態幾乎立刻發生了改變，甚至更加昂揚。到11月，幾乎所有人都恢復了元氣，活力四射地投入到整天工作、晚上只睡短短幾個小時的本篤會修士作息安排中了。托馬迪斯說，本篤會的修士們「是為了『充電』而誦經唱詠的，只不過他們並未意識到這一點。」
在許多文化傳統裡，誦經都為了激勵吟唱者本身而存在的。托馬迪斯自己就誦經，以保持全天精力充沛。「有些聲音就跟兩大杯咖啡一樣提神。」他說。他精力特別好，每晚只睡4個小時。
有些聲音能激發說話人和傾聽者雙方，為他們充電，讓他們更警覺，也有些聲音能打消兩者的士氣，讓他們感到萎靡。（有些老師的聲音能讓學生懨懨欲睡，因為他們自己存在聆聽問題，發出讓人無精打采的聲音。）
為了讓吟誦達到效果，吟誦者必須發出高頻率的聲音。高頻率刺激耳蝸，該器官有著大量的高頻受體。若是吟唱得當，藏傳佛教吟唱裡忽高忽低的「嗡」聲還會產生許多高泛音（或者諧波），聽起來十分豐富。保羅說，「是高頻率為生命帶去了聲響。低沉的聲音也可以很活潑，諧波裡有著豐富的高頻率。你也可以有一把高亢但音色狹窄、單調的聲音，這就沒什麼吸引力了。任何人都可以發出低音調的『嗡』，但沒有了高音，它就十分平淡。」僧人要練上數十年才能把這個音發得完美，讓它充滿諧波（高音），在事實上成為和弦。孤獨的修行者，在回音好的石頭修道院或者中世紀教堂（高高的穹頂放大他自己的高頻率）裡聽自己吟詠，就跟坐在巨大的電子耳裡一樣，兩者的效果相同。
格列高利聖詠不但能賦予人精力，同時也能有效地平復人的精神，出於這個原因，保羅經常以此作為自己客戶聆聽療程的結束部分。他將格列高利音樂做了修改，在高頻和低頻中快速切換，對中耳系統產生訓練效果；但吟誦仍然涵蓋了聲音的完整譜系，強化了平靜、鎮定效果。
吟誦的節奏往往跟人在平靜、無壓力時的呼吸相對應，它即時平靜的效果，有可能來自偕同作用（entrainment）。偕同作用指的是一種節律性的頻率影響另一種，直至兩者同步或接近同步，或者彼此產生強烈影響，就像水波相交時互相影響。[1]
大腦掃瞄研究表明，當大腦受到音樂的刺激，神經元就開始與音樂完美同步啟動，進入所聽音樂的偕同。這是因為大腦經進化向外部世界延伸，耳朵充當了換能器的作用。換能器將能量從一種形式轉變為另一種。舉例來說，揚聲器將電能轉化為聲音。我們耳朵內的耳蝸把來自外界的聲音能量模式變成大腦可以在內部使用的電能模式。儘管能量形式發生了變化，波模式所攜帶的信息通常卻可以保留下來。
由於神經元和音樂一起點火，故此音樂是改變大腦節奏的一種途徑。西北大學的尼娜·克勞斯（Nina Kraus）博士是研究聲音神經可塑性作用的專家，她實驗室的同事們記錄下了一首莫扎特小夜曲發出的聲波。他們又在一名受試者的頭皮上放置了一枚電傳感器，記錄他在聽莫扎特時的腦電波。（腦電波是數百萬神經元同時運作時放出的電波。）接著，他們回放腦電波啟動時的模式。令人驚訝的是，他們發現，莫扎特樂曲產生的聲波跟它們所觸發的腦電波看起來是一樣的。他們甚至發現，腦幹的腦電波聽起來跟觸發它的音樂聲波聽起來都一樣！[2]
神經元可受各種非電刺激偕同，包括光和聲音；這些效應可用腦電圖來證明。多種感官刺激都可劇烈地改變腦電波的頻率。例如，對過度興奮的大腦，比如某些光敏性癲癇病例，頻閃的亮光（一秒鐘大約閃10次）即可引起大量神經元同步啟動；患者可能癲癇發作，失去意識，扭動失控。音樂同樣能導致癲癇發作。[3]
