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狗對經濟很擔憂，因為它愛吃的狗糧已經漲到九毛九一罐了。按狗錢來算，差不多相當於7塊了。這是喬·韋恩斯坦（Joe Weinstein）的話。設想你是一家電腦公司新加坡分號的負責人。這時是1991年，你正跟當地的一家公司談合同，你向它出售電腦，交貨時間是從現在開始算的兩年以後。你現在的售價是每台電腦1 000美元。到1993年交貨時，新加坡的電腦價格有望上漲 20%。當然了，這只是猜測而已。安排這筆交易，有如下兩種方法。合同A：你同意（1993年時）按每台1 200 美元的價格出售電腦，不管那時的電腦到底多少錢。
合同B：您同意按1993年的價格出售電腦。你更傾向於採用哪種合同呢？沙菲爾、戴蒙德和特沃斯基在一份調查裡提出了上述選擇。他們發現，受訪小組在這兩個選項上分歧很大。46%的人選A，54%的人選B。心理學家們還發現，只要對兩份合同的描述方法稍作改變，人們的回答就會發生戲劇性的變化。這個發現「有可能給討價還價和談判帶來重大後果」。
上文的描述措辭盡可能保持了中立的態度。另一組受訪者看到的合同文本卻加入了「真實」（根據通貨膨脹加以調整）的限制條件。
合同A,您同意（1993年時）以每台1 200 美元的價格出售電腦，不管那時的電腦到底多少錢。因此，如果通貨膨脹率低於20％，你的所得將高於1993年的市價；反過來，要是通貨膨脹率超過了20%，你的所得則將少於1993年的市價。由於你同意了一個固定的價格，所以你的利潤將取決於通脹率。合約 B：你同意按1993年的價格出售電腦。因此，如果通貨膨脹超過20％，你的所得將超過 1 200美元，如果通貨膨脹率低於20％，你的所得將低於1 200美元。由於生產成本和價格都跟通貨膨脹率聯繫在一起，所以你的「真實」利潤基本上能保持不變，無關通貨膨脹率。
一旦做了這樣的說明，絕大多數受訪者（81%）都選了B。在這個版本裡，B保證了真實利潤，A卻是一場賭博。
還有另一組受訪者看到的合同則以美元價值做了表述——也就是故意挑起了貨幣錯覺：合同A：您同意（1993 年時）按每台1 200美元的價格出售電腦，不管當時電腦的價格是多少。
合約B：您同意按1993年的價格出售電腦。因此，你沒法擔保每台一定能賣到1 200美元，倘若通貨膨脹超過20%，你的所得會更多，可要是通貨膨脹低於20%，所得就會比它低了。這樣的措辭把A說成了一件保準的事情，而B則像是賭博了。此時，59%的人選了B。按沙菲爾研究小組的看法，這意味著兩件事：一是人們會「自然地」根據美元數額來看待事情，在措辭「中立」和故意挑起貨幣錯覺的時候，人們對問題的反應差異並不太大；二是，人的選擇彈性非常大。厭惡損失是一種強大的動力源。為了迴避風險，人們願意出更多錢。（是的，正如實驗所表明）為了淡化風險的措辭多出錢，人們也願意出更多錢。
沙菲爾、戴蒙德和特沃斯基認為，不管限定什麼樣的框架，人們往往都會接受。工會領導人想向會員兜售一份合約——或是管理層想向工會兜售一份重大協議——都應當謹慎考慮介紹它的措辭。訣竅是盡量把合約的風險說到最低。不管合約的實際內容如何，這都是有可能做到的。
假設合同要求把工資提高到每小時20美元，那麼側重點應當是它保證了20美元的時薪。可調式薪資有可能少於20美元，甚至還會減薪。
要是它要求每年加薪3%，那側重點則應放在它保證了薪資的提高上。工資肯定上漲，你不用擔心通貨緊縮，倘若合同與生活指數掛鉤，通貨緊縮說不定會導致減薪。
要是合同簽訂的是與生活成本掛鉤的指數型薪資（費雪認為所有明智的合同都該這樣），那麼你可以說，它保證了最重要的一件事：購買力。諷刺的地方剛好也在這兒，這一點也是抨擊指數型合同的要害。調查顯示，除非你專門指出，否則人們是不會這樣想問題的。
營銷專家隨時都在利用通脹的力量。互聯網營銷大師馬琳·詹森（Marlene Jensen）建議客戶使用這種機靈的盜竊手法。假設你有一種100美元的產品。你不賣100美元，而是說它本來賣149美元，現在打折成了99美元。隨著時間的推移，通貨膨脹擠掉了你的利潤，你不得不提價。詹森建議，別提價——少打些折扣就行了。
官方價格依然是149美元（當然，沒人會付這個價），但現在你把它打折而後賣119美元。對很多東西來說，比方說訂閱電子報，大部分消費者根本不會注意。他們記不得原來的價格，對這種產品應該賣什麼價也毫無頭緒。於是，他們抵擋不了這樣的誘惑：只用119美元就買到149美元的產品。
這才只是詹森的設計的前一半。時間不斷推移，通貨膨脹卻片刻也不消停。你告訴顧客，由於成本提高了，你必須從 149美元加價到179美元。可對忠實的優質客戶（其實就是所有人）你繼續打折，還是照老價格賣給他們，一個子兒也不多——119美元。沒人能抗拒這個——支付的價格保持不變。
這為下一輪的獅子大開口奠定了基礎。最後，你找到客戶說，由於成本上漲，你只能調低折扣——同時抬高官方價格。如有需要，從頭再來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