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學咨詢那會兒，覺得自己在做神聖的事業，滿腦子都是奉獻自己的想法。我的老師給我講了一個故事：
從前有個善良的女士，她去散步的時候看到一隻流浪貓，覺得野貓很可憐，就把它帶回家好好餵養。過了幾天，她去散步，又遇到一隻野貓，覺得那隻貓也可憐，只好也帶回了家。第三隻、第四隻……附近的野貓好像都被她遇到了。很快，她家變成了貓窩，她所有的生活都被貓佔據了。她一邊在家養貓，一邊怨氣沖天，覺得自己的生活被這些貓給毀了。可要扔下這些野貓，又於心不忍。於是，她就這樣成了貓奴。
老師講這個故事，是提醒我，無論出於什麼樣的善心，助人者和求助者之間都應該有邊界。在幫助別人的時候，要警惕我們的好心突破了邊界，最終損害了彼此的關係。
在心理咨詢裡，「邊界」是一個挺重要的詞，大意是說，我們需要承認和尊重彼此的獨立性，「我為我的生命負責，你為你的生命負責」，絕不輕易越界。就像兩個雞蛋，都帶著自己的殼，你再想跟別的雞蛋親近，也只能期望成為「一個籃子裡的雞蛋」，而不能期望成為「同一枚雞蛋」。如果挨得太近，容易雞飛蛋打。
獨立其實是一件挺寂寞的事情。這意味著我們既沒法庇護他人，也沒法受他人庇護。我們需要赤裸裸地獨自面對存在本身。為了克服這種孤獨，我們會在朋友和家人之間創造更加親密的關係，來有意地模糊這種邊界。
我有個朋友，前段時間來向我咨詢抑鬱症的事。事情是這樣的：她有一個多年的好友，最近因為離婚，情緒低落。去醫院診斷後，醫生說是抑鬱症。這位朋友經常半夜打電話向她哭訴前夫的種種不是，一打就是一兩個小時。她很著急，問我怎麼能幫助這個朋友。
說實話，對於那些以「我有一個朋友」開頭的問題，無論問的是「我有一個朋友，得了焦慮（抑鬱、強迫）症，我該怎麼幫他？」還是「我有一個朋友，失戀了（出櫃了、迷上SM了），我該怎麼勸他？」我都會有些警惕。我總擔心他們會過度介入別人的生活，這大概也是咨詢師的職業本能。
「要遵守邊界啊！」我在心裡默念了一遍老師的話。
於是，除了提供一些關於抑鬱症的知識之外，我特別叮囑她：「不要試圖做一個拯救者，你沒有辦法拯救別人的人生，那是上帝的工作。」
我跟她講了流浪貓的故事，還跟她說，我看到過很多這樣的故事：朋友之間從噓寒問暖開始，到漸行漸遠結束，中間還穿插著「你責怪我不理解你的痛苦，我責怪你不感恩我的付出」這樣的戲碼。
最後我說：「不是我們的愛心不夠，而是我們的能力不夠。邊界就在那裡，很客觀，我們只能遵守。」
「嗯，」她歎了口氣，「可她在這邊只有我這樣一個朋友，我能怎麼辦呢？」
我也歎了口氣，微微覺得我也說得太多了，也有些越過邊界了。
過了一段時間，她給我打電話。我們又聊起了她那位朋友。
「還不錯。」她說，「我們一直都在聯繫，關係也很好。」
「是嗎？你是怎麼做的？」我很好奇。
最開始的時候，那位朋友打來電話，她都耐心聽著。時間久了，她也感覺有些厭倦，就開始在電話這頭敷衍起來，說些類似「你要積極樂觀」「要振作一點」「別多想」之類的話。朋友的病情卻開始加重了，有兩次，她半夜裡被電話吵醒，是朋友打來的，哭著說想要自殺，希望她來陪陪。第三次電話打來，她衝到朋友家，朋友正躺在床上哭。
「我陪她哭了一會兒，等她好了一點，我跟她說了你跟我說的話。」
「什麼話？」
