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運的是，光，甚至自然光，並不需要光纖和外科手術才能進入大腦深處。我們以為皮膚和顱骨對光起到了絕對屏障的作用，但這是錯誤的。比如，正常陽光的能量能穿透皮膚，影響血液。講座也介紹了利用光來治療「新生兒黃疸」的例子。新生兒黃疸，就是新生兒的眼睛和皮膚發黃，因為他們的肝臟不成熟，無法執行全部的代謝功能。我們始終在產生新的紅血細胞，不斷刷新供血；新細胞取代舊細胞，舊細胞必須得到分解。舊的紅血細胞分解時，會釋放出一種叫作膽紅素（來自膽汁）的化學物質，膽紅素在身體中累積起來，便會導致新生兒黃疸。大約一半的新生兒都會患黃疸。它一般只持續幾天，但如果長期持續，也會成為重症，如果未經及時治療，有可能會在大腦裡堆積起膽紅素，造成永久性腦損傷。
隨著醫生們日漸精於挽救早產兒的性命，新生兒黃疸越來越成問題了。在英格蘭埃塞克斯郡，一家自帶陽光小院的前二戰醫院，專門照料這些泛黃的「幼鳥」。護士J.沃德（J.Ward）照料小孩的技術高超，便負責起了早產兒看護工作。她經常從保育箱裡抱出最纖弱的孩子，把他們推到陽光明媚的院子裡呼吸新鮮空氣，雖說這種衝動常常讓部分醫務人員感到焦慮。不過，沃德負責的嬰兒漸漸好轉起來。有一天，她把一個寶寶脫了衣服，怯生生地拿給主治醫生看。曬過太陽的地方不再是黃色了。
沒有人把她當回事，直到有一天，一瓶黃疸病兒血樣偶然間放在了陽台上，好幾個小時都曬著自然的陽光。找回樣品之後，血樣正常了。醫生們確信這肯定是弄錯了。但R.H.多布斯（R.H.Dobbs）和R.J.克勒梅（R.J.Cremer）醫生進一步調查，發現血樣裡的過量膽紅素不知何故分解（或代謝）了，試管裡的血液恢復了正常膽紅素水平。也許，這解釋了為什麼護士沃德照看的黃疸患兒在陽光下會好轉。
調查很快證實，引發這一神奇治療效果的是可見的藍色光波長，因為它穿透嬰兒的皮膚和血管，進入血液，甚至肝臟。利用光來治療黃疸成為主流。沃德護士的偶然發現證明，我們並不像自己想得那麼「不透光」。
其實，沃德護士、多布斯及克勒梅醫生的發現，古代人早就觀察到了，只是敗給了現代醫學。羅馬帝國最有名的一位醫生，索蘭納斯（Soranus of Ephesus）素來主張把黃疸新生兒放在太陽下。當時的人十分重視地接受了這一觀點，並認為「日光療法」（heliotherapy，這個名字來自希臘語的太陽神赫利俄斯）療效極佳，古代的許多建築在設計上就是為了盡量多地接受陽光的沐浴。羅馬人甚至制定了「光線權」的法律，保證人們家裡能得到太陽的照射（並進而發展出了日光浴室）。只可惜歲月流逝，這些法律不再強制執行，光線的治療作用也幾乎遭到遺忘。[1]
直到近代護理的創始人之一南丁格爾再次倡導，醫院才又加強設計，讓患者盡量多地沐浴陽光。但人工燈泡的發明，結束了19世紀人們對陽光友好的短暫時期，人們相信燈泡和陽光直射有著完全相同的全光譜。（很遺憾，人造光既非全光譜，也不等同於自然光。）醫院的設計不再青睞自然光，因為科學無法解釋南丁格爾對陽光有治療作用的見解。
光是有效治療方式的觀點，在「光天化日」之下遁形了幾千年。儘管古埃及人不太懂什麼科學，他們可不懷疑自己親眼所見的東西：太陽對生長和生命必不可少。他們崇拜太陽神「拉」——Ra，照字面意思解讀，這就是太陽；和大多數拜神者一樣，他們希望太陽神不僅保護自己，也能醫治自己。「拉」無處不在。即使是無所不能的「法老王」（pha-ra-oah），名字裡也嵌著「太陽神」（ra）。埃及人和其他許多古代人，認為太陽是生命的重要來源，歸根結底，所有生命形式都從太陽那裡獲得能量。（太陽光為光合作用所必需；通過光合作用，植物把二氧化碳和水變成能量來源葡萄糖。不進行光合作用的生物體，靠吃植物或吃其他吃植物的動物來獲得能量，所以說到底，地球上所有的生長都依靠太陽。）
古人還感覺到，受損組織的癒合需要生長。古代埃及、希臘、印度和佛教的醫士全都系統化地讓患者接觸陽光，促進癒合。一份來自法老時期的古埃及紙莎草介紹說，用液體塗抹疼痛不適的組織，放置在陽光下以獲得醫治效果。所以，近年來許多關於光的發現，其實是二次發現：比如，2005年，人們發現，把外科手術後正在康復的患者放在陽光照射的房間裡（相對於人工照明的房間），能明顯減少其疼痛。
