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一位密切關注他病情、知道情況正變得十分糟糕的全科醫生，帶給韋伯有關一套替代療法的信息。這套方法是紐約一名內科兼眼科醫生設計開發的。威廉·貝茨（William Bates，1860—1931）曾成功處理過許多常見眼科問題，在少數情況下，甚至通過相當於神經可塑性鍛煉的方法治癒部分失明。貝茨對視力所做的事，就相當於費登奎斯對動作所做的事：貝茨指出，視力不是一種被動的感官過程，它需要運動，眼睛的習慣運動方式影響著視力。
貝茨受訓於哥倫比亞大學和康奈爾大學，職業生涯展開得十分輝煌：1894年，他幫助開創了腎上腺素的醫療用途，腎上腺素是人緊張、恐懼情況下產生戰鬥或逃跑反應時分泌的激素。所以，他遠比同時代人更清楚地知道，壓力對身體、對肌肉及其緊張度、對眼睛，都有著極大的影響（比如，腎上腺素擴大瞳孔，影響血液循環，增加內部壓力）。貝茨測量了數以萬計的眼睛視力，他意識到，視覺清晰度（即事物有多模糊）是波動的，尤其是在人處於壓力之下的時候。他觀察了好些患者自發從視力問題裡恢復過來的患者，他想知道：怎麼訓練人們獲得更好的視力呢？最終，他在這方面名揚天下：幫助人們看得更清楚，擺脫眼鏡。
傳統的觀點〔可追溯到科學家赫爾曼·馮·亥姆霍茲（Hermann von Helmholtz），1821—1894年〕是，眼鏡能夠在不同距離下聚焦，是因為晶狀體改變形狀。亥姆霍茲研究使用一台名叫檢影鏡的新機器研究這一命題。他的理論認為，晶狀體形狀能夠改變，或許是因為晶狀體邊緣的小肌肉（睫狀肌）在收縮。但亥姆霍茲提出的這種粗略主張，很快成了教科書裡公認的普遍真理，成了晶狀體改變的唯一成因，並且傳授至今。
然而貝茨對聚焦單純地取決於晶狀體改變形狀這個設想有所懷疑。有少數患者因為白內障切除了晶狀體，也有人借助眼鏡充當不靈活的晶狀體（比如韋伯），但他們仍然能夠調整焦點，文獻裡經常報道這個有趣的事實，但對晶狀體必須改變形狀才能在不同距離下看清楚的理論，這個事實的存在卻令之略顯尷尬。貝茨嘗試重複亥姆霍茲的原始實驗，用檢影鏡對魚、兔、貓、狗加以檢驗，發現聚焦問題的出現，不僅僅是因為晶狀體形狀改變，也因為整個眼球的形狀改變（是包圍眼睛的6條外部肌肉所致，從前認為它們的作用僅僅是移動眼睛，以跟蹤物體）。貝茨表明，外部肌肉可通過延長或縮短眼球，改變焦點。如果把這些肌肉切斷，動物就無法改變焦點了。[1]
外部肌肉可以延長或縮短眼球的發現，極為關鍵。1864年，荷蘭眼科醫生弗朗西斯庫思·科內利斯·唐德斯（Franciscus Cornelis Donders）觀察到，近視的人（只能看清較近距離物體）眼球更長。如果眼球太長，透過晶狀體的圖像就無法落在視網膜上，變得模模糊糊。貝茨認為，視線模糊是因為近視的人外部肌肉常常處於高度緊張狀態，影響了眼球的形狀。近視者的眼睛往往緊張酸痛，他們愛壓抑這種感覺，但如果合上眼睛，仔細關注感受，他們會注意到這一點。
貝茨強調，眼球運動對清晰視力至關重要。視網膜的中心，能看到精緻細節的黃斑，不斷運動，掃瞄每一個詞彙甚或字母。眼睛執行兩種掃視動作。一些掃視可由他人觀察到：人們掃視房間，尋找朋友的時候，眼睛運動的方式，我們可以看到。但另一些眼球運動非常細小，無法觀察到。查爾斯·達爾文的父親羅伯特發現，就算眼睛看似靜止，卻仍在不由自主地運動。人們現在知道，看不見的微掃視動作，是以不借助特殊設備無法觀察到的極快速度發生的。如果微掃視受到麻痺眼部肌肉的藥物抑制，人就看不見了。因此，眼睛運動對視覺至關重要。
