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金森綜合征
安娜·羅切克（Anna Roschke）患帕金森綜合征已經23年了。她現年80歲，快到60歲時出現第一批症狀。她從德國來到威斯康星州治療，德國的醫生早就放棄進一步幫助她了。她無法行走，無法保持平衡，倒牛奶總是灑出來，也控制不了自己的震顫。她說話速度很慢，無法進行持續的對話。她的兒子維克多·羅切克（Victor Roschke）是開發抗癌藥物的生物學家，「她病情嚴重。震顫症狀最厲害。醫生們調整了她藥物的劑量，藥物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病情……但他們說，眼下他們對疾病無能為力了。基本上，醫生們可謂束手無策。」安娜知道，自己在患病之初就得到了確診，一直做得還算不錯，但仍然夢想著做一些有意義的小事情，比如為孫子烘焙餅乾，來證明自己存在的意義。但她已經是帕金森綜合征的晚期，僵硬得根本無法動彈，大部分時間都只能坐在窗戶前往外望，要不就是盯著電視機。
研究小組有理由認為，「腦橋」設備恐怕能幫上忙。他們曾驚訝地發現，對有平衡問題的患者進行大腦掃瞄，使用該設備時，與帕金森綜合征有重大關係的蒼白球（globus pallidus，會因為該疾病而多度活躍）亮了起來。
使用設備兩個星期後，安娜的說話和行走能力有所恢復，震顫減弱了。她不再需要助行器，「能相當正常地行走，」維克多說，「這是最打眼的發現。我們還注意到，她說話也有了明顯的改善。我們的印象是，除了還有些震顫，她顯得像是個正常的人了。」
她繼續定期使用該設備。維克多第二次去探望她時，得知自己的80歲的老母親竟然站在廚房的台面前，用防水油漆徹底粉刷天花板。「這可真是個嚇死人的故事，」他笑著說，也為母親感到高興：她是多麼希望保持身體的活力，讓自己有用起來。考慮到她的平衡和運動曾經嚴重紊亂，維克多說，「她能夠做到這一點又不跌倒，太叫人吃驚了。」現在，白天她會去公園，輕鬆靈敏地四處走動，為自己的孫兒們烘焙餅乾。
安娜仍然患有帕金森綜合征，但她的機能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不用再活得像是有病的樣子了。「我對那台設備是有些懷疑的，」維克多說，「因為我是搞科學工作的，只相信科學數據。但當我看到效果，尤其是對她協調和認知的效果時，我開始認為這種技術了不起。」
中風
瑪麗·蓋恩斯（Mary Gaines）住在曼哈頓。她54歲，是個金髮美人，臉頰紅潤，有一雙大眼睛。2007年，她是一所私立學校的負責人，在這裡幹了22年。她雖是美國籍，卻在歐洲長大，能說法語、意大利語，少許的德語和弗拉芒語。還不到50歲，她大腦裡一條血管爆裂，嚴重中風。起初是一連串的「小中風」。她最先察覺，自己的胳膊和腿很沉；接著又開始看到閃爍的光。她的搭檔保羅開車送她去醫院。「我是在紐約長老會醫院的MRI機裡大中風的。」她說。典型的左腦中風讓她的身體右側虛弱無力，影響了她的語言：「我沒法說、寫、讀、咳嗽，沒法發出任何聲響。我啞了。」
她的思考也出現問題，沒辦法過濾不重要的信息，常出現感官超負荷，並由於背景噪聲干擾，不能理解對話。如果大腦是健康的，它會自動幫忙理清哪些信息值得關注。「中風之後，」瑪麗說，「我會有意識地評估每一個聲音，每一道影子，每一股氣味，去琢磨它是否危險。」她的視覺處理也非常緩慢，坐在汽車裡，她搞不懂車流的模式。「我總是追追趕趕。」她說。不知道什麼安全什麼危險，讓她的神經系統處於持續的戰鬥或逃跑狀態。
她無法比畫簡單的動作和手勢，連開關爐子都不行。簡單的任務就讓她精疲力竭，她在社交上迅速變得孤立起來。她每天到海倫·海斯醫院（Helen Hayes Hospital）為失語（喪失說話能力）和構音障礙（不能恰當發出聲音）進行語言康復。「我坐在那兒聽其他人說話，我不理解、也跟不上他們在說的內容。」休了6個月病假之後，她嘗試回去工作，但根本應付不了。「我想我只能這樣過一輩子了。」
她帶著殘疾努力了4年半以求好轉，但大部分的缺陷仍然存在。後來，她從住在麥迪遜的姐姐那裡聽說了實驗室的情況。2012年1月，她去接受為期兩周的治療。和許多長時間患病、在著名醫院接受過主流治療的人一樣，她心存疑慮。
「在實驗室的第二天，我開始感到有變化了，但我暗暗藏在心底，」她告訴我，「因為我覺得，『我希望它是真的，所以一定是我想像出來的。』可等我第二天出去吃午飯時，我感到像是一把梳子梳順了我的大腦，我再也沒有任何糾結了。」她在思考上的問題，在分辨刺激上的問題，都消失了。她的戰鬥或逃跑反應逐漸關閉。突然之間，她的周邊視力（眼角餘光）回來了，她可以實時地進行視覺處理了。「我能判斷哪一股車流是來的，哪一股是去的了。」她說，「到了第三天，我的精力也回來了。哦，天哪，我能跟桌子對面的人聊天，聽別人說話了。我欣喜若狂。我必須冷靜下來，因為我不希望有人以為我發瘋了。這台設備改變了我的生活。」
