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比斯利·韋爾奇（Jane Beasley Welch）拿起電話分機，聽到許多根本不想聽到的內容。她的丈夫，通用電氣公司剛剛退休的CEO傑克· 韋爾奇正在跟一個陌生女人說話。簡悄悄放下了電話。她看了傑克黑莓手機上的短消息，確認了自己的懷疑。簡跟丈夫正面對質時，最大的衝擊來了。他毫不否認自己有了婚外情，連借口都不找。他愛上了蘇西·韋勞佛（Suzy Wetlaufer）。蘇西42歲，長相和身段都可以跟模特相媲美，是《哈佛商業評論》的編輯。該雜誌說要給傑克·韋爾奇做個形象側寫，他同意了，卻不料從此便一頭栽進了「史上最昂貴的幽會」當中。
雙方的離婚律師很快就圍繞傑克·韋爾奇懸殊的身價估值爭論起來。簡的律師認為它是8億美元（並想要它的一半），傑克·韋爾奇的團隊則說只有4.56億（給簡的部分不低於30%）。談判陷入僵局，在此期間，傑克·韋爾奇給簡每月35 000美元的臨時津貼。對像簡這樣具有權利意識的女性來說，這簡直不算什麼。輪到簡來玩最後通牒博弈了。2002年的夏天，人們的話題全圍繞著貪婪的CEO們。大把的醜聞同時曝光，安然、世通、泰科和阿代爾菲亞（Adelphia），接二連三傳出噩耗。6月14日，腐化墮落的泰科CEO丹尼斯·科茲洛夫斯基（Dennis Kozlowski）為妻子卡倫40歲生日舉辦了一場狂歡會。客人們飛往撒丁島參加「羅馬式縱慾」，侍應生們穿著寬鬆的羅馬罩袍，蛋糕做成裸體女人的樣子，一尊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冰雕不停地「尿出」紅牌伏特加。科茲洛夫斯基說這是股東會議，以此為借口讓泰科負擔了200萬美元成本的一半。短短幾個星期，這樣那樣的醜聞就讓科茲洛夫斯基成了賤民，他別無選擇，只能辭職。諷刺的是，此前科茲洛夫斯基經常被人比作傑克·韋爾奇——這是當時對CEO的最高讚譽了。凡是翻看報紙商業版的人都知道，傑克恐怕是最後一個平安下台的CEO了，沒人懷疑他的正直、坦率和公平。
簡有能力改變這一切。她知道，通用電氣背著媒體和股東，供給傑克·韋爾奇多到令人吃驚的額外待遇。例如，通用電氣公司答應為傑克·韋爾奇在任期內和退休後提供川普大樓（Trump Tower）裡的一處公寓，每月租金80 000美元。簡的律師告訴她，她有權使用該處公寓，因為它其實就是傑克·韋爾奇的資產。這類特殊待遇傑克·韋爾奇多得是。簡的律師們要她一一道出，並用彩色圖表做成了一份供詞。
這成了談判裡的一個重要籌碼。在那充斥著企業醜聞的年頭，這些信息一曝光，（至少）會把傑克·韋爾奇從寶座上活生生地扯下來，說不定他還會被迫放棄這些特權待遇。簡這邊提出的要求很簡單：要麼把這些特權待遇公平地分給我一份，要麼誰都別想得到。
傑克·韋爾奇是通用電氣最後通牒談判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他一貫炒掉10%績效最差的經理人，所以便得了個「中子彈傑克」的綽號。他把人全部轟沒了，「房子」卻屹立不倒。可要是他以為簡是在虛張聲勢，那他就錯了。
簡的律師於9月5日提交了供詞。第二天一早，《紐約時報》就登出了它的所有細節。媒體不再圍繞著世紀大離婚喋喋不休，而是驚歎於傑克·韋爾奇的薪資方案是何等多元化。傑克·韋爾奇在通用電氣的退休金大約是每年800萬美元，比他當年的最高薪水翻了一倍。關鍵是他還什麼都不必做。傑克·韋爾奇還為通用電氣提供咨詢，為此可得 86 000美元的永久年俸。
較之終生享受的特別待遇，他的薪水簡直微不足道。他可以隨意使用公司的波音737飛機，飛行員免費，燃料也免費。每逢通用電氣公司贊助的球隊——紅襪隊、洋基隊和尼克斯隊——打比賽，黃金位置他可以隨便坐；傑克·韋爾奇在餐館吃飯，公司埋單；汽車、電話、鮮花、干衣、紅酒和維他命，公司統統包干。傑克·韋爾奇每年800萬美元的退休金要如何花，倒成了真正的謎題了。「他好像談出了一套退休方案，」《紐約時報》約瑟夫·諾塞拉（Joseph Nocera）說，「買任何東西都不必他親自掏腰包。」
消息曝光後，傑克·韋爾奇大怒，很快，人們就把他跟科茲洛夫斯基說成了一路貨色——這可不是恭維。簡把他的老底爆料給媒體之後，不到10天，鋪天蓋地的批評聲就把傑克·韋爾奇給打趴下了。他宣佈放棄通用電氣公司付給他的所有特殊津貼。有人算了算，簡的最後通牒一出，這對昔日夫婦餘生裡每年就少了250萬美元的收入。
薩拉·索爾尼克（Sara Solnick）之所以對性別與談判產生興趣，起因是一件T恤。她年輕時修讀經濟，報名參加了卡尼曼和泰勒主持的夏日學院。在那兒，她看到了學院印的T恤，上面問道，「經濟人是否存在」。「他們批評了經濟人的現有模型，但仍然覺得『經濟人』（economic man）是個『男人』（man），」索爾尼克回憶說，「我說，這個人的身份也會帶來不同的。」
