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裡·萊克
既然「腦橋」對帕金森綜合征和多發性硬化症患者（兩者都是退行性漸進疾病）都有幫助，研究團隊接下來想瞭解，它對有過大腦損傷的人是否有幫助呢？他們傳出消息，說想找些靠傳統治療方法沒有好轉的創傷性大腦損傷患者。
傑裡·萊克（Jeri Lake），48歲的護士兼復健員，在一個寒冷的2月天裡騎自行車。「6年前，我上班通勤。」她說，「路上有少量積雪。但我在什麼天氣都騎自行車。我在路口停下，蹬著踏板正準備前進，一輛車朝我開來，沒打轉向燈就切入了我的車道。我只好緊急停下，結果自行車掀倒了。後面發生的事我什麼也不知道了。那輛車並沒有撞到我，但我最終倒在路邊，頭盔也碎了。」
前一個週末，她才騎行了35公里，之後又和兒子鍛煉了1個小時，為每年夏天兩人都要參加的800公里比賽做準備。就算不處在訓練高峰期，傑裡每星期也要騎行120~160公里，因為「這是我保持頭腦清晰的方式。」她是個活潑、結實的小個子婦女，頭髮是棕色，精力足，能吃苦。她來自一個「精力旺盛……的家庭，就是那種沒辦法消停下來的人。」她專業從事助產護理工作，也是伊利諾伊州香檳地區一家診所的主要合夥人，晚上的每個小時都在不停接生。不工作、不撫養孩子、也沒跟教莎士比亞的丈夫斯蒂夫·雷本（Steve Rayburn）待在一起的時候，她就去露營、徒步。她一年12個月都騎自行車。
出了事故之後，她居然還騎完了剩下的路去工作了。有一個同事對她的傷勢感到不安，帶她去了急診室。傑裡感到噁心作嘔，思考不太清楚。她頭盔的裂痕在右耳背後，暗示衝擊位置可能是在頂枕部區域。她的右肩和右臀部撞傷。醫生診斷她有些腦震盪，給她開了些止痛藥，送她回家了。那是在星期三。之後的幾天，她一直在睡覺。那個星期六，她還在接聽工作電話；她丈夫不希望她去工作，但傑裡說，「有些關係到合夥人的電話，總不能不聽吧。」她還是去上班了。
「等我開始聽值完班準備換崗的助產士報告工作，」她說，「我完全無法理解他們的意思。我不知道他們在對我說什麼，我哭了起來。那個週末剩下的時間，我時刻處在戰鬥或逃跑的反應中，非常焦慮。」
她對柔和的聲音也變得超級敏感。她沒法吃飯，因為刀叉和盤子的清脆碰撞會嚇壞她。而且，一旦她產生驚嚇反應，就停不下來：「任何人發出任何聲響，都會讓我坐立難安，我會失控地抽搐哭泣，讓我停下來的唯一辦法就是去睡覺。」她也受不了燈光的刺激，只能待在黑暗的房間裡。就好像她的大腦再也無法過濾掉噪聲、運動、光，或任何分心的東西，如果她嘗試這麼做，腦袋就會劇痛起來。多任務處理更是想都別想了。
然後，她喪失了肌肉控制能力。她的傷有一個明顯的部分是在大腦右側，負責控制身體左側的運動。傑裡開始掉東西，最麻煩的是身體左側的肌肉。「我左邊的胳膊和腿都抽搐起來，我還有了震顫。」
到了星期一，她的臉麻了。她的一個合夥人擔心她大腦內部可能有慢出血，又帶她去了急診室。雖然他們診斷她是創傷性腦損傷，但傑裡仍然感覺自己沒得到重視。「醫生說我的臉麻是因為我呼吸太用力，但我知道不是這樣，因為在我沒這麼難受之前，麻木感就出現了。但他們就是不聽。護士說，反正我未來6個月又不會做高深的數學；醫生說，如果我平靜下來，他就謝天謝地。我丈夫說，他從來沒見過我這麼生氣過。」
傑裡開始出現的問題，可比做不了高深數學要麻煩多了。在病情接二連三的攻擊中，她喪失了各種各樣的認知功能。有時候，她想說話，可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又或者，她喘著氣，看著水槽卻叫它「鞋子」。她沒有了平衡，隨時都會往後倒，沒法穩住身形。
