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珀提出來多倫多，但我想到南非去見見他和他的醫生，看看他的體檢情況，瞭解先前的診斷是怎麼得出來的。我還想接觸一下在他患病前就認識他，看著他衰退，又看著他好轉的人。最後，我想見見那些他說給予了幫助的人。
恰逢此時，澳大利亞墨爾本在神經可塑性方面的研究實現了一系列驚人突破，和此事直接相關。弗洛裡神經科學及心理健康學院（Florey 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 and Mental Health）神經可塑性實驗室的負責人神經學家安東尼·漢南（Anthony Hannan），與T.Y.C.龐（T.Y.C.Pang）等人合作，完成了一系列實驗，有望改變我們對環境及鍛煉的認識，這兩者都在改變據信帶有遺傳基礎的災難性神經退行性障礙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亨廷頓病性癡呆（也叫亨廷頓舞蹈症）是一種比帕金森綜合征更可怕的神經退行性運動障礙。它是一種遺傳疾病：如果父母之一患有此病，孩子便有50%的概率患病，多在30~45歲期間發病。目前學界認為這是一種不可治癒的疾病。患者逐漸失去正常的行動能力；他們出現嚴重抽搐的動作，變得沮喪，然後精神錯亂，早死。它讓大腦的紋狀體部位衰弱，而紋狀體在帕金森綜合征裡也運轉不良。
漢南和他的團隊把人類的亨廷頓病性癡呆基因移植到幼鼠身上。隨著時間的推移，小鼠患上此病。研究小組用轉輪來考察對小鼠的影響。小鼠在轉輪上並不真正是在「跑動」，儘管看起來像。轉輪上沒有阻力，小鼠真正在做的其實更像是「快走」。第二組小鼠在正常實驗室條件下飼養，但不提供轉輪。在正常實驗室條件下飼養的小鼠，沒有太多鍛煉，很快如期出現了亨廷頓病性癡呆。而在轉輪上進行了大量快走和刺激的小鼠，雖然也患病，但發病時間明顯推遲。用動物的壽命來倒推人類，始終存在問題。但我們可以提供一組不嚴謹的粗糙對比。小鼠的平均壽命約為兩年。鍛煉推遲疾病的發作時間，大致相當於人類的10年。走路能為可怕的遺傳神經退行性疾病帶去影響，這或許是第一個實例。
我動身前往南非之前，佩珀自費出版了一本小書，《帕金森綜合征確診後的生活》（There Is Life After Being Diagnosed with Parkinson』s Disease），用郵件寄給了我。這既是一本個人的回憶錄，也是一本帕金森綜合征患者的自助手冊；佩珀承認自己沒受過什麼正規教育，也沒有科學背景。他最初給我寫的電子郵件裡說，「醫學專業人士」嗤之以鼻，其實說得並不完全準確，但相差無幾。他自己的醫生，柯林·卡哈諾維茨（Colin Kahanovitz）為他寫了前言，證明佩珀的帕金森綜合征診斷，並見證了他的進步、創新、誠實和罕見的意志力。
這本書的目的之一，是提升帕金森綜合征患者低落的精神，因為很多人都深陷抑鬱——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患上了帕金森綜合征，也因為疾病對大腦的直接影響，就是改變情緒中心。有時，這本書和佩珀在簡潔的電子郵件裡所介紹的很不一樣。它有不少作者從自助書籍裡摘選的句子，比如「我仍然相信奇跡，沒有什麼事不可能實現。」這類的「雞血」言語，在每天都應對末期帕金森綜合征患者的醫生眼裡，恐怕的確值得嗤之以鼻。書裡還講述了一些神經科醫生告訴患者此病無法治癒的故事。
拋開打雞血的部分，佩珀在書中說得很清楚，他並未宣稱治癒了自己帕金森綜合征，而是通過每天做一種特定的鍛煉，逆轉了最可怕的症狀。他解釋說，書名的意思是，不用把確診患病當成是被判了死刑，有辦法把疾病管理得比大多數人想像中要好。他書中第3章的章節名是「我的症狀」，附錄裡也列出了他身上仍然存在的十來種帕金森綜合征的症狀。他非常明白地指出，他只是說存在新類型的神經可塑性方法來管理症狀，阻止其進展，有時候甚至逆轉症狀。
雖然他本人現在停了藥，但他可不是「反藥物」的教條主義者。書中提到藥物50多次，他明確表示並不建議別人停藥。他描述了藥物最初帶給他的改善。在患病初期，他曾3次停藥（有兩次是因為他感覺好多了，想得太天真；另一次停藥則是因為藥物讓他的血壓升高得幾近危險），但每當病情惡化，他就繼續服藥。
儘管他認為所有患者都應當盡量鍛煉，但他用粗體字斷然寫道，「不要老想著停藥，除非你先咨詢過醫生」，稍後又說，「我並不建議患者停藥。」他強調，他是快走了好多年之後才停藥的，這個過程不見得適合每一個人。
整體信息清晰無誤，作者行文樸實，內容真誠，態度友好，也並不諱言這種方法的弱點。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一些創新做法，與神經可塑性領域的最新發現驚人地一致。讀完書，我明白了為什麼約翰·佩珀得以實現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