偕同是非常鮮明生動的，如果人們戴上測量腦電圖的設備，聽每秒2.4拍的一段華爾茲旋律，他們的腦電波主頻也會以每秒2.4拍發出尖峰。這就難怪人們會隨著歌曲的節拍動起來了，大腦的大部分，包括運動皮層，都與該節拍偕同起來。但人與人之間也會出現偕同現象。要是音樂家聚在一起，其主導腦電波會開始彼此偕同。2009年，心理學家厄爾曼·林登伯傑（Ulman Lindenberger）和同事們把9組（每組兩人）吉他手接入腦電圖設備，然後讓他們一起彈奏爵士樂。每一組吉他手的腦電波都開始偕同，同步主導了神經元的放電速率。毫無疑問，所謂的音樂家「進入狀態」，一部分就是這個樣子。但研究還表明，偕同不只出現在音樂家之間。每一名音樂家大腦的不同區域同樣會同步，故此，總體而言，大腦有更多的區域切入了主導頻率。不僅是音樂家們在一起演奏；每一名樂手大腦裡協調的神經元集體，也跟同伴樂手大腦裡協調的神經元集體在一起演奏。
一旦大腦失去節奏，以不著調、落拍的方式啟動，就會帶來大量的大腦疾病，因此，音樂對這類狀況是很有治療潛力的。音樂藥物的節奏可採用無創方式，讓大腦回歸「節拍」。克勞斯和其他研究人員已經表明，從前認為缺乏可塑性的皮層下大腦區域，實際上可塑性極強。
神經元活動的不同節奏對應著不同的精神狀態。舉例來說，人睡覺時，腦電圖上的主導節奏（即最高振幅的腦電波）是每秒點燃1~3道腦波。人處在清醒但平靜、專注的狀態下，腦電波的頻率更快，約為12~15赫茲；如果她全神貫注地思考一個問題，主導腦波是15~18赫茲；當她為一個問題感到擔心和焦慮，腦波頻率提高到20赫茲。正常而言，我們的大腦節奏是多種因素組合決定的：外界刺激、我們的興奮水平、我們的有意識意圖（即想要專注於問題，還是想要去睡覺）。大腦內部有多個「起搏器」，就像導體一樣，生成這些節奏的調速。但通過神經可塑性訓練，我們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大腦的節奏。神經反饋（見附錄C）可訓練大腦喪失節奏的人，對其加以控制。因此，對存在注意力問題或睡眠問題，或者大腦整體嘈雜的人來說，音樂非常適合。
但這還不算是聲音治療。有一種聲音治療，直接以節奏為焦點，叫作互動節拍器（interactive metronome），我看過它實現的一些驚人結果。大腦有一套內部時鐘，或者叫作計時器，在部分孩子身上，它是落拍的。有些孩子的時鐘跑得太快，讓他們對感官刺激「提前反應」。他們打斷別人，顯得衝動、易怒，甚或輕率，但他們的問題其實在於反應的時機。另一些孩子看似動力不足，社交和智力都很「緩慢」，他們的問題仍然在於時機，也就是內部時鐘太慢了。對時鐘加以訓練（通過學習聆聽聲音，對其做出反應），「打准節拍」，會給這些孩子帶來天翻地覆的變化。猛然之間，他們就變得更警醒、更有在場參與感了。
★★★
托馬迪斯在總結聲音為皮層「充電」的作用時，說過這樣一句話：「耳朵是大腦的電池。」他嘗試用當時的科學來解釋此事的來龍去脈，但他的解釋基本上屬於推測。在我提出的模型中，治療性音樂的神經刺激重置了網狀激活系統，人們在聆聽第一階段往往會先沉睡，醒來時活力重現，原因就在於此。但音樂能提升精神的另一個原因，一如丹尼爾·列維京和維諾德·梅農所示，在於它打開了大腦的獎勵中心，增加了多巴胺的分泌，反過來帶來了更多的愉悅感和動力。列維京寫道，「聆聽音樂的獎勵和強化方面似乎……是通過提高多巴胺水平來介導的……當前的神經心理學理論把積極的情緒和效果與多巴胺水平提升相關聯，許多新問世的抗抑鬱藥物就對多巴胺系統發揮作用，這是原因之一。音樂顯然是改善人們情緒的一條途徑。」
我推測，聲音刺激提升大腦問題人士精神的另一個原因是，在整個大腦裡連接糟糕的區域，這類人的神經元點火啟動都很少實現同步。我認為，不同步的大腦是嘈雜的大腦，它發射隨機信號，浪費能量；大腦過度活躍，卻做不成什麼事情，反倒使主人精疲力竭。音樂通過偕同作用，讓神經元同時啟動，大腦也隨之同步，效率就變得更高了。