她的視力消失了。她看不到左側的物體，老是撞到這一側的東西上。她失去了所有的深度知覺，也就是物理世界的三維感。坐在汽車的乘客位上，她會突然恐慌起來，因為她無法判斷其他的車在哪裡：「我隨時都在尖叫，因為我覺得所有的車都朝著我們撞過來。所有的東西看起來都跟我們迎面而來。」為了用車把傑裡送去什麼地方，全家人要給車窗蒙上窗簾，讓她躺在後座，閉上眼睛。
走路時，她感覺不到地面的位置，因為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斜坡上，家裡人只好衝她喊，「下坡！」或者「上坡！」以免她跌倒。地毯上的圖案似乎在移動，紙張上的字跡也是。因為調整眼睛的系統不運作了，她無法讓物體進入焦點，出現了重影（這個問題叫作創傷後視力綜合征）。她戴上了稜鏡眼鏡來消除重影，但仍然無法對焦。
這位勇敢的、極有自制力的運動員兼團隊領導，現在傷心欲絕，她無法調節自己的感覺、運動和情緒反應。傑裡診所的一名產科醫生知道她正常情況下是多麼靈活而富有彈性，對她病情的惡化感到警覺。他敦促她去看神經科醫生，後者確診金是腦震盪後綜合征。一般而言，這比腦震盪更嚴重，因為它意味著症狀是持久的。他吩咐她務必在家休息半年，金照做了。
6個月之後，一位神經心理學家給她看了一疊人的照片。他多次給傑裡看相同面孔的照片，但她卻認不出自己看到過哪些人；她喪失了區分、識別人臉的能力。神經心理學家告訴她，一年內都別想著回去工作了，到時候他們要再看看她的進展。
在家裡，她覺得自己七零八落；她沒法做晚飯，洗衣服；她覺得自己成了丈夫的負擔，因為丈夫必須照顧她。雖然他「從未動搖」，但在金看來，她在家裡沒了作用。「我一直是個把所有孩子都招呼到一起，喜歡熱鬧喧囂的母親，也認識孩子們的朋友。可現在，媽媽卻成了這麼個脆弱的東西。發生任何小事，她都會徹底失控，哭鬧，蒙頭大睡一個星期。」
一年後，她回到神經心理學家那裡，他認為她毫無進展。他說，「你的大腦右半球有永久性損傷，額葉的執行功能紊亂。你不能再回去從事衛生保健工作了，老實說，你再也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了。你無法正常履行職能。」
「大多數恢復都出現在第一年，或許你第二年會好些。」所有的治療措施都不是為了修復她的大腦，而是為了學習忍受她現在的問題，「尋求補償」，想辦法繞過她的缺陷。傑裡說：「他們的信息是，『你得接受現狀。』」其後的幾個月，許多臨床醫生重申了先前的診斷：她的病情是永久性的。
醫生們經常用「腦震盪」這個詞來形容「輕度腦外傷」。大多數確診為輕度腦外傷的人，3個月內就能恢復到先前的功能水平。但我們只有等症狀消失了，才真正知道創傷到底是不是「輕度」的。有時候，哪怕患者自己感覺有所好轉，也並未「走出困境」，尤其是患者經受了多重腦震盪，啟動了一個導致長期問題的潛在發病過程。如果輕度腦外傷-腦震盪的症狀持續超過3個月，醫生的診斷就會調整為「腦震盪後綜合征」及創傷性腦損傷，傑裡就是這樣。創傷性腦損傷是年輕人殘疾和死亡的首要原因。
許多人認為，腦震盪既然叫作輕度腦外傷，在體育界也經常出現，沒什麼好過分擔心的。他們覺得，腦震盪只會帶來精神功能的暫時中斷或變化，只要運動員還能說出「我沒事」，並重返比賽，就沒什麼大不了的傷害。但最近針對美國橄欖球聯盟球員及其他運動員的研究表明，反覆腦震盪會讓早發性阿爾茨海默病、其他記憶問題、神經問題和抑鬱症的發生率提高19倍。多次輕度腦外傷會給大腦帶來一種名為慢性創傷性腦病的退行性過程。它不僅發生在經常腦震盪的橄欖球選手身上。多倫多大學的研究人員羅賓·格林（Robin Green）和同事們指出，有時候，創傷性腦損傷患者症狀恢復以後，又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惡化，這有可能是大腦的退行性過程所致。
