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登奎斯經常受邀到訪瑞士。一次出訪中，他碰到了一位60多歲的女士，大腦左側曾經中過風。他在書裡借用對她的治療，最詳細地闡述了自己的技術。
中風、血栓或出血，都會切斷神經元的血液供應，致其死亡。在諾拉的病案中，因為中風，她講話緩慢，口齒不清，身體僵硬。她沒有癱瘓，但一側的肌肉痙攣。肌肉痙攣指的是肌肉太過緊張，收縮過快。痙攣狀態（spasticity）和痙攣（spasm）相關，據信是大腦中抑制肌肉收縮的神經元受到了損壞。這樣一來，只有興奮性的神經元放電啟動，導致肌肉緊張過多。這是調製性神經系統不良的經典跡象。
中風一年後，諾拉說話有所改善，但她無法閱讀詞語，無法寫出自己的名字。兩年後，她仍然需要24小時照顧，因為她經常走出門就找不到回家的路。因為精神功能喪失，她深感沮喪。
費登奎斯是在她患病3年後第一次見到諾拉的，完全不清楚自己該怎麼處理她的問題。任何一次導致認知問題的中風，都有其獨特性質，弄清到底是哪一種大腦功能受損，往往需要運用偵探的技能。他知道，閱讀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多種不同大腦功能連線運作的學習過程。他還知道，如果中風影響了處理某一功能的神經網絡，並不意味著整個網絡都遭到了破壞：「一個技能，無法像從前那樣執行，其實此時對該技能表現必不可少的細胞，只有一部分無法運作了。」重新招募其他神經元，教它們分化「以執行該技能」，大多數時候都可行，「不過通常會換另一種方式來執行」。
費登奎斯只能教諾拉幾節課就要返回以色列，於是，諾拉的家人決定，既然常規治療對她沒進展，不妨讓她去以色列跟隨費登奎斯深度治療。
治療諾拉的初期，費登奎斯想找出她無法讀寫的原因。他還想琢磨她身體的覺知和方向定位：她總是不停地撞到東西上；她想坐進椅子，卻常常坐到座位邊緣；她離開有若干門的房間時，經常選錯門。在一輪課程（時長半小時）結束時，他把諾拉上課時脫下的鞋放在她面前，鞋尖正對著她，卻並未向她解釋原因。諾拉看上去十分困惑，無法穿上鞋，無法判斷鞋的左右，還摸索了五六分鐘。這個錯誤讓費登奎斯意識到，她的大腦損傷讓她無法分辨左右，也干擾了她的閱讀能力。他必須先解決左右問題，因為孩子們都是先學會分辨左右，再去學習閱讀。
但解決諾拉的定向問題之前，他必須平復她超級興奮嘈雜的大腦。費登奎斯知道這是個問題，因為他抬起諾拉的四肢，卻無法使之彎曲，因為它們的肌肉緊張過度了。他是這樣進行糾正的：讓她仰面躺著，在她脖子和膝蓋下方放入裹有海綿的木頭滾軸。這減少了她痙攣性身體的肌緊張度。接著，他輕輕地前後搬動諾拉的頭部，他的觸摸越來越輕柔，她的身體放鬆下來，安撫了大腦和神經系統，進入一種覺知提高的狀態。微小的刺激進入她的大腦，她能輕鬆地區分細微感官差異，進行學習。接著，他撫摸她的右耳，頑皮地說，「這是右邊的耳朵。」
仰面躺著時，她看到自己躺的桌子右側，有一張沙發。費登奎斯摸著她的肩膀，說：「這是右邊的肩膀。」他順著她右側的身體繼續向下，連續好幾天像這樣輕輕地撫摸她。他從來不用「左邊」這個詞，也從不摸她的左側。在接下來的療程裡，他又要她俯身趴著，再次撫摸她的右側。但她很困惑，因為她把「右邊」等同於自己仰躺時所看到的房間的樣子，那時，沙發對著她的「右」側。現在，她俯身趴著，「右」側就離開了沙發。（我們忘記了，孩提時代，我們必然要學習這一區別。）他用了好幾輪課程來教她學習，身體處在不同姿勢時，自己的右側在哪裡。他天才地認識到，看似簡單的定向概念，其實很複雜。
他又帶著她更進一步，讓她把右腿交叉在左腿之上。諾拉照做了，但此刻她覺得自己的左腿是右腿了，因為左腿跟身體右側在同一邊了。他們用了兩個月上這樣的課，嘗試不同的左右位置，直到她能夠理解左與右各種複雜的關係。在這期間，她的大腦逐漸形成新的左右身體覺知映射圖。有時候，課程與課程之間，她會舊病復發，費登奎斯只得重新開始，但慢慢地，復發不再那麼頻繁了。
等到了這時候，他才打算引入文字。諾拉說，她無法「看到」文字。費登奎斯帶她去找了眼科醫生，眼科醫生說諾拉的眼睛沒問題，證實閱讀問題出在她的大腦而非眼睛。費登奎斯送給她一本字印得非常大的書。她顫抖起來。他遞給她一副眼鏡，但她又失了手。她不知道怎樣對眼鏡定向，把它戴到臉上。「我對自己很惱火，」費登奎斯寫道，「我沒有意識到，就連把對身體的覺知轉移到外部物體上，也是需要訓練的」；嬰兒抓起爸媽的眼鏡，嘗試戴起來，也會碰到同樣的麻煩。於是，他訓練她正確對眼鏡定向，戴到頭上後左鏡片對著左眼，右鏡片對著右眼。