阿爾弗雷德·托馬迪斯對瑜伽也很投入，他相信，良好的聆聽、說話、保持充沛精力，和昂揚的體態全都有著緊密聯繫。當人們感覺精力充沛，往往會做出更挺拔的姿勢：他們會挺起胸膛，呼吸更深。各種動物身上也都可見類似情形，比方說狗，興奮的時候會昂首翹尾，看起來更像是直立。它們說不定還會豎起耳朵，做出主動聆聽的姿勢。
音樂對姿勢的整體刺激作用，在唐氏綜合征患兒身上最明顯。唐氏綜合征患兒天生肌肉緊張度就低，在醫生的診斷中，他們是「軟塌塌的嬰兒」。肌肉緊張度讓他們姿勢糟糕，言語困難，經常流口水。運用被動聆聽，訓練大腦回路，調整他們鬆弛的中耳肌肉，保羅幫助了許多唐氏綜合征患兒，不僅改善了他們的傾聽，還提高了他們整個身體的肌肉緊張度，故此也就改善了他們的姿勢和呼吸，使之得以為大腦輸送更多的氧氣。他們流口水的問題改善甚至解決了，他們的言語也變好了。所有這些效果讓他們變得更專注、更警覺，人明顯昂揚起來。
金·巴菲爾（Kim Barthe）是治療胎兒酒精綜合征（一種因為母親懷孕期間酗酒導致的兒童障礙，典型症狀是大腦損傷，智力發育遲緩）的專家，受托馬迪斯的部分啟發，使用修正後的音樂錄音，並稱之為「治療性聆聽」。它幫助患兒提高精力，改善興奮、語言處理、記憶、注意力水平和聽覺敏感度。
有一個著名的案例，托馬迪斯運用音樂的刺激效果幫助了一個大腦左半球完全切除的男孩。切除左半腦的手術是著名神經外科醫生懷爾德·彭菲爾德所做，目的是阻止危及性命的癲癇發作。手術後，男孩幾乎無法說話，整個身體右側都癱瘓了。男孩13歲時，家人帶他去看托馬迪斯。儘管做過多年的言語治療，男孩說話仍然很慢，很困難，注意力非常短暫損害了他的學習成績。托馬迪斯讓男孩戴上電子耳，用聲音刺激他殘留的右半腦。「聽了幾個星期音樂後，」托馬迪斯寫道，「身體右側的活動提高了效率，並且永久地固定下來。他的言語重獲了音色和節奏。孩子現在能夠用調製良好的聲音正常表達自己，與治療開始之前沉悶、毫無生氣的聲音形成鮮明對比……我們的病人逐漸變得平靜、開放和開朗。」托馬迪斯認為，聲音治療喚醒了孩子剩下的右半腦。
聲音有時可以幫助嚴重創傷性腦損傷的人，讓這些長久以來容易疲勞的患者重獲精力，找回失去的精神能力。有一位29歲的女性，我叫她「米拉貝爾」，在丹佛附近的山裡開車往下走。她在一座立交橋上繞圈時，一輛18輪拖掛式卡車以極快的速度從山上衝下來，丟了剎車，飛出大橋，砸在米拉貝爾的車上，給她留下了嚴重的創傷性腦外傷。她殘疾了，丟了工作，嘗試了所有常規方法和藥物，卻仍然存在認知缺陷和超級敏感的問題。她再也無法閱讀，記憶力糟糕透頂，頭痛，抑鬱，更重要的是，隨時隨地都疲憊不堪。米拉貝爾說，「神經科醫生告訴我，康復的前3個月是最關鍵的，可那以後就沒什麼顯著的改善了。」如今4年過去，進展全無。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她聽到了羅恩·明森的講座。羅恩意識到，大腦損傷的患者和發育障礙的兒童一樣，在精力、睡眠、注意力、感官和認知方面都存在問題。米拉貝爾使用整合式聆聽系統的第一個月，聆聽音樂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睡覺，但沒過多久，她就重獲活力，認知技能也恢復了。她上了大學，重新修讀科學課程，加入了一個言語和語言病理學領域極具競爭力的項目。
這就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個問題：「為什麼要選莫扎特的音樂呢？」