腦震盪症狀經常遭到隨意忽視的另一個原因在於，急診室碰到腦震盪或有組織損傷的時候，通常只會進行CT掃瞄和核磁共振成像。頭部和物體發生空間碰撞時，頭骨內加速的大腦撞到骨頭內側，會突然減速。而後，它通常會反彈到頭骨相對的一側。這些衝擊可導致神經元釋放化學物質和神經遞質，引發過量的炎症，擾亂電信號傳輸，讓大腦細胞受損死亡，新陳代謝放緩。
腦震盪的影響並不僅限於碰撞點，就好像鐵錘敲擊窗戶，碎裂的並不僅限於敲擊的位置；能量的巨大轉移會輻射到整個大腦。它不僅影響神經元的胞體，還影響到連接神經元的軸突。軸突損傷，只能用一種名叫瀰散張量成像（diffuse tensor imaging）的新型掃瞄技術才看得見。由於軸突連接不同的腦區，軸突受傷會讓所有相連的區域出問題，不管最初受傷的位置在哪裡，都會讓大量的功能（感官、機動性運動、認知和情緒）受影響。或許，這解釋了為什麼頭部不同部位受撞擊的人卻會出現驚人相似的症狀。
傑裡與凱西的相遇
有一天，傑裡的語言治療師對她說，「我碰上一件天大的怪事。有一位女士跟你受的傷一樣，她剛剛成了我的病人，她走進我診室的時候，就跟你一模一樣。」治療師鼓勵這兩位女性認識一下，相互支持，她們答應了。
凱西·尼科爾-史密斯（Kathy Nicol-Smith）是醫療技術專家，人近中年，住在伊利諾伊州的香檳地區，開車下班時，汽車被人連撞兩次。她先被追尾，接著，因為旁邊的車停不下來，她的車又被從側面撞了一下。凱西撞到了頭部，受了鞭索樣損傷。她出現了失憶。和傑裡一樣，她被確診為創傷性腦損傷，因為事故之後，她出現了多種症狀，並未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緩解。她嚴重頭痛，睡得很多，光線讓她困擾，白天只能閉著眼睛。她沒辦法拿東西，也不能正常行走，有協調和平衡問題，說話困難，無法判斷自己的空間位置，分辨傾斜度的改變。她有記憶問題，做飯時所有東西都會燒糊。她失去了三維視力，「所有東西都是扁平的」，還出現了重影：「我感覺像是有人把凡士林抹在了我的眼鏡上，一切都模模糊糊。」她不能閱讀，也無法集中精力，連看電視都不行：「我的大腦什麼也跟不上。」
凱西還有另一樁大麻煩。她的事故發生後不久，曾是她重要支撐的丈夫，確診患上了胰腺癌。4個月後，他過世了。
傑裡和凱西開始定期見面。傑裡說，「我努力讓她撐下去，因為她要應付的事情比我多得多，她的損失也比我更大。我們都開始上陶藝課，重拾手眼協調能力，強化自己的雙手。我們把自己叫作『破碎的陶工』，因為花盆沒破，但陶工卻是碎裂的。」與此同時，傑裡還用搜索引擎查詢一切有關大腦損傷的信息。
通過網絡搜索，傑裡找到了麥迪遜實驗室。她告訴自己的神經科醫生，查爾斯·戴維斯醫生，後者也治療凱西。戴維斯醫生設法和尤里聯繫上了。經過漫長的等待，實驗室打電話邀請傑裡和凱西前往。傑裡本已安排好要去看望自己87歲又患了病的父親，不能取消，但她堅持要凱西自己去實驗室。「凱西去了，兩天後給我打來電話，我能聽到她的聲音。她說話變了，流暢起來了，有了語調的變化。她原本說話跟我一樣，聲音扁平，猶猶豫豫，缺乏語調和情感。可現在，這個新的聲音突然對我說，『尤里，你一定要來這兒試試，太嚇人了。』我知道，她身上一定發生了些不可思議的事情。」
和羅恩一樣，凱西來的時候拄著枴杖，走的時候兩手空空。