索爾尼克研究了勞務經濟學，知道性別差距是該領域的一大難題。人們很早就知道，哪怕排除了有可能影響結果的所有明顯因素，婦女的收入也仍比同等素質的男性要低。等索爾尼克瞭解了最後通牒博弈之後，她認為，可以從全新的角度來闡釋性別角色。她想知道，在博弈對價格設定的最低限度模擬中，性別差異是否仍然存在。導師告訴她，這是個有趣的研究課題，因為不管結果如何，它都會很有意思。她申請了5 000元的研究補助金，就動手開干了。
在索爾尼克巧妙的設計中，提議者和響應者坐在隔離物的兩側，彼此看不見。對照組的參與者只知道夥伴的代碼。另一組人則知道夥伴的名字。第二組裡的每個人必然都意識到了夥伴的性別，只不過沒人知道實驗的目的就是要研究「性別」。（有幾個受試者的名字很中性，比如「凱西」或「喬丹」。他們的結果不計算在內。）
不知道夥伴性別的提議者平均開價是4.68美元（總數為10美元）。可要是提議者知道夥伴是個男性，則平均開價是 4.89美元。倘若他們知道自己是在跟女性打交道，平均開價便只有4.37美元了。
最容易想出來的一種解釋是，人人都認為男性報復心強，女性卻可以隨便踩在腳下。奇怪的是，提議者是女性時，性別差距反而更大。女性對男性響應者的平均出價是5.13美元，比對半分還要高，可對同性響應者的平均出價卻只有4.31美元。要麼是女性對男性更慷慨，要麼就是她們更害怕男性抓狂。一位女性提議者把10美元全給自己的男性夥伴，這種事情，哪怕是在新幾內亞也沒有發生過。當事人這麼解釋說：「我希望我們中至少有一個得到了點什麼。」
索爾尼克讓響應者報出自己願意接受的最低出價。當他們知道提議者是女性時，最低值會更高。不管扮演哪一方角色，女性總會遭受不公平待遇。
這裡，「性別歧視」 （sexism）一類的字眼或有誤導之嫌。因為索爾尼克的受試者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學生，一個個年輕得都記不得女權主義鬧起來之前的事兒。儘管他們或許會有意識地拒絕雙重標準（就好像錨定實驗的受試者否認自己受了隨機數字的影響一樣），可性別的確帶來了差異。光是改了夥伴的名字，就觸發了潛意識的性別行為模式（這一點可以用美元數字衡量出來）。
總體而言，索爾尼克研究中的男性提議者比女性提議者出價要高14%。這個數字，跟現實世界裡的薪資性別差距報告很接近。索爾尼克指出，薪資是談判出來的，「對於薪資待價而沽的部分，女性說不定只能得到較小的一個份額」。
對我們這個講究男女平權的社會來說，這些發現真叫人心煩意亂。個體薪資靠討價還價決定，「同工同酬」就成了個滑稽的概念。要是僱主（不管男女）對女性提出較低的薪資報價，而女性接受了，那還能怎麼做呢？索爾尼克發現，不少老闆絲毫也不擔心。根據她對僱主的研究，人們的一個常見反應是：「要是女性接受了我們最初開的薪資，那可真是遺憾。男人會討價還價，得到一個更優厚的起薪。」
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誠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人人都支持機會平等。可基本上，我們傾向於認為，機會平等會自然地帶來結果的平等。索爾尼克的研究對這種想法提出了挑戰。「如果你真的想要公平，」她說，「你不能光假設自己是公平的。你必須預先安排好一套程序。」
爭議離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究其本質，它是一種因為性別而複雜化的最後通牒博弈。韋爾奇夫婦的離婚大戰就是其中的典型。男方有著更強的賺錢能力，他扮演提議者的角色，要求己方所得的比例多於50%。女方的優勢主要在於她能否定任何提議（律師是按工作時間收費的，他們的計價器可沒停下）。簡的做法是她能夠採取的最有效舉措。她叫兩人都犧牲掉了每年數百萬美元的特殊待遇，一舉成為爆發力超強的「中子彈簡」[1]。她表明了自己拒絕不公平出價的意願，大出傑克·韋爾奇及其律師團隊的意料。這一招可能真的管了用。2002年10月臨時贍養費聽證會召開之前，傑克·韋爾奇說：「讓我們談談吧。」幾個小時之內，他們就達成了協議。按《華爾街日報》的說法，「雙方都說，韋爾奇夫人所得的數額遠遠超過了每月35 000美元。」
[1] 傑克·韋爾奇曾有綽號叫「中子彈傑克」，意思是說他殺傷力巨大，裁員下狠手。這裡把外號安在他前妻頭上，也是暗指其威武兇猛。——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