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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和偶遇

2011年12月的一個星期四,我在晚上7點15分看完病人,盤算著走上幾步到安大略省醫學會辦公室去。我有一個非常具體的設想。我已經知道,如果大腦裡存在受損組織,精神體驗(精神鍛煉、運動或感知世界)很有可能刺激到剩餘的健康組織,讓它重組,建立新的鏈接,有時甚至生長出新的神經元,接管受損組織喪失的認知功能。但限制因素是,要想接管受損組織,必須先有足夠的健康組織。我想探索的是,光療是否有助於大腦裡仍然「生病」的組織痊癒。它有助於治療神經元的整體細胞功能嗎?如果有這個可能,那麼光就可以為治療大腦問題提供一種新方法。等大腦細胞正常化之後,神經元可以接受訓練,重新為自己接管喪失的精神功能。

我和一位同事正拿了自助餐,坐下來開始跟其他醫生閒聊,我看到房間對面站著一個深色頭髮的苗條女性,有著地中海特色的容貌特徵和膚色,戴眼鏡,有一張睿智的面孔;她小心做著動作,看起來弱不禁風的樣子。她有意走近我,慢慢地說起話來。她對我說,我看起來挺面熟,但想不起來是在哪兒見過了,這叫她很困擾。但不等我們慢慢梳理,她就說,「我叫加布裡埃爾·波拉德(Gabrielle Pollard)。」我也介紹了自己。她沒認出我的名字,我也沒有認出她的名字。

從她謹慎的步伐(戒備、不穩定)和她稍慢的語速,我開始懷疑她是不是大腦有過損傷。說不定,她就是出於這個非常私人的原因來講座的。不多久,講座開始了。

首先發言的是弗雷德·卡恩(Fred Kahn),普通及血管外科醫生。卡恩身材瘦削勻稱,一蓬白髮掠過額頭。看起來他才70來歲,實際上已經82歲了,仍然每星期工作60多個小時。他看起來似乎是曬夠了陽光(尤其是跟在場的聽眾們相比),後者大多年紀輕,臉色蒼白,因為擔心患上皮膚癌而不愛曬太陽,他們知道陽光有危險,但似乎忘記了一點:人類可不是在沒有光線的條件下進化出來的。卡恩提出觀點:每星期曬4個小時太陽,週末更多,對健康有益。他一星期游泳4次,還在清新的空氣裡遠距離步行。他穿著休閒裝,但一副穿手術服比正裝更舒服、受不了打領帶的樣子。他的語調溫和、乾脆,也有點乾癟,就事論事,還略微溫吞,正像是個安大略農村長大的人。他就用這樣的口吻,講完了自己的故事,順帶放入了幾句不動聲色的諷刺和旁白。

後來我才知道,卡恩1929年出生於德國的一個猶太人家庭。他活過了1938年9月10~11日的「水晶之夜」,當時,納粹幾乎燒掉了整個德國的猶太教堂,還把3萬名猶太人送進了集中營。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3個星期,他的家人拋棄了所有的財產,先後搭乘汽車、火車,大膽趁夜出逃,靠賄賂德國官員越境進入了荷蘭。最後,卡恩一家人搬到了安大略省的阿克斯布裡奇,操持起了農場生計。弗雷德在農場長大,冬天裡的每一天,他都要在雪地裡來回跋涉9.6公里到一座小小的學校上課。從小,他就脫掉襯衣,頂著夏天毒辣的日頭幹農活。他10歲時就不怎麼合法地開起了福特森拖拉機,也培養起了農民的美德:關注大自然,聽從它的召喚,尊重它的權威、嚴厲和力量。

他靠著一筆獎學金,進入了多倫多大學醫學院。畢業時,因為不願做只能開藥的內科醫生,就做了普通外科醫生,最後到安大略省北部的一家大礦場做了主任醫生。憑著過人的精力,他代替了礦場醫院的其他4個醫生,連軸轉地上兩台手術。他到了馬薩諸塞州總醫院,研究血管外科,之後又到得克薩斯州貝勒大學,師從當時世界上最優秀的外科醫生登頓·庫利(Denton Cooley,是第一代能進行心臟移植手術的醫生)。在加利福尼亞州,他從事血管和普通外科,摘除腹主動脈瘤,做搭橋手術,清理堵塞的頸動脈。他當上了美國軍隊的咨詢醫生。以負責人身份,創建了一家有250個床位的醫院,當上了軍醫總長,負責整個外科手術部門。在那些年裡,他完成了2萬台重大外科手術。

