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登奎斯在瞭解自己膝蓋問題，撰寫《身體與成熟的行為》的過程中，再加上後來又經常見客戶，提煉出了構成他新方法基礎的原則。其中的大多數都與促進「神經分化」階段有關（第3章中介紹），這是神經可塑性治療的一個關鍵階段。
1.大腦的功能，是精神編程的。我們生來配備著數量有限的「硬接線」條件反射，但人類在所有動物裡有著「最漫長的學徒期」，學習便在此期間進行。他寫道：「智人降臨世間時，大量的神經都沒有模式，沒有連接，故此，每一個人，取決於其出生地點，可以對大腦進行組織，以適應周圍環境的需求。」早在1949年，費登奎斯就寫過，大腦可以形成新的神經通路來這麼做。[1]1981年，他寫道，「精神逐漸發展，並開始對大腦功能進行編程。我對精神和身體的看待方式，涉及一種對整個人類結構進行微妙『重新接線』的方法，好讓它良好地整合運作，也就是說，有能力去做人希望做的事。每個人都可以選擇以特定的方式為自己接線。」他寫道，當我們有了經驗，「神經基質（大腦裡的神經元連接）就自我組織。」他的學生大衛·澤馬赫-貝辛（David Zemach-Bersin）指出，費登奎斯經常說，如果出現神經損傷，大腦殘存的大量物質通常會接管受損功能。莫捨·費登奎斯屬於第一批神經可塑治療師。
2.沒有運動功能，大腦無法思考。費登奎斯寫道，「我的基本觀點是，身心合一是客觀存在的，這些實體並非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彼此相連，而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更明確地說：我認為沒有運動功能，大腦就無法思考。」
就連想著要做一個動作，也會觸發運動，哪怕動作十分微妙。他讓學生想像一個動作，他注意到，相關肌肉的緊張度提高了。想像數數，會觸發喉嚨發聲部位的微妙運動。如果手受了束縛，有些人幾乎沒法說話。每一種情緒都會影響面部肌肉和姿勢。緊握的拳頭、咬緊的牙齒表現了憤怒；屈肌和腹肌收緊，屏住呼吸，反映了恐懼；四肢的輕快活潑，表達了喜悅。費登奎斯指出，人們或許以為存在純粹的想法，但在深度放鬆的狀態下，他們會觀察到，每一個想法都令肌肉產生變化。
每當大腦被使用，就會觸發4個部分：機動運動、思想、感覺（sensation）和感受（feeling）。一般情況下，不可能只體驗其一，而不體驗其他三者。[2]
3.運動覺知是改善運動的關鍵。費登奎斯指出，感覺系統跟運動系統密不可分。感覺的目的，是發起、指導、幫忙控制、協調和評估運動的成功。動覺在評估運動成功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對身體和四肢的空間位置提供及時的感官反饋。運動覺知是費登奎斯方法的根本基礎。他把自己的課程叫作「動中覺知課」（Awareness Through Movement，ATM）。認為運動問題（尤其是對大腦嚴重受傷的人）能通過對運動更有覺察而極大地改變，看起來很「神奇」，但這只是因為從前的科學認為身體就像一台由零件構成的機器，感知功能和運動功能是截然分開的。
這種對自我覺知的關注、對體驗的關注，部分來自費登奎斯從東方武術所接觸到的冥想方面，也由此提前50年就預見到了當前西方對正念冥想的興趣。神經學家邁克爾·梅策尼希再度肯定了費登奎斯的見解，他發現人或動物在學習時全神貫注，最容易出現長期神經可塑性變化。梅策尼希在實驗室裡做了實驗，映射了動物在不同類型學習任務事前事後的大腦。當動物為了獎勵自動執行任務，卻沒有給予關注的時候，它們的大腦映射也會改變，但只是暫時性的。