2010年9月，傑裡在丈夫的陪伴下來到實驗室，她摸摸索索，緩慢無力地搖晃著胳膊，挪動著虛弱的身子從大廳走向實驗室。這個一度意氣風發的女人，戴著稜鏡眼鏡，看起來就像是受驚的老鼠，腰部以上僵硬不堪，以下又搖搖晃晃。她的站姿則是兩股同樣野心勃勃的古老力量之間持續鬥爭的結果。其一是人類兩足直立的姿勢，是數百萬年進化的饋贈，它造就了脊柱和背部的伸肌系統，還有讓我們保持直立的神經控制系統。另一股力量更為古老，是地球的引力。一如我們所見，大多數人走路是控制前傾的，這是一個要求腦幹持續反饋不出差錯的複雜過程。米奇第一次見到傑裡，認為她的大腦「就像是古老的電話接線員時代的交換總機，而且，接線員惱怒之下把所有的插頭都給拔掉了。」現場的診斷是創傷性腦損傷，外加瀰散性軸突損傷。
研究小組為傑裡拍攝了治療前後的視頻，我對每一個細節都反覆觀看。在她到來的視頻裡，她看上去就像是隨時都會不受控制地跌倒。她腳部支撐毫不肯定，一走路就失去平衡。她的胳膊會突然橫向側著45度伸出，彷彿正拍打著翅膀，絕望地想穩住自己。她每走一步都會觸發驚恐，那表情從她緊張的臉上就看得出來。當她試著邁出一步，腳趾似乎是粘在地板上的，等終於提起來，腳後跟不是抬起來往前動，而是往外擺，幾乎要讓她跌倒；要不就是斜著跨到另一隻腳的前面，讓她的站姿過分收緊，形成另一種要翻倒的造型。她每走一步，腳踝都彎折。要想轉彎，她得伸出手撐著牆保持穩定，而她的腳則會相撞。如果她抬頭，就會向後跌倒。
研究小組讓傑裡通過標準化的障礙訓練場，用動態步態指數（dynamic gait index）對她進行測試。她來到一個必須邁過去的鞋盒前，完全停了下來，而不是打開步子邁過去。她側著轉身（就好像要越過一道齊臀高的籬笆），好不容易跨過去，還險些跌倒。下樓梯時，她完全無法確定，要用雙手扶著單側欄杆，一級一歇地往下走。研究小組讓她進入「搖晃的電話亭」測試她的平衡，這是一個特殊設計的小隔間，地板和牆板都是活動的，可精確測量受試者的平衡商數。
和很多創傷性腦損傷患者一樣，傑裡服用4種藥物，「才剛夠支撐我勉強度日。」有些藥物是興奮性的，有些藥物則是抑制性的。她早晨服用利他林，「好讓我有足夠的能量做一兩個小時的事」；一種抗抑鬱藥，控制她的焦慮；想睡覺時服用安定文（她服用過多種安眠藥，這是其中一隻）；還要服用依立曲坦對抗偏頭痛。她屬於典型的神經系統失控患者，因為該系統喪失了自我調節的能力。
第一天，傑裡哭著告訴尤里，醫生對她說，她不會再有什改善了。畢竟，車禍已經過去了5年半，她卻沒有絲毫進展。此刻，尤里和米奇的基準測試讓她的大腦不堪重負，她難以跟上進度，回答尤里的提問。她的丈夫認為她沒法再撐下去了，或許那一天就該帶她回去了。她記得尤里轉過去對米奇說，「我不是這麼打算的。」她便害怕他們把她送回家。
傑裡把設備放進嘴裡，尤里給她做了明確的指示。她得站得筆直，脖子不能彎，好讓大腦的供血不受阻。他觀察她臀部的位置，檢查她的膝蓋，測量肩膀到頭部的距離。接著，尤里讓她站直，舌頭上放著設備，閉上眼睛站20分鐘。這嚇壞了她，因為只要看不見，她鐵定跌倒，她想像不出來自己怎麼可能站這麼久。
尤里打開設備，傑裡閉上了眼睛。每當她身子搖晃，團隊裡就有人拍拍她的手臂或肩膀，給她空間位置感，因為這個「腦橋」和謝麗爾所用的設備不一樣，並不提示人的空間位置。她的思想逐漸平靜下來（這大多出現在使用設備13分鐘前後），她察覺，自己搖擺時沒人再碰自己了。沒多久，她驚訝地聽到有人說，「時間到了。」
她取出設備，以幾近正常的步態走了起來，不再有平衡問題。她左轉離開房間時，驚訝地意識到，她能輕鬆地轉動腦袋卻不跌倒了。在視頻裡，傑裡喊著，「我剛才轉了頭！」她丈夫哭了起來。她的聲音正常，有了色彩，語調動人，昂揚有精神。她能清晰地吐字了，因為構音障礙消失了。她的抗重力肌肉運作起來，她身姿挺拔得有如一枚感歎號，挺胸昂頭，動作優雅。
而後，她看起來一臉迷茫。變化怎麼會來得這麼快？5年半的殘疾就這麼迅速逆轉了？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她意識到，沒錯，真的逆轉了！「我只想衝出門去痛快跑一陣！」她說。兩天後，她真的在跑步機上跑起來。
