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該以行為為說服目標的另一原因是，事物的因果關係往往與我們認為的剛好相反。行為上的改變很可能會導致態度上的改變，而不是反過來。
人們相信態度是因，行為是果。在歷史上，很多社會學家也是這麼認為的。但這一觀念並無堅實的證據支持，倒是有確鑿證據表明行為會影響態度。如果我們改變一個人的行為，我們很可能也會改變他的態度，這與我們的常識相反。改變態度並不是改變行為最有效的方式，事實似乎剛好相反。
行為影響態度的證據主要來自社會心理學的兩個領域：即認知失調研究和自我知覺理論。
認知失調研究發現，如果你的態度與行為不一致，一般情況下你會調整態度去適應行為。也就是說，你會改變自己的態度以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社會心理學家們很喜歡觀察人們行為與態度不一致時的行為方式。為了誘發人們的這些行為，他們開展了很多富於創意的實驗。在不同的實驗中，他們曾要求參與實驗者將顯然非常無聊的任務向旁人描述得有趣迷人；曾要求參與實驗者撰寫為某些觀念辯護的論文，而這些觀念明顯有悖於他們的態度；曾在參與實驗者十分抗拒的情況下要求他們吃螞蚱……在所有這些實驗中，社會心理學家發現，當參與實驗者的行為與他們的態度不一致時，他們會調整自己的態度以使之符合他們的行為。為了解釋及合理化自己的行為，他們的態度會轉變。
哪怕人們對兩種選項都不感興趣，如果他們被迫要在兩者之中選擇一個，他們的態度也會發生改變。在一個實驗中，傑克·博瑞姆（Jack Brehm）要求人們從兩個頗有吸引力的物品中選擇一樣當禮物帶回家。當人們選擇了一樣禮物之後，與選擇禮物之前相比，他們對自己選擇的禮物會更有好感，而對自己未選擇的禮物更為排斥。他們一旦做出選擇之後，便會調整自己的態度以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根據認知相符理論，當人們的行為與態度不一致時，人們會感到不快，調整態度有助於減輕這種不快。
自我知覺理論是對認知失調的再解釋。根據自我知覺理論，我們並不真正瞭解自己，借用威爾遜的話說，我們是自己的陌生人。我們以自己的行為來塑造自己的態度，從對自己的行為的觀察中認識自己的身份。
因此，根據自我認知理論，態度的改變並非源自我們行為與態度不一致時產生的不快感。事實是，當我們的行為與既有的態度不一致時，我們會重新解釋自己的態度，重新解釋自己的身份，甚至會從我們的行為中獲得以前沒有的態度。
由於妻子的看管，我非常在意自己所吃的東西。但我可能在態度上把自己看成一個本來就在意自己吃什麼的人，這樣一來，妻子在行為上給我的壓力感就會降低。
作為最強大的社會力量之一，宗教似乎也是依賴自我知覺才得以存在。幾乎沒有誰會將所有的宗教都仔細考察一遍後，再選擇對自己最有吸引力的信仰。我們的信仰幾乎總會與父母一樣，而我們父母的信仰幾乎總會與他們自己父母的一樣。
如果父母是天主教徒，他們的孩子就會參加彌撒；如果父母是猶太人，他們就會去猶太會堂；如果父母是穆斯林，他們的孩子就會去清真寺……以此類推。如果我們問他們的孩子什麼是宗教，孩子們就會觀察父母的行為，並回答說宗教就是這些行為。宗教行為對宗教觀念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哪怕宗教態度只是源自童年時的宗教行為，這種宗教態度依然強大到足以改變甚至為此犧牲生命。
精神治療中有時會採用自我知覺理論。在治療時，醫生會鼓勵患者改變行為，以期獲得態度上的改變。自我知覺理論也被用來降低未成年人的懷孕率。當青少年志願從事社區服務時，他們會覺得自己是整個社區的一分子，這會減少他們在行為上的冒險。他們服務社區時，會重新解釋自己的身份。這種身份又會反過來影響他們的行為。
當然，這種方式所取得的效果遠不止於降低未成年人的懷孕率。如果我們鼓勵孩子們積極從事社區志願服務，他們就會觀察自己的行為，並對自己的身份進行重新定義。他們會重新理解自己與社區之間的紐帶，就算他們最開始是在我們的壓力下才去做社區服務的也沒關係，重要的是他們會重新評價自己，而不是思考自己為什麼要這麼做。
在經歷多年的衰退之後，校服又開始出現在私立和公立學校中，甚至在最偏遠的地區也有這種趨勢。教育機構希望通過改變孩子們的衣著來改變他們看待自己的方式。孩子們觀察到自己的衣著後，會重新定義自己的身份和行為。這種趨勢雖然剛剛復興，但似乎效果還不錯。