4.分化（即動作與動作之間最細微的感官區別）構建了大腦映射圖。費登奎斯觀察到，新生兒大多會根據原始的條件反射，同時運用許多肌肉，做出非常大、分化很粗略的動作，比如條件反射地伸出整條胳膊。他們無法區別對待每一根手指。在發育過程中，他們學習做更小、更精準的單個動作。但除非小孩子能夠運用意識來辨別動作之間非常小的差異，否則不可能精確地做出來。費登奎斯指出，分化是幫助許多中風患者、腦癱甚至自閉症兒童的關鍵。
費登奎斯反覆發現，身體一部分受傷，它在精神映射圖上的再現會變小或消失。他以加拿大神經外科醫生懷爾德·彭菲爾德（Wilder Penfield）的研究為基礎，後者表明，身體表面通過映射，在大腦裡再現。但大腦映射圖裡身體一個部位的大小，並不是根據身體部位的實際大小等比例再現的，而是按照它的使用頻率以及使用精確性高低來再現的。如果該身體部位只執行簡單的功能，比如大腿，基本上只做一件事，就是帶動膝蓋往前，它的再現就小。但手指經常要精準使用，大腦映射圖就很大。費登奎斯認識到，大腦是用進廢退的，身體部位受傷，用得就不頻繁了，在大腦映射圖裡的再現也就縮小了。讓這些部位做出非常精準調和（即分化）的動作，並在做的時候給予緊密關注，人們會主觀地感到它們變大了，它們在精神映射圖上也會佔據更多地方，從而帶來更為精準的大腦映射圖。
5.刺激最小的時候最容易形成分化。在《動中覺知》裡，費登奎斯寫道：「如果我舉著一根鐵棍，我大概是察覺不了鐵棍上是否停著一隻蒼蠅的。反過來說，如果我手裡捻著一根雞毛，如果有蒼蠅停在上面，我能明顯感受到不同。這同樣適用於所有的感官：聽覺、視覺、嗅覺、味覺、熱和冷。」如果一種感官刺激很大（如很響亮的音樂），只有變化相當明顯的時候，我們才會注意到刺激程度的變化。如果刺激一開始很小，那麼我們就可以檢測到非常微小的變化。（這種現象在生理學上叫作韋伯-費希納定律。）在動中覺知課上，費登奎斯讓人以微小的動作刺激其感覺。這些小刺激從根本上提高了人的敏感度，最終轉化為動作上的改變。
舉例來說，費登奎斯會讓人仰面躺著，非常細微地抬頭或低頭20次（或更多次），運動幅度盡量最小（如幾分之一厘米），最不費力；他們要只注意到運動對頭部、頸部、肩部、骨盆及身體其餘部位左側的影響。觀察這些變化，能讓人降低整個身體左側的肌緊張（哪怕頭部傾斜時，身體兩側都在動）。出現這種變化，是因為覺知本身有助於重組運動皮層和神經系統。如果人在練習前後掃瞄身體，他會發現，從精神上，左側身體圖像比右側感覺更輕快、更大更長，也更放鬆了。（原因在於，身體左側的大腦映射圖現在變得更分化了，更細緻地再現了身體。這種改變身體緊張和大腦映射圖的技術很有益，因為許多行動問題是身體區域在大腦映射圖中沒有得到良好再現所導致的。）
6.緩慢地做動作，是覺知的關鍵，而覺知是學習的關鍵。一如費登奎斯所說，「想法和動作之間的延遲，是覺知的基礎。」如果你跳得太快，就無法在跳起來之前觀察。緩慢做動作以保持覺知和更好地學習的原則，直接來自東方武術。人們在學習太極拳時，會以冰凍般的速度練習動作，身體幾乎不用力。在費登奎斯早期關於柔道的書籍（如《實用空手格鬥》）裡，他強調要反覆緩慢、從容地做動作，並指出匆匆忙忙地做動作不利於學習。
動作做得慢，能讓人觀察得更細微，映射分化得更細微，帶來了更多變化的可能性。要記住，兩個感官或運動事件反覆同時在大腦裡出現，它們就掛上了鉤，因為一同啟動的神經元接線在一起，這些行動的大腦映射圖也就合併了。在《重塑大腦，重塑人生》一書中，我介紹過梅策尼希怎樣發現受試者大腦裡的分化損失，他解釋說，兩個動作同時多次反覆，就會出現「大腦陷阱」：兩幅原本應該獨立、有區分的大腦映射圖，合併到了一起。他發現，把猴子的指頭縫合到一起，強迫它們同時運動，大腦裡這兩根指頭的映射圖也隨之融合。