「太難以置信了，」傑裡說，「他們重新給了我生命，因為短短24個小時，我就來到了想不到能去的地方。這比我最瘋狂的夢想還誇張。我感覺變回了事故發生前活了48年的那個人，我簡直記不得自己理應放輕鬆，好好休息了，那是因為我必須要形成新的神經通路。到威斯康星州之前，我每天夜裡要睡十一二個小時，白天也要打一兩個小時的盹，而且始終沒精神。可來到實驗室的第一天晚上，我睡了8個小時，早晨6點30分就警覺地醒了過來，我休息夠了。多年來，我第一次感覺，我的大腦和身體同時甦醒了。」
那天早晨，她起床後看著窗外。「我沒意識到自己在尖叫，但我丈夫驚慌地從浴室跑了出來，我說，『看那座湖！湖邊不再是一條直線了！那兒有樹，在它們背後，還有其他的樹，也就是說，它們之間必定有河灣！』直到我突然又能看出景色的深度，我才意識到，我的世界曾經是多麼扁平！恢復之前，我看遠方就像是在看照片。現在，我覺得3D電影沒什麼了不起，因為我自己又有三維能力了！而且，我能重新靠面部來分辨別人了。」這些變化，大部分發生在傑裡來實驗室的最初48小時，兩天內，她意識到自己再不需要戴稜鏡眼鏡了。
5天後，傑裡走下大廳，在第一天接受步態測試的地方重新做評估。此刻，她動作靈活，走得很快，沒有瑕疵。她神采飛揚，臉上帶著微笑，脊柱上部和軀幹都很流暢，還像個優雅的運動員一樣，喜悅地揮舞著胳膊。來到鞋盒面前，她既沒有放慢速度，也沒有額外多加關注，而是直接邁了過去。她在障礙訓練場上輕快地穿梭往返，上下樓梯不用扶欄杆。她能單腳站立，還走到實驗室外的山上，像孩子一樣跑上跑下。
到麥迪遜一個星期後，她回到家，每天用團隊給她的便攜設備練習6輪，每輪20分鐘。「我的認知速度，」她指的是自己的思考、感知和決策能力，「每天都在提高。大腦的迷霧散開了，我驚喜地發現，自己能輕鬆度日了。我有了這麼多的精力，簡直不知道該怎麼辦！」很快，她坐進汽車，史蒂夫開車送她去看孫女伊娃。由於她是在伊娃出生前發生的事故，那以後沒有了面孔識別能力，傑裡說，「我覺得就像是第一次看到她。」
其後是「輝煌的3個月」。傑裡如今確信自己能回去重新工作。尤里根據自己在謝麗爾身上所得的經驗，希望她繼續再使用該設備一年半。
比傑裡早去麥迪遜幾個星期的凱西，同樣取得了突破，回到了香檳地區的家裡。她同樣每天使用該設備6次，刺激神經可塑性生長。有兩輪20分鐘訓練裡，她佩戴該設備，同時用腳尖或者單腳站在墊子上，改善大腦的平衡回路。她在跑步機上行走時再做兩輪治療，改善運動能力；冥思時再做兩輪，平復大腦裡的噪聲。她達成了驚人的結果，幾乎所有的症狀都消失了。她可以為消遣而閱讀了，字詞聯想能力也沒問題了。重影和扁平視力不見了，平衡問題得到改善。她可以同時做多件事了，例如她在感恩節為12個人準備了晚餐。
3個月結束時，傑裡的丈夫史蒂夫載著兩位「破碎的陶工」前往麥迪遜，以便接受新的測試和監控，確保其正常使用設備。尤里向她們解釋，兩人的大腦已經平復了嘈雜的啟動，開始形成新的神經可塑性連接，但尚未完全痊癒。和之前的謝麗爾一樣，她們需要時間來累積殘留效果。
受挫倒退
2010年12月27日，傑裡、凱西和史蒂夫前往實驗室進行再次評估，在大學大道的一盞交通燈（就在實驗室前面）前停下，後面有一輛汽車全速撞了上來。他們的車全毀了。警察來的時候，肇事車輛的司機說，他當時忙著找手機，根本不知道當時是紅燈還是綠燈。
「我感到頭骨正下方一陣刺痛，」傑裡說，「史蒂夫說，我當時對他講，『我想我受傷了。』凱西當時嘴裡還含著『腦橋』！這跟凱西最初大腦受傷的事故完全一樣，我動手幫忙，想讓她放慢呼吸。他們把我們帶到了急診室。」
