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結束後，加布裡埃爾走過去找安妮塔·索爾特瑪奇，說起了自己的神經和認知障礙，並表示自己很樂意充當該項美國研究的加拿大籍受試者。索爾特瑪奇答應考慮此事。
我排隊向卡恩提問，問他用激光治療了哪些大腦問題（在講座中他沒有提供細節）。排隊期間，加布裡埃爾偕同一位老紳士向我走過來，她介紹說，這是自己的父親波拉德醫生；老人戴著眼鏡，一口精緻、尊貴的英國口音。他年輕時曾在劍橋靠獎學金學醫，現年81歲，比卡恩小一歲。
拉德醫生說，他認出我是加布裡埃爾從2007年開始就一直在讀（讀了整整4年了）的書的作者，而她則是從自己常常放在手邊的書的封面上認出我來的。「正常情況下，我對人臉的記憶非常好。」她若有所思地說。接著她對我講述了自己是怎麼損失了許多心智能力的故事。
離婚獨居的加布裡埃爾，一直靠為患有學習障礙的孩子提供家教謀生，原本做得很成功。音樂是她生活的核心，她還參加了合唱團。2000年，她的聽力開始受損，接受大腦CT掃瞄和MRI掃瞄。兩者都顯示她的大腦背部存在一種異常結構，但醫生們無法判斷那到底是什麼。他們決定先不做處置，而是反覆用MRI掃瞄觀察該異常結構。這時候加布裡埃爾35歲。
2009年，病變被診斷為腦腫瘤，且極有可能是良性的。但良性腫瘤也會生長，如果長在不恰當的位置，也能害死人。腫瘤從頭骨底部（這個位置包含了脊髓）的孔往外擴展而出。這個孔很小，隨著腫瘤的生長，它壓縮了所有穿過該孔的神經結構。腫瘤生長的方式，逼得脊髓要部分地把它包裹起來，而她的小腦（大腦參與動作和思維微調的部分）逐漸遭到擠壓。她的腦幹，即大腦最底部，正好位於脊髓的頂端，同樣遭到擠壓，移動到了右側。醫生們診斷腫瘤為脈絡膜叢乳頭狀瘤（choroid plexus papillom），也就是說，構成它的細胞與產生大腦腦脊液的細胞是同一種。
這種情形下，醫生需要在一個很小的區域裡，進行極其精準、極其具有挑戰性的腦外科手術，而且，這個區域裡的大部分神經對生存至關重要。「我去找神經外科醫生的時候，」加布裡埃爾告訴我，「我就知道自己有可能死在手術台上了。」醫生告訴她，她有可能喪失一側的聽力，「手術之後，我可能會出現吞嚥困難，餘生都不能進食、喝水，也可能說話、行走困難，又或者中風。」她還記得醫生說，「如果我給你做完手術，你有3%~5%的可能徹底瘋掉。」她問，如果她不做手術，會有什麼樣的結果。醫生說，她為他大動肝火的概率是「百分之百」。腫瘤越長越大，最終會壓迫她的呼吸中心，她會死掉。但醫生還告訴她，手術之後，她也有可能感覺比過去10年要好些。
2009年11月，她做了手術，手術救了她的命。腫瘤被切除，確實是良性的。她本來很高興，四肢全都有感覺。但她很快就注意到，自己出現吞嚥和進食困難，不斷噁心。她現在還有平衡問題和行走困難。一年半之後，「我仍然要依靠助行器，無法抬起頭，老是嘔吐。」她說話含糊不清，難於控制語速，發出正常的音量，人們「很難聽清我說話」。但「最恐怖的體驗是，喪失了我的心智功能，也就是我的認知能力和記憶。我能想像出某樣東西，但找不到詞彙描述。如果我本來想到的是『叉子』，可在說話中我會說出『刀子』，而且我知道它不對。我無法再同時開展多任務處理了。」
她喪失了短期記憶。只要她把東西放下1秒鐘，就再也找不到了。有時候，她找不到的東西就在她手裡，她忘了自己已經拿起過它。如果她摘下眼鏡，把它放在一邊，說不定要花兩個小時在自己140平方米的公寓裡尋找。如果有人對她說話，她會要對方多次重複，因為她幾乎立刻就忘了。「我無法識別物體，」她說，「我只能看到我正對面的東西。我媽媽帶我去超市。如果我想找橙汁為朋友做水果沙拉，我看到面前有兩升的橙汁，我知道它太大瓶了。但我沒法看到左邊就有1升容量的。我曾經有一條黑色的運動褲，放在電腦鍵盤邊上，褲子面上放著另一樣小得多的東西。我花了3個星期才找到運動褲，哪怕它就在我每天使用的鍵盤旁邊。我只能看到表面。」
她的視覺跟蹤出現了麻煩。「我一輩子都在讀書面樂譜。通常情況下，我可以視唱。但我第一次回到合唱團，它變成了一頁充滿音符的紙張，沒有任何意義。我看到一行樂譜的末尾，竟然不知道應該去看下一行。」
大腦受傷的人經常碰到此種情況：聲音提出了一個特殊的問題。她對所有聲音都高度過敏，所有的聲音現在她聽起來都響亮得不堪忍受。充斥著聒噪背景音樂、刺耳雜響和嗡嗡人聲的商場，簡直要讓她發瘋。音樂，原本是她最大的快樂之源，她每天都唱歌，而現在她也受不了：「它沒有了音調，也沒有快感。像是噪聲，而不是音符。」她無法再參加同時有多人說話的群體。她的平衡更是糟糕，只能用手摸索著牆壁慢慢走。
她陷入了長久的精疲力竭。
「我是一個很堅強的人，」加布裡埃爾對我說。「我碰到過許多艱難的生活經歷，所以我才變成了這樣，我一直信仰虔誠，總覺得自己不是一個人，不管遇到什麼樣的困難，我都覺得一定會有同樣程度的福報。」