映射圖在日常生活裡也會融合。音樂家在演奏樂器時兩根手指太常同時動作的話，這兩根手指的映射圖有時也會融合，就算音樂家試著單獨移動一根指頭，另一根也會隨之而動。這兩根不同手指的映射圖這時候「去分化」了。音樂家越是激烈地嘗試做出單獨運動，他就越容易同時移動兩根指頭，從而強化合併後的映射圖。他落入了大腦陷阱，越是努力想要擺脫它就陷得越深，造成了一種名為局部肌張力不全的情況。我們都可能陷入大腦陷阱，只不過不那麼明顯。比方說，坐在電腦跟前打字，我們會不自覺地聳起肩膀。過上一陣，我們或許發現（比如我），沒打字時肩膀也是聳起來的。頸部疼痛很快會出現。解除這一過程的辦法，是學習讓打字時習慣性抬起肩膀的肌肉重新分化。這首先要求覺察到這兩個動作是同時出現的。
7.盡量少用力。力量的使用和覺知相對；我們緊張時學習無法發生。這裡的原則不是「不勞無獲」。相反，它應該是「緊張無獲」。費登奎斯認為，運用意志力（他的意志力顯然很充足），對培養覺知沒有幫助。任何強迫驅使的行動也無助於培養覺知。它增加了整個身體的肌肉緊張。強迫性的努力導致了盲目的自動運動，自動運動會變成習慣，對環境的變化失去響應。強迫是問題所在，而不是解決辦法。我們可以通過覺知分辨出我們在無意識中有多緊張，使用了哪些對該動作不必要的肌肉。他把這些動作叫作「多餘的」或「寄生的」。
8.犯錯是必要的，運動沒有所謂「正確」的方式，只有更好的方式。費登奎斯並不糾正錯誤，「修正」別人。他強調：「別太較真，別太躍躍欲試，也別迴避錯誤的動作。伴隨動中覺知實現的學習，是一種愉悅感的源頭，如果有什麼東西泯滅了愉悅感，清晰性也就隨之喪失了……失誤是無法避免的。」為了教人們放棄有問題的習慣，他鼓勵人嘗試隨機運動，找出最適合自己的動作。他不是糾正錯誤，而是鼓勵人們在幾乎覺察不到的動作裡注意連續性的缺失。他主張，人要從自己的動作裡學習，而不是從他那裡學習。在動中覺知課程中，他鼓勵學生們把批評放到一邊去：「你們不要判斷怎麼去做動作；讓你們的神經系統來決定。它有數百萬年的經驗呢。」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在讓學生們進行精神分析式的自由聯想（但用動作，而不是言語），讓自發運動解決方案自然而然地出現。
9.隨機動作提供了有助於發展突破的變量。費登奎斯發現，巨大的突破不是來自機械運動，而是恰好相反，來自隨機運動。孩子們通過嘗試學習滾、爬、坐和走。比如，大多數嬰兒是這樣學習翻滾的：他們的眼睛跟隨感興趣的東西轉動，因為那東西離得太遠，他們一吃驚，就翻了個跟頭。他們在偶然（以隨機動作為基礎）中學習翻滾。嬰兒有時學會坐起身，不是因為想要做起來，而是因為他們嘗試把腳往嘴裡塞。學習站立和行走是嬰兒在未經訓練的條件下做出的重大突破。他們做好準備後，會通過試誤來學習。
費登奎斯發現這一點以後很多年，世界頂尖的運動發展科學家埃斯特·瑟倫（Esther Thelen）證明，每一個孩子都以不同的方式在試誤中學習走路，而不是像前人想的那樣，通過適合所有人的標準「硬接線程序」來學習。瑟倫革新了運動發展領域的科學見解，但當她發現費登奎斯早就發表了大量相關意見，不禁「完全拜倒在」他的臨床發現之下。她還對費登奎斯的學生說，「我想，跟你們這些人掌握的這種直覺的、動手式大腦認識相比，科學顯得太粗糙了。」後來，她還接受訓練，成為實踐費登奎斯方法的治療師。
這些見解與許多傳統物理治療或機器復健方法不同，後者假設舉起東西、行走、從椅子裡站起來等都有著理想的動作，讓存在「生物力學」的患者反覆鍛煉。有人把動中覺知課程叫作「鍛煉」，費登奎斯對此深惡痛絕，因為機械性重複動作，令得人們一開始就養成了壞習慣。
10.即使身體一個部分的最小運動，也牽涉到整個身體。對一個有能力做出效率高、優雅且有效動作的人，整個身體都經過自我組織，以整體去完成動作，不管動作多麼小。讓我們想想下面的悖論。我們可以輕鬆地抬起一根手指；我們也可以同樣輕鬆地伸手去跟朋友握手，或者拿起一隻玻璃杯。我們說話時無意識地聳肩，也同樣很輕鬆。可這些動作怎麼可能同樣輕鬆呢？手指比手掌和前臂輕得多，手和前臂又比整條胳膊輕得多。其實，它們同樣輕鬆是因為，在優雅地做每一個動作時，我們會運用整個身體。當身體得到良好組織，肌張力貫穿全身，所有動作的負荷由所有肌肉、骨骼和結締組織所分攤。費登奎斯從嘉納治五郎身上認識到，傑出的柔道大師總是放鬆的，「正確的動作裡，身體裡沒有哪塊肌肉比其他地方收縮得更厲害……這種感覺是就是動作不費力。」訓練師不必比對手更強壯，只要他的身體在整體上更協調就可以了，一如費登奎斯後來所說，組織得「更妥帖」。