「我研究激光已經有20多年了,」他以此為開場詞,開始了講演,「因為我是個狂熱的滑雪迷,也因此肩膀受了傷,成了慢性問題。」他在包括阿爾卑斯在內的許多高山滑過雪,肩袖受過重傷。有兩年,他肩膀痛得幾乎無法進行任何體力活動,滑雪就更別想了。注射類固醇並沒有幫助。「我的醫生說,『你的肩膀需要做手術。』我想,『我自己就是外科醫生。我知道他們會對我的肩膀怎麼做,他們會把它切開,而且我還知道效果可能不太好。所以,算了吧,謝謝。』」所以他一直忍著痛,直到有一天,他認識的一位按摩師對他說,「你要不要試試我的俄羅斯激光?」

按摩師有一台老式的俄國機器。那是1986年,冷戰還在持續,但有那麼幾台簡單的神奇玩意兒一路來到了西方。於是,卡恩讓按摩師給自己用一用這設備,經過5個療程,疼痛而且僵硬了兩年的肩膀好了。治療機發射的激光是低強度的,而非那種能夠把皮肉燒起來的「灼熱」高強度。

卡恩騰起了好奇心。他翻閱了科學文獻,發現這些能發揮治療效果的低強度激光,靠的是幫助身體調動本身的能量和細胞資源,促進痊癒,沒有副作用。激光治療儀似乎能夠治療大量頑症,降低藥物或手術的需求。因為太感好奇,哪怕他當時已經快到達到外科醫生一行的巔峰,他也斷然放棄,轉而研究起了光。

低強度激光療法(主流執業醫生基本上不知道)以3000多份已發表的科學文獻,外加200多次得到積極結果的臨床試驗為基礎。大多數早期研究來自俄羅斯或東歐,這些國家離中國、印度更近。東方普遍而言對藥物中蘊含的能量更感興趣,相對而言,這些初期研究基本上不在西方的視野範圍。

2011年的那天晚上,卡恩講演的大部分內容,都是關於光的科學原理,以及激光怎樣在細胞水平上發揮作用,促進癒合。他解釋了兩種激光之間的區別。灼燒的激光是高強度激光(也叫熱激光或強激光)。它們可以摧毀肉體,可用於外科手術切除病變組織。低強度激光(也被稱為軟激光、冷激光,或弱激光)才是卡恩用來促進癒合的激光。它們不太放射熱量,可讓細胞產生變化,幫助患病細胞重獲能量,實現自我修復。

普通光能量只是巨大電磁頻譜的一部分,電磁頻譜包括了許多種波,每一種都有不同的波長(如無線電波、X射線、微波),其中大部分我們無法用肉眼看到。我們可以看到400~700納米範圍的波長。(1納米是1米的10億分之一。)可見光的完整頻譜由赤(700納米,能量最少)橙黃綠青藍紫(400納米,能量最高)光構成。自然光是所有這些波長的混合產物。最常用於激光治療的頻率是紅色光,波長為660納米,但也會用到在840或830納米這一特定波長的紅外光;後者肉眼不可見,因為落在了可見範圍之外。(「看不見的光」這一概念似乎有違常理;但它同樣是光,由光子和光能量構成。特種部隊用來在黑暗中「看」的夜視鏡,就收集了人類通常看不見的紅外光,並加以放大。)

激光器有一個獨到的特徵:它能產生無與倫比的純淨的光,也就是波長精確到納米級。故此,可以說,激光是一種單色光。比如說,一台激光器可以產生660納米,或661、662納米的光束。對低強度激光而言,精確是關鍵,因為有時候,某個特定的波長有助於身體組織癒合,而略微不同的波長就沒有同類作用。

激光器的另一個特徵是,可將光束引導到單一方向上,並把光的能量集中在狹窄的光束當中。大多數的光源,如白熾燈或陽光(自然光),其光線是分散的。

還有一個特徵是激光光線的強度。一顆100瓦的燈泡,從30厘米開外看,照到你眼睛上的能量僅為1瓦特的1/1000。但1瓦的激光,是100瓦燈泡強度的1000倍以上。跟自然光相比,這些特點讓激光的焦點更加精準〔所以我們才說一個人「焦點精準如激光」(laserlike focus)〕。激光指示器能產生一道鉛筆粗細的光束,落在遙遠目標上仍保持匯聚。天文學家能借助這樣的激光器,對著天空指示星星。