1984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諾曼·羅森塔爾（Norman Rosenthal）醫生發現，有些抑鬱症照射陽光可痊癒，近來也有研究表明，全光譜的光線對某些抑鬱患者來說跟藥物同樣有效，而且副作用更少。古代希臘人和羅馬人都知道這些觀點。希臘醫生阿萊泰烏斯（Aretaeus of Cappadocia）在公元2世紀寫道，「嗜睡者應當放在陽光下，接受光線的照射，因為疾病是陰霾。」如果說，陽光影響情緒，那麼它也影響大腦。
小學時學的自然課告訴我們，光能進入眼睛，擊中視網膜和視網膜上的視桿細胞和視錐細胞；光在此轉化成電能模式，順著視神經的神經元進入頭部背面的大腦視覺皮層，產生視覺體驗。
2002年，我們發現了從視網膜到大腦的第二條通路，它有著完全不同的目的。除了我們用於觀看的視網膜細胞（視錐細胞和視桿細胞），在另一條獨立的神經通路上，還發現了其他感光細胞在發射電信號（視神經裡也有），信號傳輸到大腦裡名為視交叉上核（suprachiasmatic nucleus，SCN）的細胞叢，調節我們的生物鐘。
生物鐘不僅僅是一種計時裝置；它還控制重要的器官系統在一天的過程中何時打開、何時關閉。它既是時鐘，也是指揮。視交叉上核是下丘腦的一部分，它們通過調整激素，一起充當規範我們慾望交響曲的指揮家，引導其高低起伏，其中包括飢餓、乾渴、性慾、睡眠需求。它們還影響我們的喚醒水平和神經系統。
古代的中國人知道，每一種器官系統，在一天中活躍度的高低，都是有時間的。例如，根據中國的器官時鐘，心臟及其能量在中午我們活動頻繁時更活躍，而在我們入睡時降低活躍度；我們的消化系統會在用餐之後加大馬力。因為我們的器官時鐘在睡眠中會讓腎臟失活，晚上我們的尿意少。這種好事會隨著人年齡的增長而減少，部分原因在於器官時鐘跟老舊的手錶一樣，走時不再準確了。它的神經元啟動放電失去規則，這是老年大腦嘈雜的一個例子。
每天早晨，當我們醒來，光進入我們的眼睛，傳遞到視交叉上核，依次喚起我們的每一套器官系統。在人類而言，等太陽下山，來自我們眼睛信號的消息是，外面沒有光了；於是，視交叉上核又發送消息到我們的松果體，後者釋放褪黑激素，讓我們睏倦。蜥蜴、鳥類和魚類的松果體更加暴露在外，因為光線擊穿它們薄薄的頭骨，直接刺激腺體，讓它變得更加「像眼睛」（故此，松果體通常也叫作第三隻眼）。這樣一來，我們的進化遺產提醒我們，人類的頭骨不是蜜蜂的拱頂，大腦在進化中就是不斷對光進行評估，與之互動。
我們往往愛把光與視覺完全等同起來，而視覺又是一個幾乎超出了人理解的過程。不過，我們與光的關係其實還要更基礎。光能打開生物體（不僅限於植物）內部的化學反應。沒有眼睛的單細胞生物在細胞外膜有感光分子，為其提供能量。例如，生活在鹽沼裡的鹽桿菌，從橙色光獲得能量，它的感光分子把光變成做功的能量。當這些感光分子吸收橙色，有機體便向著光源游過去，收穫更多的光能量，而紫外光和綠光會排斥它。不同波長的光對生物體有著不同的影響，意味著光頻率不僅承載能量，也承載著不同類型的信息。有趣的是，這些感光分子分佈在生物體的表面，是動物生存的基礎，從結構上非常類似人類視網膜上的感光分子「視紫紅質」，這暗示我們的眼睛是從這類感光分子進化而來的。
我們自己身體裡的細胞和蛋白質，也對色彩有著同等的非凡敏感。1979年，莫斯科大學的科學家卡雷爾·馬丁內克（Karel Martinek）和伊利亞·貝瑞恩（Ilya Berezin）指出，我們的身體充滿了無數感光化學開關和放大器。光的不同顏色或波長，有著不同的影響。有些顏色刺激身體的酶更有效地運作，開關細胞內的流程，影響其產生的化學物質。還有，艾爾伯特·聖喬其（Albert Szent-Gyorgyi，因為發現維生素C而獲得諾貝爾獎）還發現，當電子在我們體內從一個分子轉移到另一個分子上（這個過程叫作電荷轉移），分子往往會改變顏色，也就是說，它們改變了自己發散的光的類型。（這個過程在螢火蟲身上更極端一些，螢光素酶產生了大量的可見光。）因此，人與光的相遇，可不只是「皮膚那麼淺」，我們的身體也不是暗黑的洞穴；在細胞內部，光子在閃耀，能量在轉移，色彩變化此起彼伏。問題是，用南丁格爾美麗的比喻來說，有沒有人找到了方法，不僅在頭腦的表面用光和色彩「作畫」，還用它「雕刻」大腦內部的回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