一些治療師使用其他作曲家的曲子，其他形式的音樂，但大多數托馬迪斯流派的治療師堅持使用莫扎特，尤以小提琴曲為主，因為小提琴是高頻率最豐富的樂器，能產生便於耳朵吸收的持續聲響。托馬迪斯還傾向於使用莫扎特年輕時代的曲子，結構簡單，更適合兒童。保羅說：「最初，托馬迪斯並不只用莫扎特。他用過帕格尼尼、維瓦爾第、泰勒曼、海頓。但漸漸地，經過自然選擇，我們最終只用莫扎特了。莫扎特似乎適合每一個人，既能充電、刺激，又讓人放鬆、平靜，兩方面的效果都有。對我來說，能幫助客戶調節。」
「相較於其他任何作曲家，莫扎特準備好了線路，啟動了神經系統、啟動了大腦（為大腦接好了線），為它提供了語言習得所需的節奏、韻律、流動性和運動。莫扎特本人非常小的時候就開始演奏音樂，他才5歲就已經作了複雜得驚人的樂曲。他的大腦很早就為音樂的語言接好了線，大腦受他母語德語節奏的影響不大。對托馬迪斯而言，這就是莫扎特的音樂通用性這麼強的原因。它不具有特定語言的強烈印記，不像拉威爾的曲子裡打著法語的烙印，維瓦爾第則打著意大利語的烙印。莫扎特是一種超出了文化或語言節奏的音樂。」
保羅繼續說：「莫扎特是我們能找到的最佳『前語言』素材。它跟有些人想的讓孩子更聰明完全無關。它的作用是幫助韻律出現得更自然。韻律是語言裡的音樂成分，是語言情感的流淌。這就是為什麼莫扎特會是個『好媽媽』！因為母親的聲音也起到同樣的作用，只是更為個性化。民族音樂學的研究表明，莫扎特更普遍，適合所有年齡、種族、社會群體。」[4]
較之當時的醫學同行，托馬迪斯遠遠超前，人們經常說他是個江湖術士，光用聲音進行一些「非醫學行為」，侮辱自己的職業。保守的同行們堅決認為，醫生不可能通過把聲音傳入耳朵就治好大腦的問題。托馬迪斯並未被唬住，反而以更激進的態度還擊說，其實，大腦只是耳朵的附庸，而不是反過來。從技術上來說，他說得一點兒也不錯：在動物身上，原始的前庭器（平衡囊）確實演進出現得比大腦更早。
阿爾弗雷德·托馬迪斯於2001年聖誕節逝世。他在世期間，皮層下腦的相關知識尚未突破，他沒有親眼看到這些知識怎樣有助於澄清他所實現的驚人成就。或許，我們也不該對他當時的同行這麼嚴厲。對「依靠音樂演奏進行治療」的懷疑態度，或許根植於我們古已有之的思考習慣：音樂是跟美與休閒聯繫在一起的，而疾病則是跟痛苦和受難聯繫在一起的。毫無疑問，音樂是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1854年，奧地利美學家愛德華·漢斯力克（Eduard Hanslick）在《論音樂的美》（On the Musically Beautiful）中寫道，器樂是一種形式與內容無法分割的藝術。我們永遠不能滿懷信心地說，哪一段樂句是「關於」什麼的，因為「音樂性的概念」（漢斯立克稱之為旋律和節奏）並不「關於」任何事。莫奈畫了一幅野餐圖，那它就是關於野餐的。器樂之美似乎並不來自外界，而來自它的內部。
然而，儘管音樂完全無形，可這種無形的藝術卻能到達心靈與頭腦裡其他任何東西都觸摸不到的地方。這的確是一味非常神秘的藥，尤其是對那些想要瞭解切實的事物運作原理的人。我們的文化更喜歡可見的東西，而不是聽說的東西，我們認為「無圖無真相」「眼見才是實」。聽說的東西往往可疑；聲音太過短暫；人們對「道聽途說」不屑一顧，認為「口說無憑，語言廉價」。聲音的存在轉瞬即逝，反過來說，許多人認為「真正的」「真理的」和「持久的證據」，必須是看得到的具體東西。我們喜歡看得見的證據，比如幾何學證據，就能形象化地表明本學科的真理。
可無論我們來自什麼文化，每個人的生命都始於黑暗，我們在黑暗裡扎扎實實地生長。在母親的子宮裡，我們與「實在」的第一次接觸，來自母親的心跳，她呼吸的起伏，她聲音的音樂、韻律與節奏，即使我們並不知道她說的話是什麼意思。這種對聲音的渴望，將永遠伴隨我們的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