演講的理論部分結束後,卡恩又播放了治療前後的幻燈片,幾乎每個人都感到很驚訝。

幻燈片裡有些人傷勢極重,皮膚無法閉合,骨骼和肌肉都外翻出來。這些患者有好些人傷口無法癒合,一年多始終潰爛,所有已知的治療方法都沒用。有些人還聽醫生說必須截肢。然而,經過幾次激光治療,身體上的傷口開始癒合,又過了幾個星期,傷口合上了。卡恩的幻燈片裡還有患者患的是無法治癒的糖尿病潰瘍、車禍導致的開放性傷口、可怕的皰疹感染、帶狀皰疹、嚴重燒傷、重度濕疹,而這些全都是使用標準的治療方法無法痊癒,用激光卻治好的例子。被稱為「瘢痕疙瘩」的難看傷疤,年老所致的正常下垂皺紋,也都能有所改善,因為激光觸發了膠原組織的發育。

還有些幻燈片展示的是來自嚴重動脈粥樣硬化(供血不足)或凍傷患者壞疽發黑的四肢,靠著激光治療而免於截肢,恢復了健康的粉紅色。作為血管外科醫生,卡恩經常受命把身體某一部分的血管移植到垂死的肢體上,嘗試挽救壞疽或受感染的患肢或傷口。現在,他靠著光把它們都挽救了。患者出現這些問題,是因為身體無法為受損的組織供血。血管外科醫生都知道,血液的良性循環,始終為身體自愈所必需。但改善血液循環,只是激光提供幫助的眾多途徑之一。

他還展示了一些意外由光治癒的病情幻燈片:腿筋撕裂,撕裂跟腱,甚至退行性骨關節炎(軟骨磨損後所致)。軟骨就像是關節之間的枕頭,但隨著骨關節炎的發展,軟骨消失,骨頭之間直接摩擦,患部發炎,痛不可耐。幾十年來,醫學院都教導說,一旦軟骨喪失,就無法替換,所以治療骨關節炎的常規方法是給患者開止痛藥(有成癮性)和抗炎藥,長期而言有著極大的負面後果。[1]但針對骨關節炎患者,又不得不長期開藥,因為它們只能緩解症狀,卻不能治癒疾病。

然而,卡恩播放了利用激光治療使軟骨再生的患者照片。他引用可靠的研究,說明激光觸發了動物正常軟骨的再生長,增加了軟骨生成細胞的數量。在最近的若干隨機對照研究中,低強度激光在治療人類骨關節炎上也表現出了效果。

卡恩還展示了類風濕關節炎(包括嚴重的幼年型類風濕關節炎)患者使用激光獲得好轉的病例。一名17歲的少女,13歲時得了幼年型類風濕關節炎,在激光治療下病情極大好轉。經過28次治療,她原本變形腫大、無法彎曲閉合的手指自己恢復成了可以使用的正常狀態。令人驚訝的是,患有椎間盤突出的人,經激光治療後,身體莫名其妙地恢復了椎間盤的原貌。激光對各種疼痛綜合征和纖維肌痛都有幫助。有些患者的免疫系統受到極度壓抑,腳上感染了疣,看起來就像是菜花樁,然而最後也癒合了。膝蓋、臀部和肩部的種種運動傷害,以及重複性勞損,也都對激光有響應。患者得以避免膝關節和髖關節手術。卡恩還順便說,在治療創傷性腦損傷,某些精神疾病和神經損傷的過程中,激光也表現出了積極的結果。

講座過程中,坐在我身後的加布裡埃爾坐立不安,幾次起身離開座位。她痛苦地抱著腦袋,似乎被開放性傷口的閃光幻燈片和聲音弄得不堪重負。我很快就會知道,她不是醫生,所以對這些畫面有點吃不消。

第二位演講者叫安妮塔·索爾特瑪奇(Anita Saltmarche),專門研究光療對創傷性腦外傷、中風和抑鬱症的效果。索爾特瑪奇是一名註冊護士,有科研背景,效力於安大略省一家激光公司期間,對光療產生了濃厚興趣。一位按摩師參加了她的全日制培訓課程後,打電話向她咨詢一位激光治療的病例,她由此對用光治療大腦動起念頭來。那位按摩師當時正經手一位女教授,智商達到了門薩俱樂部級別,7年前出過一場車禍。她停在紅燈前,被後面一輛汽車以90公里每小時的速度追了尾。她的膝蓋撞到了儀表盤上,日後發展為關節炎。她的腦袋前後猛烈歪斜,頸椎過度屈伸,大腦受傷。

女教授大腦損傷的症狀是典型的傷殘。她再也無法集中精神,也不能好好睡覺了。如果她對著電腦超過20分鐘,就會精疲力竭,失去關注力。她無法完成任務,最後只好辭職。她說話的時候,想不起合適的詞彙,從前她能說兩門外語,現在也不能了。她的脾氣愈發暴躁,為自己失去的一切深感痛苦。在第二次嘗試用常規神經康復手段恢復大腦功能失敗後,她試過自殺。

她找到按摩師用激光治療自己的膝關節炎,很快見了效。接著,她問,既然激光對自己的膝蓋這麼有好處,能不能也在腦袋上試試看呢?