因為諾拉說自己看不到，費登奎斯並不要求她閱讀（這或許會給她帶去壓力），而是讓她看著書頁，閉上眼睛，按弗洛伊德的自由聯想方式，說出自己腦海裡想到的字眼。等她看完了，費登奎斯開始在諾拉看的書頁裡尋找，發現她說的所有字眼都來自書頁的左邊，靠下方，通常是一句話的最後三個字。他說，「我大喜過望。她能閱讀文字，只是她不知道讀的是哪裡。」
諾拉告訴費登奎斯，「我看不到」而不是「我不能讀」，他開始明白她的意思。他拿起一根吸管，一頭放在她嘴唇之間，另一端放在她指尖，並指向書裡的一個字。他想在說話的嘴巴和觀看的眼睛之間建立直接的聯繫。她能夠看到吸管末端的字了，但仍然讀不出來。但經過大約20次嘗試，她開始自發地說出吸管末端的字，和孩子剛學習閱讀時很像，要用指頭一個字一個字地指著識認。諾拉在閱讀了。費登奎斯常常坐在諾拉左邊。他把自己的右手放在諾拉的左胳膊下，牽著她的手腕，幫她拿書。他用另一隻手幫她穩住嘴唇之間的吸管。通過這種方式，他感覺到諾拉身體裡最細微的改變，哪怕她的呼吸有些許停頓，他也能即刻覺察。一旦她屏住呼吸，費登奎斯就知道自己該停止挪動吸管，等到她的神經系統能夠重新組織時再開始。「這是兩具身體的共生體，因為我能感覺到她情緒上的任何改變，她也能感受到我堅定的、平和的、非強制性的力量。我不會催促她，而是在我一感到她因焦慮失控而僵硬的瞬間大聲把字眼讀出來。漸漸地，我讀出聲來的次數不那麼頻繁了。」
費登奎斯幫助受損大腦學習最重要的一種方式，就是運用他自己的身體去感覺、匹配、確認學員的神經協同。對他而言，觸摸始終很重要，因為他相信，當他的神經系統與他人連接起來，兩人就構成了一個系統，「一個新的集合……新的實體……不管是觸摸的人，還是被觸摸的人，都通過兩人相連的手覺察到了感受，哪怕他們並不理解也不知道這是在幹什麼。被觸摸的人覺察到了觸摸方的感受，並在無意識中調整自己的配置，去配合自己感覺到的需要。在觸摸別人的時候，我並不是要從那人身上尋找什麼；我只是在感受被觸摸方需要的是什麼……不管他知道與否，我那一刻能夠做的，就是讓他感覺更好。」
他形容共生狀態下的兩套神經系統就像是跳舞，一名舞伴跟隨另一人學習，無需任何正式指令。這樣的「跳舞」和所有的跳舞一樣，是兩個人之間的溝通。費登奎斯觸摸學員時，往往會挪動對方的受限肢體，讓對方感覺到動作的新變化，從而以非語言的暗示向對方溝通，她的身體能夠做些什麼。這對年長的學員尤其重要，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一次次地重複相同的動作，從神經可塑性上強化了這些模式；因為忽視了其他模式，他們喪失了用進廢退的大腦，也就喪失了相應的回路。費登奎斯能夠提醒學員，讓他們想起自己從前能夠做但後來喪失了的動作。
一年後，費登奎斯再次到訪瑞士，看見諾拉正在蘇黎世的火車站附近散步。她顯得信心十足。說話的時候，他很高興地發現，原來的師生關係結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朋友間彼此碰撞的輕鬆愜意。
費登奎斯答應為諾拉進行復健的時候，他對她損失的大腦結構並不感到驚慌失措，因為他知道大腦是可塑的；但他並不知道她具體受到了什麼樣的限制，直到他像教小孩子那樣，耐心地教諾拉重新創造方位感，接著又教她讀和寫。諾拉進步的關鍵在於，費登奎斯找出了缺失的大腦功能，之後教她進行感官區分。等她的意識（她的覺知）注意到這些分化，它們便接線進入了她的大腦映射圖，她也為更精細的分化做好了準備。
兩位年近70歲的老人，費登奎斯坐在諾拉身邊，教她閱讀，他們的神經系統彼此交織協調，這幅畫面實在動人，如費登奎斯所寫，他學到的東西，不亞於諾拉。但費登奎斯又非常謹慎地選擇字眼來形容自己對諾拉所做的一切。他說，那不是「恢復」。「恢復不是一個正確的詞語，」他寫道，「因為運動皮層組織和指導書寫的部位，並不像原先那樣處於執行狀態。更合適的說法是『再造』書寫能力。」因為大腦最初參與閱讀和書寫的映射回路被中風破壞了，這些功能必須交由其他神經元接管。他也不把自己對諾拉所做的事情叫作「治癒」，雖然許多人確實這麼說。他更傾向於「進步」這個詞。他寫道，「『進步』是漸進改良，沒有極限。『治癒』則是回到從前享受的狀態，不需要再精進，不需要變得更好。」在天生大腦就有損傷、一開始從未「良好運作」過的小孩子身上，這樣的進步最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