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全國範圍內流行的教學法告訴我們，不該把任何消極反應（neg-ative responses）強加到兒童身上，這裡面帶有某種感傷情緒。我從來不贊成這種宣傳。實際上，我認為某些消極反應應當科學地植入，以便對有機體形成保護。我認為，除此以外，沒有其他出路。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應當在條件性恐懼反應（conditioned fear responses）和消極反應之間劃清界限。根據原始的（無條件的）恐懼刺激而形成的消極條件反應顯然涉及內臟的大量變化——可能對正常的新陳代謝具有破壞性。條件性的憤怒反應，儘管在性質上不一定是消極的（例如在毆鬥和攻擊中就屬於積極反應），但是顯然具有同樣的破壞作用。這裡，我看到了一些簡單的事實，這是坎農（Cannon）已經明白表示過的，即在恐懼和憤怒行為中，消化和吸收往往完全受到干擾——食物滯留於胃中進行發酵，從而為細菌提供繁殖場所並釋放有毒物質。因此，一般說來，恐懼和憤怒行為對機體有害，這種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不過，假如一個種族對於噪音和失去支持不作出消極反應的話，或者當活動受到阻礙時不進行掙扎的話，該種族就可能無法生存下去。另一方面，愛的行為似乎總能強化新陳代謝。消化和吸收明顯地加快。對丈夫和妻子的詢問揭示了這一事實，即在正常的性交以後，胃部開始飢餓或收縮，從而使進食要求加強。
現在，讓我們回到消極反應上來。至少，我的意思是，消極反應建立在動作行為（manual behavior）上（條件化了的）——例如通過運用模糊的令人討厭的刺激引起手、腿、身體等退縮，這裡很少涉及內臟。為了使我的論點更清楚些，我來引述一個例子：我可以用兩種方法建立起對一條蛇的消極行為。一種方法是，當我出示蛇的時候，我同時發出可怕的響聲，結果孩子跌倒並完全因驚嚇而哭叫。不久，只要一眼瞥見蛇便會產生相同的效果。另一種方法是我可以幾次出示蛇，每次當孩子想伸手去捉蛇時，我用一支鉛筆輕拍他的手指，然後逐步地在沒有震驚的情況下建立起消極反應。我並沒有用蛇來做這種試驗，而是用了一支蠟燭。一個孩子可以因一次刺激即通過嚴重燒傷建立起條件反射；也可以多次呈現蠟燭的火焰，而且每次讓火焰只使手指發熱到縮手的程度，這樣一來用不到嚴重的震驚便可建立起消極的條件反射。可是，建立沒有震驚的消極反應是需要時間的。
今晚我不能過於詳細地講述在建立消極反應中涉及的一些有趣的心理和社會因素。
我能不能武斷地說，我們的文明是建立在「不」和許多戒律之上的呢？以順應方式生活於這種文明之中的個體，必須學會遵從這些戒律和「不」字。消極反應必須盡可能在心智健全的狀態下建立起來，而不涉及強烈的情緒反應。例如，兒童和青少年不可以在馬路上玩，不可以在汽車前奔跑，不可以與陌生的貓狗一起玩，不可以朝馬腳那邊跑並站在馬腳下，不可以將武器指向人們，不可以冒染上性病或生私生子的險；他們不該做我所能提及的數千種其他的事。我並不是說社會要求的一切消極反應在道德標準上都是正確的[當我說到道德標準時，我是指今天並不存在的新的實驗倫理學（experimental ethics）]。我不知道今天人們堅持的許多戒律是否最終有益於機體。我只不過說社會上存在著這些戒律——這是事實，假如我們生活於其中，那麼當社會習俗說退回去時我們便必須退回去，否則我們一定會讓我們的手受到猛擊的懲罰。當然，世界上許多人的手是倔強的，他們干了許多禁止做的事，從而受到了隨之而來的社會懲罰。這類人的數目在日益增加。這一現象意味著社會的嘗試與錯誤實驗正在成為可能——現在，在餐館和旅館中，甚至在家庭中容忍婦女吸煙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只要社會通過它的一些代理者（例如政治制度、教會、家庭）統治著每項活動，那麼便不可能對新的社會反應進行任何學習和任何試驗。在以往20年間，我們已經目睹了婦女社會地位的顯著變化，婚姻約束的顯著減弱，政黨全面控制的顯著減少（也即實際上推翻了所有的君主政體），教會對真正受過教育的人們的控制也顯著減弱，以及對性的清規戒律的弱化，等等。當然，危險來自控制的迅速減弱，對行為新形式的嘗試過於表面化，也來自未經充分試驗便接受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