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佩珀堅信醫生們出錯了。之後的兩年，他從否認變成了自艾自憐。他雖然有著隨時準備行動的性格，可要是這件事讓採取行動變得很困難，他也沒轍。他為自己長時間罔顧身體的不適感到驚呆。他決定辭去壓力過大的工作，過得更簡樸些，多關注自己的健康。但他平常調動自己的能力這時候似乎沒法用了；有兩年多，他都坐在椅子裡，思考、閱讀、聽音樂，更多的是「為自己難受」。
悲傷發愁之後，他意識到，「我本來一直覺得自己是人生贏家，可卻變成受害者。」他是一個無限追求自力更生的人，最害怕變成妻子雪莉的負擔。因為身體僵硬、震顫，他要依靠她的幫助才能繫上或者解開襯衫紐扣，穿上鞋襪。他暗暗發誓要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態度，決定對自己的退行性疾病採用一種看似天真的做法。「我決定做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來延緩帕金森綜合征的必然進展。由於帕金森綜合征是一種運動障礙，我猜，我動彈得越多，它接管我生活的速度就會越慢。」
青年時代的佩珀從來不喜歡鍛煉，因為他協調能力差。但到36歲時，他背部出現問題，最終動了兩次手術，摘取了一節椎間盤。為保持背部的強勁，他開始定期鍛煉，偶爾也慢跑，作為一般性健身。到確診患有帕金森的時候，他已經在健身房每週練習6次，每次90分鐘。他做一個小時的有氧鍛煉：在跑步機上走動20分鐘，以時速15公里的節奏騎20分鐘的自行車，再在登山機上運動20分鐘，每秒踏兩步。之後，他還會再舉重機上做6種不同的肌肉訓練30分鐘。
但在快要確診前的日子，所有這些運動都辜負了他。他注意到，跟過去6個月相比，他的鍛煉量少了20%，在每種機器上的運動量也少了。他舉起的重量更輕，可是他不明白為什麼。他頭一次注意到，自己訓練還沒結束就精疲力竭；而他去見卡哈諾維茨醫生（並最終拉開了確診患有帕金森綜合征的序幕），正是因為這種精疲力竭。
事實證明，儘管他努力想靠運動來更多地克服運動障礙，但在健身房訓練必將遭遇慘烈的失敗。
在東開普省一座小城教堂結束了對帕金森綜合征患者互助團體的講話後，佩珀和我又一次一起散了步，當時恰逢日落，我們來到一口巨大池塘邊的草地。他教我當心低矮草叢裡的各種非洲蛇——草蛇、唾蛇、綠曼巴和黑曼巴蛇、大蟒蛇。我們快靠近池塘，愛好觀鳥的佩珀又指出了水面上降落的幾隻埃及雁、黑鴨和大蒼鷲。他還認出了黑枕麥雞、冠鸻、鳳頭鹮和牛背鷺。
這期間，我們必須要跨越一道小柵欄，就是那種大多數帕金森綜合征患者不可能跨過去的障礙物，但佩珀毫不猶豫地抬起一條腿，又抬起一條腿，就跨了過去。我們在草地裡看到一塊牌子，上面寫著：「為生活奔跑/快走」（Run/Walk for Life），還貼了一些聚會的時間。
巧的是，「為生活奔跑/快走」正是讓他擺脫運動災難的關鍵。這是一家在南非大部分地區都設有分支機構的組織。
雪莉在佩珀確診前一年加入了它，減了幾斤體重，保持了身材。在佩珀眼裡，這是個鬆散的項目，不過是為了幫助從來沒有健身習慣的久坐人群喜歡上運動。佩珀覺得，一切無非是走路而已。1994年，看到他步履蹣跚，雪莉勸他加入，他不耐煩地說，「我每天都要在跑步機上走20分鐘。」
適度或許不是佩珀的強項，但卻是「為生活而跑/走」的本質，哪怕它專為各種年齡和背景、來自不同種族的人設計。關鍵是要避免受傷，緩慢開始，憑借極大的耐心，持之以恆地累積可觀的走動步數（甚至完成馬拉松），確保肌肉獲得充分的休息時間。
初學者要先拉伸10多分鐘，以防受傷，接著圍著學校的操場步行10分鐘，每週3次。每兩個星期，步行時間可以增加5分鐘。為了增加力量，他們必須在15分鐘的時間裡提高步行里程。等他們可以走上4公里時，就可以增加時間了。能走4公里之後，他們可以改為在公路上走。每半個月，如果參與者做好了準備，可以再增加1公里。等到了能夠步行8公里，目標就改為減少時間。步行結束後，還需做腿部放鬆拍打。目標是每一次行走，都完成8公里。每隔一個月，每名參與者都要為4公里計時。這個項目幫助南非各地的民眾減掉了大量的體重，降低了血壓、膽固醇，減少了對胰島素的依賴，一些人甚至不再需要服藥。教練會旁觀指導，確保人們走得合適，及時勸阻有可能導致受傷和倦怠的過分熱情。
佩珀參加這個項目後沒多久，他就覺得只能走10分鐘太讓人沮喪了。於是教練讓他走20分鐘，但不能走得更多。教練一直不允許他跳過訓練流程裡的任何級別。他必須花至少兩個星期走上規定的距離，才獲准增加1公里。教練注意到他走路愛彎腰，臉朝著地面，但因為她可能不知道這是典型的帕金森症狀，便大聲喊：「站直了！向前看！」她頭一個展開了再教育他走路時挺起肩膀、保持背部挺直的漫長過程。佩珀注意到，在草地裡走路很困難，因為地面不平。但出乎他的意料，靠著慢慢來、隔天練的方法，他在組間得到了充分的休息，逐漸明顯地縮短了時間。