她開始關注從自己的經歷中汲取經驗教訓，希望它們不會白白浪費，至少可以幫上其他人的忙。她研究自己的精神疲勞，她病情的能量環節。「手術之後，我感覺身體每一個細胞的能量都被吸光了，」她說，「這持續了10個月。」哪怕只做輕微的活動，她也必須休息，有時甚至要休息好幾天。她沒有了能量儲備。
「我一直以為，大腦就是思想所在的地方。我從來沒有把它看成是一種身體器官，負責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所以，我沒有意識到，我只有一套能量來源供給大腦和身體，如果我把能量用到智力活動上，我就沒有說話、動腿或者站起身的能力了。」
「我意識到這一點，是有一次我躺在沙發上接聽移動電話，結果電話座機又響了起來，我覺得自己就像置身沙漠的一座孤島，沒有能量站起身，也無法挪動四肢來接聽。我徹底耗盡了能量。」
「每次我在恢復過程中達到新的技能水平，就沒有足夠的能量做其他事情了，因為我的能量都已經拿去建設、整合該新技能了。如果碰到挫折，我可能兩個星期都沒法動彈，沒法做一丁點鍛煉，進入新的層次。」
隨著人們逐漸離開講演室，加布裡埃爾又告訴我，她發現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她說，當她正在看東西的時候，某些圖案會變得特別無法忍受。康復中心的一位臨床醫生穿著一件深藍色和黑色條紋的襯衣，「那橫向的對比，在我看來就像是視覺上的尖叫。我讓她在襯衣上搭塊毛巾。」
這時，我在頭腦裡逐漸把事情拼出了形狀。加布裡埃爾目前的幾乎所有問題，都可以用腦幹受損、功能故障來解釋。腦幹處理的信號流，大部分來自支配人臉部和頭部的顱神經。有一條顱神經控制平衡系統，從耳朵內部的半規管接收信號。支配該神經的腦幹區域受損，能解釋她試探性的步伐和平衡問題。
她對聲音高度敏感，也可能跟腦幹有關。耳朵內部有等同於變焦鏡頭的東西，讓我們專注於某些頻率，抑制其他頻率。這一系統受損的人，會聽到聲音嗡嗡亂成一團，因為他們失去了對該調節機制的控制權（第8章會做介紹）。因此，加布裡埃爾無法容忍商場、回聲和背景音樂，喜歡一次只聽一個人說話。
受損的大腦往往無法整合不同的感官輸入。例如，保持平衡包括整合耳朵內半規管的輸入（信號的位置），眼睛的輸入（視覺跟蹤環境中的水平線，也是腦幹功能的一部分）和腳掌的輸入。如果這些系統因為一個或多個受損而不再同步，人就變得暈頭轉向，這也就是所謂的感覺統合問題。
我推測，加布裡埃爾在看到穿著橫條襯衣時碰到「視覺尖叫」，一部分是因為她處在失去平衡的狀態中，大腦拚命地尋找水平線以進行空間定向，另一部分是因為她的視覺系統同屬受損平衡系統的一部分，也在錯誤地啟動放電。如果大腦的感官零件損壞，往往會頻繁啟動，該感覺會讓我們感到超載。
感官系統主要由兩類神經元構成，一種靠外部感覺實現興奮；一種則是抑制感覺的神經元，好讓大腦不會承受過量信息，它只過濾納入恰當的量。（例如，鬧鐘響起，大腦受刺激，因為興奮性神經元啟動了。但如果刺激變得太過激烈，抑制性神經元「調低音量」就很好了，免得人承受過度的刺激。）如果抑制性神經元受損，患者就會體驗到感官超負荷，有時這些感覺還會造成事實上的傷害。我跟加布裡埃爾提起上述感覺統合問題，她解釋說，得知自己所有的症狀都能概括到一個癥結上，是同一問題的不同體現，真是讓她大感寬慰。
我們聊天時，加布裡埃爾的父親看到卡恩醫生有空，就去和他說話了。加布裡埃爾的父親知道，在女兒做了手術的最初兩年裡，她還患上了慢性術後感染毛囊炎，表現為她的背部毛囊重度感染。無論是抗生素還是其他藥物治療都不管用。考慮到卡恩在治療皮膚問題上有豐富的經驗，波拉德醫生受女兒之托來請教。「激光對此有幫助嗎？」波拉德醫生問。卡恩向他做了保證。「有什麼問題，你可以隨時與我聯繫。」他說。
我們一同往外走，波拉德醫生提議順路送我回家，連同加布裡埃爾，因為他們的車就放在我的辦公室旁邊。一個半小時之前，我輕鬆迅速走完的短短距離，現在因為加布裡埃爾吃力的緩慢步伐，變得十分折騰。我們把步伐放慢到跟她一樣。進了車裡，回我家的短短幾分鐘車程裡，我們討論起講座內容給各自留下的深刻印象。我想光療對加布裡埃爾或許有用，因為她的手術可能切斷了身體組織，導致周圍區域結疤發炎。我還懷疑她的痛苦來自嘈雜的大腦和習得性廢用，腦幹相關回路中並不是所有的神經元都死掉了；有一些可能受到損壞，啟動發射病態的信號，還有一些則處在休眠當中。如果激光能治癒炎症，為後一類細胞提供更好的血液循環和更多的能量（就像那些大腦損傷患者的案例一樣），或許能帶來好處。我們答應保持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