進行嘗試之前,按摩師找索爾特瑪奇咨詢光照頭部是否安全。「低強度激光治療的歷史已經差不多快40年了,一直很安全,沒有明顯副作用。」索爾特瑪奇說。所以她認為應該是安全的。她瞭解女教授的認知缺陷涉及哪些大腦區域之後,建議主要用光照射她頭部的8個位置。按摩師用的燈,確切而言不是激光,而是放射紅光和紅外光的LED燈,跟激光有相似的性質。

第一次光照治療之後,女教授睡了18個小時,這是車禍發生後她頭一回得到良好的睡眠。之後,她的病情明顯改善。她得以在電腦上重新展開工作,還自己開辦了公司。她的外語能力也恢復了。她的情緒提升了,儘管在嘗試同時執行多重任務時,她還是很容易沮喪,但這是最後一個還存在困難的地方了。她還發現,要保持良好狀態必須繼續治療,一旦停下來(有一次她患了嚴重的流感,還有一次摔了一跤,只好停診),症狀就又還原。「有趣的是,」索爾特瑪奇說,「每當過完『光節』之後重新接受治療,她會比此前的水平進一步改善。」女教授的醫生也承認她有進步,但不相信是光療在發揮作用。

索爾特瑪奇告訴我們,她現在正參加瑪格麗特·納瑟爾(Margaret Naeser)醫生及來自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波士頓大學的同事們發起的一項研究,哈佛教授邁克爾·漢布林(Michael Hamblin)也在內,在理解光療如何在細胞層面發揮作用上,他是全世界的領軍人物。在馬薩諸塞州總醫院的韋爾曼光醫學中心,漢布林專門研究用光激活免疫系統治療癌症和心臟疾病;現在,他將之拓展到大腦損傷上。根據將激光治療用於頭頂的實驗室研究(經顱激光治療),波士頓小組著手考察它對創傷性腦外傷的作用,發現激光治療有幫助。納瑟爾是波士頓大學醫學院的研究教授,曾研究過激光治療中風和偏癱,也是首倡用「激光針」刺激穴位的先驅之一。

千百年來,中國人始終認為,人體裡存在能量通道(稱為「經絡」)接入內部器官,這些通道在身體表面有著接入點,叫作穴位,傳統上是用針灸來刺激的。古代的中國人知道,穴位對壓力或熱源也有響應。近年來人們發現,電甚至激光都能通過穴位對經絡施加所需影響。激光無害無痛地把光能注入這些通道。納瑟爾很好奇地瞭解到,在中國,人們經常用針灸治療中風。於是,1985年,她來到中國接受了完整的針灸培訓,看到人們用激光(而非真正的針)治療癱瘓的中風患者。回到美國後,她經研究發現,用激光刺激癱瘓中風患者的面部和其他部位的穴位,患者的病情會有極大改善(只要大腦運動通路在中風中受損不到50%,而這一情況可通過大腦掃瞄得知)。

波士頓小組治療的一位患者,是軍隊的高級女軍官,在軍隊因英式橄欖球和跳傘事故受過多次腦震盪,患上殘疾。核磁共振成像腦部掃瞄結果顯示,她大腦的一部分因為腦損傷而萎縮了。經過4個月的光治療,她擺脫了殘疾,行動自如,只要她繼續接受光療就可以保持。一旦不照射,病情就倒退。索爾特瑪奇現正與波士頓小組合作,參加美國的一項大規模研究,研究中的腦損傷和中風患者經過光療,喪失的認知功能得以恢復,睡眠變得更好,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了(患者腦損傷後,情緒往往變得更激烈、更難以預測)。

[1] 在美國, 每年有16500人次死於這些藥物導致的消化道出血,超過艾滋病致死人數。見M.M.Wolfe et al.,「GastrointestinalToxicity of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New EnglandJournal of Medicine 340,no.24(1999):1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