這是個轉折點，因為經歷了多年的下坡路，他第一次在運動上表現出了少許改善跡象。幾個月裡，他走完了8公里，一開始的速度是每公里8分半鐘，接著降到了6分45秒。他每隔一天鍛煉一次，每次1小時，但每次鍛煉結束時都汗如雨下。他的目標是每週3次讓心跳加速，超過每分鐘100次，並在1小時裡維持此心率。他的最大障礙在於，他總是屢次太著急地提高步行速度，造成不必要的傷害。
不過，他走得有些奇怪。他走得非常快。事實上，我第一次跟他散步，是在大清早綠樹成蔭的約翰內斯堡大街上，我說，「開始走吧」就走了起來。可他很快遠遠地甩開了我，我還以為他是在跑呢，但他並沒有。他開始快走的最初階段，同伴們不太理解（他因為患有帕金森綜合征，無法恰當地移動雙腿），常常埋怨他是跑不是走。
由於變化發生得非常緩慢，佩珀直到事後才意識到，自己的帕金森症狀一個又一個地得到了改善，甚至消失了。佩珀開始快走前時期的全家照片上，其他親戚全都微笑著，而佩珀卻戴著毫無表情的帕金森綜合征面具（儘管他覺得拍照時自己是在笑）。現在，他拜訪自己的工廠時，人們開始議論他的狀況明顯好轉太多。此前的10年，他都留給其他人一種「沒效果」的樣子，他以為「自己再也不可能好轉了……因為人人都知道帕金森是不治之症。」現在，他感覺「活潑」了，他意識到，或許隔天鍛煉讓他的身體有了恢復時間，他找到了改善的法子。他開始注重更多的休息，盡量避免壓力（考慮到他想做就做的個性，這需要很花些心思）。
在佩珀努力消除生活和健康壓力期間，南非結束了種族隔離制度，整個社會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雖然政治暴力結束了，在一段時期裡，犯罪現象有增無減，直到今天也沒有完全平息。
佩珀的女兒在路口停車時，被人持槍攔下打劫。車也被偷走了。還有人被殺死在自己的車裡。約翰和雪莉的車也失竊了。到1998年，雪莉因為擔心遭到搶劫，決定放棄公路快走。於是約翰答應和她一起快走，這意味著他要大幅放慢自己的步速。這讓他有機會開始思考自己是怎麼走路的。奧妙不在於對自己說，「我現在該走路了，好好看著。」而是把正常的複雜自動化的走路動作分拆成不同的部分，認真分析每一次肌肉的收縮、每一個動作、每一輪重心的轉移，以及胳膊、腿、腳等的位置。
在慢慢行走的過程中，他發現了自己的主要問題，而這也是幾乎所有帕金森綜合征患者都有的典型問題。要知道，典型的現代步行是一種受控向前的活動。我們之所以不會跌倒，是因為我們的腳一般而言會支撐著我們的體重，重量先落在一隻腳上，接著換到另一隻腳上。但佩珀發現，自己走路的時候，體重無法很好地獲得左腳腳掌的支持，所以他不敢抬起右腳，常常是拖動它。他觀察到，自己的左腳沒有彈力，所以他不是抬起腳、往前落。他的左腳後跟還在地面上，右腳就落地了。他的右腳超過左腳時，也並未果斷地離開地面，所以他的步態顯得拖拖拉拉。如果右腳離開地面，他僵硬的右膝蓋無法迅速打直，這樣他的右腳落地就會很沉重，因為體重沒有得到左腳的足夠支持。這些只是他觀察到的不少微妙細節，以說明他為什麼無法在走路時有控制地落地。
他花了3個月的時間讓左腳支撐自己的體重。如果他全神貫注地讓左腳支撐體重，就不再會不受控制地跌倒，他的右膝蓋在腳後跟著地前有時間打直。這樣的關注，要求注意力非常集中，近乎禪定，就像小孩子第一次學走路，或者學生做慢動作的太極步，即把動作放慢，以求做得更完美。
他的仔細觀察，暴露了他步態的所有其他問題。他看到自己的步伐間隔太短；他不擺動胳膊；他從臀部開始往前佝僂身子；他的頭朝左邊耷拉。他靠著精神努力和一定的拉伸，來加大步子。他還開始負重1公斤，以強迫自己擺臂。每當他發覺自己彎腰，就逼自己站得筆直，收肩、挺胸，以此糾正帕金森帶來的弓腰駝背。他用了一年多的時間，通過練習鞏固、消化這些調整。
他走路變得正常起來——只要他隨時注意，每個動作都集中精神地去做。即使到了今天，他也不僅僅是叮囑自己「一次只邁一步」。相反，他會遠為細緻地觀察自己。他會感覺自己怎樣抬起左後腳，彎曲膝蓋，從腳趾發力，向前擺腿，這樣能讓腳承擔足夠的體重，把挺直的右腳抬離地面，把右腳跟穩穩地紮在地面，同時擺動相反的胳膊，對抗彎腰傾向。
我們可能會想，要是當事人除了帕金森綜合征還患有其他疾病，就不可能對走路這麼用心了。但在佩珀確診帕金森綜合征的同時，他的血壓也高得危險，膽固醇高，還有美尼爾氏耳疾，聽力受損；平衡有問題，容易眩暈和耳鳴；肩膀和膝蓋有骨性關節炎；心跳不規律。但他還是照樣快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