微掃視是怎樣促進視力的呢？根據當前視覺神經學的主導理論，視網膜及其關聯神經元只清楚地寄存信息極短時期，片刻之後，信號就開始衰減。當我們看一個靜止物體，我們的眼睛會「為它拍下多張快照」。它們移動到某個位置，暫停，圖像將光投射到視網膜的感光受體上，感光受體啟動點火，形成一幅新的圖像。就在圖像快要褪色的時候，微掃視動作讓眼睛移動極短的距離，附近的受體又受到刺激，啟動點火形成第二幅圖像快照。就算我們以為自己固定不動地盯著物體看，我們的眼睛也不斷地在進行微掃視，向大腦發送圖像的多個版本，進行刷新。（對於觸摸，我們也會經歷這樣的信號衰減。我們穿衣服或戴眼鏡時，我們會感覺到物體接觸皮膚，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感覺會消退，除非我們移動並感受到新的一輪觸摸。為感受織物面料的質地，我們會在上面移動手指，暫停，接著再移動，「掃視」織物。）
眼睛不僅是被動的感覺器官。運動為正常視力所必需：安德烈亞斯·勞倫提紐斯1599年就寫過，眼睛靜止，卻動個不停。視物需要一套完整、主動的運動感覺回路，這也就是說，大腦必需能夠運動眼睛，感知該動作對視力的影響，接著運用反饋把眼睛移動到新的位置。很多時候，失明不只是被動的感覺障礙而已，因為看不僅僅是一種感官活動。看是感官和機動性的活動，故此失明往往也是部分的運動問題。
貝茨相信，眼睛疲勞和高度緊張會抑制視力，便設計練習來放鬆眼睛。他發現，通過鍛煉，他的客戶得以降低近視度數，很多人甚至可以徹底擺脫眼鏡。雖然他大多是從眼睛的角度來講的，但他知道，任何調整肌緊張和視力的方法，必然會涉及大腦。
貝茨構建了眼睛問題發展（如近視、遠視和斜視等）的另類理論：他相信這些問題往往是人們習慣性的用眼方式所致。他意識到，文化對我們的視力有著巨大的影響。1867年，德國眼科專家赫爾曼·科恩（Herman Cohn）根據一項涵蓋了10000名兒童的研究指出，隨著孩子入學讀書，閱讀更多書籍，做更多近距離的作業，戴眼鏡的比例逐漸提高。（近視是最常見的視力異常。）在以色列，極端正統教派的猶太孩子很小就開始學習《律法書》和《猶太法典》，最終幾乎全都戴眼鏡；在100年前幾乎沒有眼鏡的亞洲國家，學業壓力讓孩子們很小就開始高強度閱讀，眼鏡的使用呈上升趨勢。大約70%的亞洲人現在都是近視。雖然大多數醫學院校仍然解釋說，近視主要由基因引起，但這樣的變化發生得太快，很難由遺傳來解釋。這些變化主要是由於大腦根據人們的用眼方式，在神經可塑性上發生了變化。
眼鏡彎曲進入眼睛的光，讓它重新聚焦到視網膜上，從而糾正視力。眼鏡是快捷的補救方式：能夠可靠地改善模糊和頭痛。但眼鏡並不真正「治癒」潛在的問題：眼睛疲勞和近視仍然存在，而且越來越糟糕（這就是為什麼大多數人的近視度數會隨著時間越來越高）。貝茨指出，不逆轉近視，會帶來更嚴重的問題，因為重度近視，有更大的可能導致視網膜脫落、青光眼、退行性黃斑病變、白內障，而這些問題，每一種都會致盲。在貝茨看來，緩解近視，消除人們對眼鏡的需求，不僅是為了美容考慮，也屬於預防醫學的範疇。[2]
貝茨在世界範圍內吸引到了一批追隨者：他的學生自稱為「自然視力改善教育家」。他的工作對費登奎斯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紐約當地的眼科專家和驗光師（銷售眼鏡）覺得受了威脅。他們稱他為庸醫，對他大加排斥，還逼他離開紐約醫學院研究生的教學崗位。在主流醫學尚未接受神經可塑的觀念之前，他就發現可運用精神體驗訓練視力，這對他個人來說或許是件不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