11.許多運動問題，以及伴隨而來的痛苦，是習得性的習慣導致，而不是存在異常的身體結構。大多數傳統的治療方法認為，功能完全依賴「潛在的」身體結構及其局限性。費登奎斯發現，學生們的障礙與其說是異常結構造成，更不如說是因為他們的大腦學會了適應這些結構上的異常。有時候，障礙更多地來自大腦的適應，比如他的膝蓋就是這樣。他最初對膝蓋的適應，在一定程度上幫助自己規避了膝傷，但他後來又創造了一套新的行走方式，學習得更好了，這使得在他的餘生裡，這套新方式運作得很好，再不需要動手術了。行動困難，總是伴隨著大腦的因素。
在動中覺知課程裡，費登奎斯首先像教柔道那樣運用他的原則。參與者通常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如脖子酸痛、頭痛、坐骨神經痛、椎間盤突出、冰凍肩、術後蹣跚。費登奎斯讓他們躺在柔道墊上。大塊的反重力肌（背部的伸肌和大腿肌肉）會放鬆，所有站立時「對抗」重力的習慣模式都消失了。他讓學員專心地掃瞄自己的身體，開始覺察自己有怎樣的感受，身體的哪一部分與墊子接觸。他經常告訴他們，要注意自己的呼吸方式。要做一個有難度的動作時，受試者往往會屏住呼吸。
然後，一節課的大部分時間，他讓學員探索身體一側的一個小動作，感覺自己做每一個小動作之間的微妙方式差異。正是在這一點上，費登奎斯對催眠的瞭解和埃米爾·庫埃的知識發揮了作用；他用近乎催眠暗示的方式來說話，鼓勵學員以最輕鬆、最不費力的方式來做動作，使得感覺很輕。通常，他會選擇人早期發育時期最關鍵的一些動作，比如抬頭、翻身、爬行，或者用最簡單的辦法轉入坐姿。「身為教師，我可以加快你們的學習進度，」他寫道，「我陳述在該情境下人類大腦最初學習時的體驗。」他可能會花15分鐘，讓學員們輕輕把頭轉向一側，觀察自己的感受，能轉多遠。接下來，他會要他們只是想像轉動頭部，注意自己整個身體有什麼感覺。通常，僅僅是想到在做動作，他們的肌肉也收縮。
之後會發生一件奇怪的事情。課程快結束時，費登奎斯會請學員閉上眼睛，再次掃瞄自己的身體。整體而言更靠近墊子、輕輕運動的那一側身體，會感覺更大、更長。他們的身體形象發生了變化，他們能夠把頭轉得更遠了。緊繃的肌肉釋放出來。在剩餘的短短時間裡，他們改為運動身體另一側，發現之前一側的許多收益迅速轉移過來。
費登奎斯經常要學生在課程的大部分時間裡專注身體不那麼緊張的一側，尋找方法更加輕鬆地運動它。學生們會發現，這種怎樣更優雅運動的覺知，像是自發似的轉移到了身體更緊張的一側。費登奎斯有時會說，身體有困難的一側不是從他那裡學習，而是從能舒服運動的一側學習。
如果課程中，有學生發現自己做一個動作時身體存在限制，她只需注意到它，不要對它做出負面判斷。她不應該嘗試「突破限制」，或者「糾正」錯誤。相反，她要探索不同類型的動作，看看哪一種感覺最好，哪一種最有效、最優美。「這不是一個關於消除錯誤的問題，」費登奎斯說，「而是一個有關學習的問題。」從錯誤、負面判斷的角度思考，會讓人的精神和身體陷入緊張狀態，無助於學習。學生們要去探索、學習新的運動方法，並在這個過程中發展和重組神經系統和大腦，而不是要彌補修復它們。
這些課程深度放鬆，人們從墊子上站起身時會發現，自己的疼痛緩解了，動作範圍更大了。沒過多久，更多的人一個又一個地找到費登奎斯，請他幫助解決自己的頸部、膝蓋、背部疼痛，或者姿勢和術後運動問題。採用同樣的原則，費登奎斯並不告訴這些人怎麼做，而是讓他們逐一輕輕地在一張桌子上移動身體。他處理得非常成功。