凱西的平衡問題、字詞斟酌問題、眩暈，全都又復發了，再次需要很長時間的睡眠。接下來的幾天，傑裡的症狀也加劇了：她的語言退步，又一次難以找到合適的詞彙；失去了平衡，無法跑動，視力重影，喪失深度知覺。她的睡眠變差，醒來就很疲憊，沒有精力。她的思考問題也回來了。最糟糕的是，3個月都沒復發過一次的頭痛再度襲來，這次偏頭痛是她有生以來最厲害的一次。2011年1月，她因症狀太過糟糕被送進急診室，因為醫生擔心她可能腦出血了。好在沒有。但這一次的倒退，是部分痊癒的創傷性腦外傷患者再度受傷時很典型的情形。
尤里告訴傑裡和凱西，兩人恐怕要從頭來過了。她們需要每天使用該設備六七次，每次20分鐘，同時進行冥想。任何一種精神或身體上的練習，對她們脆弱的大腦都負擔太大了。
每一家神經可塑性實驗室都應該為這樣的時刻預備心理醫生。顯然，大多數大腦損傷或神經系統疾病患者都有著認知、情感和動機障礙。他們的大腦都無法正常運作，怎麼可能沒有上述障礙呢？幸運的是，在麥迪遜實驗室，凱西和傑裡遇到了另一位來自蘇聯的移民，詼諧而溫柔的艾拉·蘇博京（Alla Subbotin）。他們現在要探索這支俄美研究小組會怎樣推動、激勵自己帶著二度受傷的大腦，從這次新的災難中重生。「艾拉很了不起，她是老天賜給我的教練，我需要她。」凱西說，「她輕鬆、親切，可她要你做的事，你必須做。哦，他們都很嚴格！尤里則是這世上最刻薄但最有愛心的人。他非常擔心我和傑裡。」
凱西接著說：「你深知他們不會放棄你。他們要看到你過得好才會心安。在那裡，奇跡發生在像我這樣的人身上。尤里希望你成功。要是你做得不對，他會讓你覺得不好受。當你哭泣的時候，他也會給你最熱情的擁抱，當你重新找回生活，他會興奮得大聲說，『天啊，凱西，了不起！』因為這在情感上是一件非常興奮的事。他們會告訴你，過程很辛苦。他們是拉拉隊員，也是教練。但你絕對迫切地渴望它。」
傑裡的進展平穩。到2月底，使用該設備冥想數小時後，她獲准開始輕緩地練習其他功能，如嘴裡含著「腦橋」來回走動，或者借助它閱讀電子郵件。「到了3月，我的進度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直線上升。」她告訴我，「我感覺好極了。」她再次開始跑步，騎自行車65公里。她現在的功能水平恢復到了第二次事故發生前。
5月初，傑裡和我又一次通了話。她欣喜若狂。「我的兒子這個週末要結婚了。星期六晚上，我從晚上7點忙活到了半夜，招呼客人，和大家一起跳舞。8個月前，我還沒法出現在兒子的婚禮上，我會被早早帶回家睡覺。」她陷入一陣沉默，「我要哭了。我沒法用言語告訴你這是什麼樣的感受。」
傑裡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多次腦震盪往往更難治療。她仍然比第一次大腦受傷前更容易疲倦。但800公里的自行車騎行，她騎完了610公里，重新拿回了駕照，做著兼職志願工作，受訓指導創傷性腦損傷患者接受神經可塑性測試。
凱西也好轉了，她每天步行5公里，減掉了之前因無法行動而長出來的22千克的體重。她睡眠好，認知清晰，不再為噪聲或感覺不知所措，雖然她也發現，完成一件以上的活動，她經常需要打盹，也會為信息感到超負荷。「但這跟之前我的大腦真正關機的時候並不一樣。現在，我找回了我的生活。」她仍然需要每天使用該設備，但次數僅為原先的一半。殘留效果正在累積。穩定使用一兩年後，她能否獲得跟謝麗爾相當的殘留效果，現在判斷還言之過早。但要知道，謝麗爾一共使用了該設備兩年半，而凱西和傑裡則承受過兩次大腦損傷。
凱西與傑裡保持著頻繁接觸。「是的，」她說，「我偶爾還是會摔碎罐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