父母們對兒童預防接種的態度很難改變，而改變他們的行為則更容易一些。如果將預防接種規定為入學的必備要求，如果設法使人們很難再以哲學或宗教為理由拒不為孩子打疫苗，父母們就會乖乖配合。不僅如此，他們對打疫苗的態度還會變得更為積極。人們的態度是跟著行為走的。
改變環境，行為會跟著變，行為變了，態度也會跟著變。
認知失調研究開始於20世紀50年代，自我知覺理論始於20世紀60年代，但我們直到最近才開始理解這些理論對身心聯繫的闡述。
我們內在的蜥蜴借助身體行為來思考，而身體行為又會回饋給內在的蜥蜴。在一份發表於2010年的報告中，丹娜·卡尼（Dana Carney）、艾美·庫迪（Amy Cuddy）和安迪·葉（Andy Yap）要求參與實驗的人擺出兩個造型，每個造型時長為1分鐘。半數的參與者被要求擺出肢體伸展，表示「強大」的造型；另一半參與者則被要求擺出肢體蜷縮，表示「弱小」的造型，如緊抱自己的雙肩。儘管造型只持續了1分鐘，科學家們發現不同的造型引發了參與者在「心理和行為」等方面的改變。他們特別注意到參與者「睪丸素的升高、腎上腺皮質素的降低、行為上對風險忍耐的增強和權力感的提升」。當身體擺出表示「強大」的造型時，人們也真的感到自己更強大了。
在研究身體對態度的回饋效應時，威爾遜提醒我們聽聽庫爾特·馮內古特（Kurt Vonnegut）的建議：「我們就是自己所呈現的樣子，因此我們一定要留心自己打算以什麼形象示人。」
父母們有時會覺得，把自己孩子的髮型和衣著打扮的跟某些叛逆的社會人士一樣會顯得他們很可愛。成年人的莫西干頭、機車夾克裝之類的造型顯示了對社會規範的蔑視，但這些造型出現在完全依賴成年的兒童身上時，則顯得非常有趣。然而，如果孩子真的因此而把自己也視為社會叛逆者的話，父母們就該受到困擾了。孩子們會通過觀察自己的行為來認識自己的身份，至於他為什麼這麼做則無關緊要。根據馮古內特的理論，我們將孩子打扮成什麼樣，他們就會變成什麼樣，因此我們在打扮孩子時一定要留神。
在多數情況下，行為所引發的態度轉變是在不知不覺間發生的。事實上，我們當下的行為會導致我們忘記或記錯我們原先的態度和觀念。一旦我們開始某種行為，我們對此種行為的態度也會比行為開始前更為積極。不僅如此，我們會「記得」我們的態度一直都是這麼積極，儘管事實上並不是。
行為能改變態度這一事實也是「獲得承諾」和「踏腳入門」之類的說服策略如此奏效的原因。
「獲得承諾」指的是讓人們承諾說他們會做某件事的說服技巧。因為嘗試往往能促使人們真的採取行動。
印第安納大學的心理和腦科學教授吉姆·謝爾曼（Jim Sherman）通過實驗證明了我們的口頭承諾的影響。他打電話問印第安納州的居民，如果請他們為美國癌症協會（American Cancer Society）做3小時的慈善募捐志願活動，他們是否願意參加。
很多人都說自己願意參加。過了幾天，當美國癌症協會的工作人員真的邀請他們參加志願活動時，那些之前在電話中被問到的人中，有十分之三的人同意參加，而幾乎所有承諾說自己會參加的人確實也參加了活動。與那些未在電話中被要求做出承諾的人相比，做出承諾的人參加活動的比例要高出7倍。
無論你要說服的是老闆、朋友還是家人，都應把取得他們的承諾作為目標。得到別人的承諾比改變他們的行為更容易。一旦他們做出了承諾，他們採取相應行為的可能性就會大很多。
「踏腳入門」的技巧也與之類似。這一技巧通過鼓勵人們向說服者期待的方向邁出一小步來增加他們真正採取行動的幾率。說服別人邁出一小步相對更為容易。一旦他們採取了這一小小的行動，他們的態度就會發生改變，這時候再進行主要的說服工作就更容易達到效果。說服人們在自己的汽車玻璃上貼一張三英吋的、寫著「做個安全駕駛者」的方形標籤是很小的行為。但當稍後另外的人請求他們在草坪上豎立一塊寫著「小心駕駛」的大牌子時，之前的小小舉動會使他們樂於配合的幾率增加3倍。
如果你想將鄰居們組織起來，到市政廳去呼籲政府做出某些改進，請從小處著手，先把腳踏進門內。你可以先組織一個較小的街區集會，然後再進一步請願，最後，你也許就能挺進市長辦公室了。
觀念跟著行為走，行為會改變行為實施者對週遭環境的看法。
如果你能改變行為，你很可能也會改變態度。而當你改變態度時，你很可能改變不了任何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