★★★
費登奎斯把半個小時的一對一指導稱為功能整合。他讓客戶躺在桌子上，目標是讓後者不管存在什麼樣的潛在結構問題，都能正常運作，讓精神和身體的所有部分找到新的整合方式，一起發揮功能。「功能整合」這個名字因此而來。因為他認為這種方法同樣是「課程」的一種形式，把客戶也叫作學員。和動中覺知不一樣（他會提議做各種不同的動作），這類課程幾乎完全不說話，只除了在一開始，學員告訴他自己有什麼問題。
費登奎斯先讓學員以最舒服、最放鬆、支撐最好、最有安全感的姿勢躺在桌子上，減少身體的緊張度。人們往往會在不自覺中習慣性地「繃緊」部分身體。為了減少背部下方的拉扯或肌肉緊張，他會在頭部或者膝蓋，或者身體其他部位放一根滾軸。只要身體裡存在最些微的牽扯，肌緊張就會提高，讓人難以覺察微妙的動作區別，而這又是改善和學習新動作所必需的。學員舒服，他的肌緊張程度就低，費登奎斯認為這時大腦最適合學習。
費登奎斯會坐在學員身邊，通過觸摸，與學員的神經系統溝通。他從小動作開始，方便學員的精神和大腦做出區分。這種觸摸，不是要對大腦施加影響，而是跟大腦溝通。如果學員的身體活動，費登奎斯也隨之活動，但他的動作從不施加超過必要的力量。他不會像按摩或者關節治療師那樣搓揉肌肉，或者用力按壓、擺佈它們。他很少直接對疼痛部位下手，這種做法只會增加肌肉緊張。他常常從離學員認為癥結所在的身體部位最遠的地方開始，多在相反的一側。他可能從輕輕動彈一下遠離疼痛上半身的腳趾入手。如果他覺得某個部位運動受限，他絕不強迫其活動。他發現，大腦會感測到腳趾的放鬆，學員會沉浸在鬆弛運動的畫面中，而這幅畫面很快能推廣開來，於是整個身體都放鬆了。
從方法和目標上，費登奎斯的做法跟某些傳統的身體療法不同，後者關注的是特定的身體部位，以「局部」為導向。例如，某些物理治療會利用健身器材，通過拉伸和強化讓特定的身體部位活動。這些方法，往往極有價值，但更傾向於把身體看成由不同的零件構成，因此導向上機械性更強。它們可能對特定的問題部位採用特定的協議。費登奎斯則說，「我沒有一套能適用所有人的現成固定技術；這有違我理論的原則。我會摸索，並努力找出課程裡能夠檢測出來的主要難點，如果對它採取手段，這些難點是可以軟化，甚至部分解除的。我……慢慢地、漸進地檢查身體的各項功能。」
費登奎斯的名氣漸長。亞拉伯罕·巴尼爾的一個朋友，為神經可塑性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的科學家阿哈龍·卡齊爾（Aharon Katzir）對費登奎斯的工作很感興趣。他把資料轉交給了以色列總理戴維·本-古裡安（David Ben-Gurion），1957年，費登奎斯收下了本-古裡安這名「學員」。71歲的本-古裡安患有極為嚴重的坐骨神經痛和腰痛，幾乎無法站起來在議會裡發言。上了幾節課之後，本-古裡安能躍上坦克，向部隊發表演說了。費登奎斯的房子在海邊，本-古裡安在回去處理國家事務之前，會先去游晨泳，接著上費登奎斯的課。有一次，費登奎斯讓他做了頭倒立。老總理在特拉維夫海灘上頭倒立的照片，用到了選舉活動裡，全世界都看到了。很快，費登奎斯開始在世界範圍巡迴講授功能整合課程，他的學員包括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紐因（Yehudi Menuhin），英國導演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
隨著費登奎斯接觸更多的學員，他發現，自己的「大腦舞蹈」做法能夠改善許多大腦嚴重損傷的病情，比如中風、腦性麻痺、嚴重的神經損傷、多發性硬化症，某些類型的脊髓損傷、學習障礙，甚至大腦某些部位缺失的病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