「就是邊界啊、規律啊之類的，」她說，「我跟她說，如果再這樣下去，我們就真的要分開了。我不想離開你，你也別讓我離開你。為了別陷入這樣的規律，我們來限制一下我們的關係吧！於是我要求她，每週只能給我打兩次電話，每次別超過半小時。」
「她答應了？」我問。
「她問我能不能增加一次！」她笑著說。
這當然也是挺重的負擔，不過這是她願意為友誼付出的代價。
我覺得她特別勇敢。說出這些話是很難的，既要克服對「自私」的恐懼，也要克服對「無能」的恐懼，承認彼此關係的限度。
這讓我想起一句話：在成為一個更好的人之前，你可能先要成為一個更「壞」的人，因為那更真實。同樣，在保持長久的親密之前，你可能先要學會獨立和分離。
可是，很多人寧可保持某種依賴關係，也不願意看到邊界的存在。我猜這是因為我們很難面對這樣的事實：人生而孤獨。我們既沒法讓別人承擔我們的命運，也沒法幫助別人承擔他們的命運。我們所能做的，只是照顧好我們自己，然後讓他人照顧好他們自己。邊界把我們分割成一個個獨立的個體。有時候，為了擺脫這種孤獨感，我們會嘗試越過邊界，去跟人建立更親密的關係，分享更多彼此的生活，最終卻還是發現，邊界是客觀存在的限制，你不尊重它，就可能被它傷害。所以就經常變成了，活著活著，能喝酒打牌的朋友越來越多，能聊天說話的朋友卻越來越少。
越是親密的關係，越難識別和遵守邊界。和朋友相比，家人的關係更親密，他們的邊界也更模糊，以至於很多人都沒意識到，哪怕在相互依賴的親密關係中，也有邊界存在。事實上，很多夫妻正是因為沒法遵守邊界，在兩個人的關係中感到窒息，才逐漸彼此遠離的。
至於父母和孩子，更是如此。孩子生命的前幾年，完全依附於父母。他們的邊界是孩子逐漸長大成人之後，才慢慢出現的。但是在心理上（事實上也是），我們會本能地認為，孩子的事就是父母的事，父母的事自然也就是孩子的事。孩子小的時候，父母要負責孩子的全部，等孩子長大了，父母的日子沒過好，孩子也有義務去幫他們過好。
於是這樣的情節出現在都市的各個角落：
阿道一邊忙著自己的工作，一邊操心著老家父母之間的關係，他們已經爭吵快十年了。「如果他們的關係變好了，那我就能安心工作了。」他心想。
安全一邊幻想著遠方，一邊又惦記著回海南照顧父親。「我還想繼續看看我在社會上怎樣能夠生存下去。我很想繼續一邊學習一邊工作，可是我的父親需要我，我該怎麼辦？」她說。
小雨一邊在北京發展蒸蒸日上的事業，一邊惦記著要回家買房，照顧得抑鬱症的媽媽。「這是我的命，不承認不行啊。」他說。
甘心嗎？不甘心。可他們都很難勸服自己——我的事是我的事，父母的事是他們自己的事。因為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家人也會不斷以愛的名義，介入他們的生活。如果那時候有人跟父母說，應該讓孩子獨立，估計父母會非常不屑：「小孩子懂啥？我這是為他們好！」於是，父母和孩子的生活被緊緊綁到了一起。愛和自私、自己的需要和家人的需要，混雜在一起，家人的邊界也自然變得模糊，以至於有一天，當孩子長大成人，想重新劃定一條邊界的時候，卻發現自己已經做不到了。
「這就是我的命啊。」他們說。這句話，道盡了太多的無奈。無奈的一邊，是人口流動的工業文明，年輕人在到處遷徙，尋找自己的生活；無奈的另一邊，是流傳千年的家族意識，以孝為先的傳統文化。
於是，他們陷入了這樣的境地，往前一步是委屈自己，往後一步，是內疚自責，進退兩難，無法動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