在麥迪遜接受了兩個星期的治療，她把設備帶回家，每天使用3~5次。到2012年3月，她在家裡用了該設備兩個月。對偶爾出現的思緒暫停，她告訴我，「我知道我還有些工作要做，但我感覺自己……我想，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可以『流暢』地做事了，做事重新成為我的第二天性。我現在可以享受日常活動，單純地活著了。」此前，她幾乎無法通讀完一篇報紙文章，現在，「我想讀什麼都可以。」
雖然病情的好轉已經改變了她的生活，但安娜尚未徹底痊癒；她每個星期仍然會出現偏頭痛。她可以重新執行多重任務，但還不像先前那麼得心應手；她做事的速度不如以前快。最初，她以為要像研究小組建議地那樣盡量長時間地使用「腦橋」，但當她意識到，她得到的收益無需每天借助設備也保持了下來，就在半年之後主動停止。「現在，我滿腔熱情地練習瑜伽、冥想、步行、打掃房間、搞園藝、做飯。我最大的快樂就是重返自由，我每一秒都在享受。」
多發性硬化症
科學家馬克斯·庫爾茲（Max Kurz）負責內布拉斯加大學醫學中心物理治療部門的研究，在生物力學和運動控制方面有著專業知識。他領導了「腦橋」設備在麥迪遜實驗室外部的首次研究。尤里、米奇和科特需要其他研究團隊重複其在麥迪遜實驗室不同類型多發性硬化症上所得的結果。庫爾茲的研究包括了復發-緩解型和漸進型硬化症患者。8名受試者在兩周的時間裡，每天兩次接受臨床訓練，接下來的兩周，每人都會帶設備回家。大多數人來的時候拄著枴杖，還有一個人推著助行器。
「我們在患者身上看到的變化相當不俗，」庫爾茲說，「他們真的比我們在正常臨床環境下看到的患者快，快得多。」所有的7名拄著枴杖的患者「現在全都能夠走得更快，行走時間也更長，還能上下樓梯不用扶手。這對我們很有說服力。」人們不僅改善了平衡和行走，還緩解了多發性硬化症的其他症狀，暗示這是一個更整體性的痊癒過程。「患者們報告說，他們的膀胱控制力改善，睡眠也改善了。」他告訴我，「我們並沒有治療這些事情，可它們都發生了變化。」另一位被困在輪椅裡的患者能夠獨立地從椅子裡翻到床上，在床上翻身，用膝蓋坐起身，坐在膝蓋上，保持自己的平衡了。「這些事情，你通常可不會在那一類的患者身上看到。」庫爾茲說。
「有位婦女搖晃得厲害，頭和胳膊都震顫，現在都消失了。」之前任何藥物都沒能改善她的震顫。庫爾茲說，「她剛來時行走不協調。她來的時候拄著枴杖，走的時候不用了。她能行走，到了學習結束時還能跑。經過了兩個星期，她能跳繩了。真瘋狂。你有平衡問題，你戴著設備經過訓練，竟然能跳繩了！有些事情真是無法解釋！」
他提到的婦女是金·克澤裡奇（Kim Kozelichki）。她得以阻止病情的推進，接著又有了大幅好轉。金是個狂熱的運動員，網球選手，靠著網球獎學金上的大學。她26歲擔任球隊經理人時，多發性硬化症找上了她。疾病的發端甚是隱蔽的。一開始，她覺得腳部刺痛，接著蔓延到了手部。然後，她的腳、手、頸部和背部都出現了神經性疼痛。接下來，多發性硬化症影響了她的平衡，她經常撞到牆上，而且走路時不得不拖拉著腿。她的視力出現重影，甚至三重影。她在網球場上朝著球揮拍，會錯過0.3米遠。她原本彈鋼琴，但只得放棄。她的頭部震顫十分厲害，看起來像是總在搖頭說不。她的膝蓋開始伸展無力，最終她需要枴杖才能行走；如果要長時間遠距離散步，她的丈夫，兇案組偵探托德，要用輪椅推著她。她疲勞不堪，無法思考、想起詞彙，也無法實時處理事件，病情之重，逼得她辭去工作。MRI掃瞄顯示，她的大腦和脊髓遍佈病變斑塊。
金的護士兼復健員建議她參加庫爾茲醫生的研究。運動員和音樂家往往是優秀患者，因為他們明白漸進增量式練習。使用「腦橋」短短幾天，金就說，「我的平衡好轉了，不再撞牆了，也感覺更強壯了。我覺得自己再度變得正常了——相對這種疾病而言的正常。」她剛開始使用該設備時，在跑步機上扶著扶手，每小時能走1.6公里。兩個星期後，她能每小時能走4公里了。在家使用「腦橋」，她每天訓練兩次，每次20分鐘，一次針對平衡，一次針對行走和做家務。到第4個星期，她的步行速度達到每小時5.6公里，而且不再需要借助扶手了。「何其自由啊！」她說。11個星期後，托德在網球場上朝她扔球好讓她揮拍，「她咻咻地飛快把這些球朝我擊了回來，」他說，「我得貓著腰躲開才行。」
一年後，她走路不用枴杖，可以再次彈響鋼琴了。她並沒有完全康復，因為疲勞和認知問題仍然存在，她還是無法工作。但她的運作功能好多了，痛苦也少多了，而且有了希望。她和托德能去看電影，外出就餐，散步，一起享受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