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遇到一個來訪者，像是負面標籤的收集器。他覺得自己敏感、內向、自卑、不成熟、焦慮、抑鬱、強迫……所有流行的負面標籤，他都樂於往自己身上安。跟他交流，我得非常小心，不能輕易說出任何負面的詞，否則他就會馬上把這個詞安在自己身上。
但我還是不小心說了。我說：「有時候我們的問題就是沒有耐心，急於改變。」
「對對，您說得太對了！我就是這樣沒有耐心，有時候特別著急，總想著快點把事情解決，一點兒都擱不住事！」他像是終於找到了問題的癥結，急切地望著我：「那我該怎麼改變呢？」
該怎麼改變「急於改變」的狀態？這可真讓我為難。
最近我在讀保羅·瓦茨拉維克等人寫的一本小書，叫《改變：問題形成和解決的原則》，發現類似「怎麼改變『急於改變』的狀態」這樣的悖論，在我們的生活中無處不在。
當一個來訪者說「我的問題就是不能很好地接納自己」的時候；當一個媽媽一邊督促孩子做作業，一邊抱怨說「你就不能不用我的監督，自己就好好學習嗎」的時候；當一個妻子一邊指揮耷拉著腦袋的丈夫，一邊抱怨說「你就不能像個男人，不用我來告訴你該怎麼做」的時候；當丈夫對著妻子怒吼「你就不能好好說話嗎」的時候。
他們所做的，正是他們想要反對的。更糟的是，他們所做的，加劇了他們想要反對的。
一些常見的神經症問題，也包含著這樣的悖論。失眠的人會因為總想著要睡覺而失眠，焦慮的人會因為總想控制自己而更焦慮，抑鬱的人會因為責怪自己不積極而更抑鬱……
可是，讓他們放棄改變的企圖太難了。身處悖論中的人會自然地覺得，如果他們不做點什麼，事情會更糟糕。於是，改變的企圖和問題的症狀本身勾結一氣，形成了「問題——努力改變——問題加深——更想改變」的惡性循環。
為了擺脫這樣的惡性循環，「放棄治療」由此成了一種治療。
但要「放棄治療」談何容易！
身處悖論中的人的心理狀態，很像一座歪歪斜斜的老房子，雖然破舊，畢竟還能遮風擋雨。房子裡的人也覺得房子不安全，但他想的，自然是該怎麼修補好它。現在，來了個心理咨詢師，告訴他，別補了，得把房子拆了重建，否則這老房子倒塌了更加危險。正蜷縮在房子角落，千方百計躲避風雨的人，怎麼肯主動地走進風雨，去把房子拆了？
放棄防禦，去接近和瞭解內心的緊張和焦慮，就是這樣一個巨大的冒險。很多人一直在尋求改變，但很少有人明白，有時候改變不是連續的、符合邏輯的修修補補，它很艱難。就像一個人從懸崖邊縱身躍下，去經歷原有秩序的破碎，經歷那艱難又深刻的頓悟，才能重新站上一塊更加踏實廣闊的平原。
森田療法的理念正來源於對「放棄治療」的領悟。該療法的創始人森田正馬從小就是神經症人格。7～8歲時，他在日本寺廟裡看到彩繪地獄壁畫，感到毛骨悚然，陷入了死亡恐怖的陰影。12歲時，他還在為尿床苦惱。16歲時，他開始有偏頭疼、心律失常、神經衰弱、失眠……森田就這樣帶著他的症狀一路痛苦地來到了青春期。
大一時，父母因為農忙，有兩個月忘記給森田寄生活費。神經症的人非常容易多想。森田誤以為父母不支持他上學，覺得自己被忽視了，越想越氣憤，甚至想過去父母面前自殺。傷心難過之下，他決定放棄治療算了。他不再吃藥了。對心律失常、神經衰弱這些原本讓他擔心得要死的症狀，他都以「死都不怕，愛咋咋的」的心態置之不理了。那段時間，他只顧拚命看書學習，想把自己累死拉倒。
結果，他不但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成績，而且連神經症的症狀也消失了。
因為這段經歷，森田發展出了著名的森田療法。這種療法的核心理念就是「放棄治療」，「帶著症狀生活」。
比放棄治療更進一步，是不但不治療症狀，而且把它當作目標去追求。我聽過一個有趣的例子：
有個退休的企業高管已經失眠很久了。他找到了一個著名的精神科醫生，跟他說：「大夫，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翻來覆去睡不著覺，該怎麼辦？」
醫生想了想說：「你在說謊吧？怎麼可能有人整晚盯著天花板睡不著？」
這個企業高管自尊心很強，受不了有人說他說謊，急了：「我騙你幹嗎？我到你這兒找樂來了嗎？我就是睡不著啊！」
醫生說：「我不信。」
……
兩人爭執了一會兒。醫生說：「這樣，你證明給我看。今天晚上你回去，就盯著天花板，跟自己說：『要是我睡著了，我就不是人！』你要是沒睡著，下周再來找我，我向你道歉！」
這個企業高管氣鼓鼓地回去了。晚上，他盯了一會兒天花板，越盯眼皮越重，很快就睡著了。
所以，悖論不僅能讓人進退兩難，還能助人改變。
經歷過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心理學家弗蘭克在其名著《活出生命的意義》中說：「正是恐懼，導致了所害怕的事物的出現；另一方面，正是過度渴望，使所希望的事情變得不可能。」
為了防止「恐懼」和「過度渴望」壞事，他發明了一種叫「矛盾意向法」的治療方法。在這種療法中，他鼓勵來訪者越是害怕某件事，就越在意向中努力讓這件事發生。比如你要準備一個講座，擔心自己會在講台上臉紅、出汗，並因此出醜。如果你去找弗蘭克咨詢，他大概會建議你努力讓自己更臉紅，出更多汗。
這個方法之所以有效，同樣是因為它製造了一個悖論。當來訪者準備認真執行咨詢師佈置的作業時，無論他是否在演講中臉紅了，他都是對的。如果他不臉紅了——這本來就是他咨詢的目標；如果他又臉紅了——他成功地完成了咨詢師佈置的作業。當他能夠把臉紅解釋為咨詢師要求他做的「正確」的事時，他的控制感就回來了。而最初，正是因為控制不了自己的臉紅，他才會焦慮萬分。
這就是悖論的妙用：通過製造一個特別的情境，讓你從進退兩難中解脫出來，重獲控制感。
可悖論之外，還有一些別的。森田療法除了強調「帶著症狀生活」，還強調「為所當為」。弗蘭克的療法，更因為對生命意義的強調而被稱為「意義療法」。當我們被症狀的恐懼所困時，我們也可以想想，為什麼那麼害怕演講，我們仍要去做演講？為什麼改變那麼難，我們還孜孜不倦地想要改變？因為這背後，有一些我們所珍惜的意義和價值。這些意義和價值，才是推動我們前進的、真正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