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大學生曾經跟我反映，她在宿舍非常尊重別人的利益，不去影響別人，但是別人卻總不能跟她一樣相互尊重彼此。也有人問我，自己一直安安分分地做一個普通人，為什麼無緣無故被別人針對？那麼，都有哪些原因造成了以上的現象呢？
「聽我的！」——控制欲是人際關係的殺手
我們知道，在動物的世界裡，很多動物都會通過留下排泄物或者氣味，告訴其他同類這是自己的地盤。如果別人進入到這個區域，會遭到「地主」的攻擊。實際上，這就是一種對環境的控制需求，讓別人不敢隨意進入，進而獲得安全感。
作為進化的遺留，人類也有這種需求，尤其是男性，會盡可能對自己身邊的事物保持控制，從而獲得安全感。雖然留下體味的原始方式已經被淘汰，但是人們的控制欲卻並沒有消減。
心理學家德西（Deci）和瑞安（Ryan）的研究證明，促進個人控制系統可以真正地增加個體的健康和幸福。而另一位心理學家陸貝克（Rubaek）和他的同事通過對囚犯的觀察發現，那些對環境有一定控制權的囚犯——可以是一把椅子、自己開關電燈等，都會有較少的壓力體驗，較少出現健康問題，並且會有更少的故意破壞行為。
心理學家提莫（C.Timko）和莫歐斯（Moos）則通過對家庭和諧狀況的研究發現，和我們一起住的人，如果可以自己決定早餐吃什麼，晚睡還是早起，他們可能活得更久和更快樂。
很多研究都證明了控制感的重要性和積極意義。一旦失去了這種對環境的控制感，動物的警覺就會被喚醒，處於備戰狀態。人類也是如此。
如果環境沒辦法給我們控制感，那麼我們也會感覺到不安和警覺，更敏感更易激動。所以，當別人不能滿足我們時，我們就會感覺到控制感的喪失，進而被喚醒「戰鬥」的應激狀態。
每個人都有對環境和他人的控制需求，雖然程度不一樣。尤其是戀愛中的雙方，一些人會產生對對方很強的佔有慾，甚至希望對方能夠減少與其他異性的接觸。
而在家庭中控制感的表現，則往往是父母希望子女能夠朝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去生活和發展。而這會讓孩子喪失對環境的控制感，進而觸發排斥。但是這也進一步讓父母的控制感降低，引起進一步的管控，進而形成一個死循環。
一些人對環境的控制需求較少考慮別人對環境的控制需求，這就很容易侵犯到他人的空間，進而造成雙方的矛盾。
比如，在宿舍裡，有人將視頻的聲音開得很大，不考慮別人的感受。當我們向對方說：「你的視頻開的聲音有點大，可以關小聲些嗎？」一些控制感很強的人反而會覺得你侵犯了他的領域，不僅不會按你要求的去做，反而會去挑釁你。
因為，宿舍的空間遠小於我們對環境心理安全距離的需要，但是我們卻不得不與他人共享這樣狹小的空間，於是每個人對環境的控制需求都很難得到滿足。如果彼此無法有足夠的安全感，越小的空間越容易產生矛盾。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用後面提到的「自我實現預言」的方式去提建議，對方也許就不會有那麼強的反應了。反過來，如果我們對環境的控制感比別人高，我們就需要不斷地提醒自己，這其實是進化的遺留問題，並不是對方有意「侵略」。
「我就知道！」——吵架時為什麼總想否定對方的一切
我偶爾聽到我朋友和他女朋友吵架，有的時候他不得不跟我留在公司加班，不能赴約，他女朋友開口就說：「你一點都不愛我。」我哭笑不得，只能跟他說你有事就先去吧，這邊我自己可以搞定。
其實，我們生活中很多人爭吵時，都會出現這種情況——絕對化。因為當前的事情，而延伸到全部否定。而這其實就是心理學上的「驗證性偏差」——當我們在主觀上支持某種觀點時，我們往往傾向於尋找那些能夠支持我們這個觀點的信息，而忽略那些能夠推翻我們觀點的信息。
比如，很多炒股的人在炒股時，當市場上形成一種「股市將持續上漲」的信念時，投資者往往對有利的信息或證據特別敏感或容易接受，而對不利的信息或證據視而不見，從而繼續買進並進一步推高股市。相反，當市場形成下跌恐慌時，人們就只能看到不利於市場的信息了，從而進一步推動股市下跌。
社會心理學家艾伯特·哈斯托夫（Albert Hastorf）和哈德利·坎特裡爾（Hadley Cantril）做過一個實驗。
1951年美國大學生足球賽，達特茅斯印第安人隊對陣普林斯頓老虎隊。這是一場非常粗暴的比賽。在整場比賽中，普林斯頓一個隊員的鼻子斷了，達特茅斯隊一個隊員的腿斷了。然而，兩所大學的報紙對這場比賽的評述截然不同，都認為是對方球員的犯規次數更多，更沒有道德。
出於好奇，艾伯特·哈斯托夫和哈德利·坎特裡爾從兩個學校隨機抽取了一些學生，組成兩組被試者。然後，安排被試者在同一個房間觀看那場比賽的錄像，然後再用相同的評價系統來評價兩支球隊的犯規情況。
比如，當被問到是不是達特茅斯隊的隊員搶先動粗時，36%的達特茅斯大學的學生選擇「是」，而86%的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選擇「是」；同樣，只有8%的達特茅斯大學的學生認為自己的球隊沒有必要動粗，而35%的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認為達特茅斯隊的隊員完全沒有必要動粗。
也就是說，即使我們看到的東西是一樣的，我們仍然會因為立場和態度傾向的不同，而選擇相信我們想要相信的。一旦需要做出選擇的時候，我們也會相信自己所得到的依據。
而且，也有一些研究發現，越是聰明的人越容易產生這種偏見。他們對自己的判斷更為自信，因為他們更能夠從無關聯的信息中找到「可能的聯繫」。
我們在判斷事物時，會有很多主觀感情的投入。尤其是在我們社交活動中，如果我們覺得某個人不喜歡我們，那麼我們就會自發地去尋找他不喜歡我們的證據，而忽視他的其他行為，這就造成了無端的厭惡。
而人的情緒感知非常敏感，當對方感知到你對他的不信任時，也會反饋以厭惡，進而讓你覺得自己的直覺是對的。
這也表現了溝通的重要性。如果我們能夠及時溝通，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會發現，自己所擔心的事情是多餘的。有些夫妻甚至會用各種方式去「考驗」自己的另一半是否忠誠，而這實際上也會因為我們的主觀不信任而產生我們「想要的答案」。
另一方面，則是在爭執過程中，我們經常會情緒化，進入驗證對方各種不好的信息搜索，以證明對方的各種不對，即使是與此事無關的陳年舊事，我們也不會放過。
所以，我們經常會聽到那些絕對化的詞語——「你總是……」「你從來……」，而這種描述則會引發對方為了維護形象的激烈反駁，進而造成爭執的升級。
因此，在爭執過程中，我們需要意識到自己的這種特點，爭吵時盡量不用絕對化詞語去描述對方的行為，不能因為當前的一件事而進行全盤否定。
讓人「變笨」的愛——為什麼有人看不見戀人的缺點
人類學家海倫·費捨爾（Helen Fisher）教授調查了全球近150個不同文化背景地區的數據，發現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熱戀在心理和生理方面有驚人的相似：強烈眩暈的興奮感、食慾降低，對愛人的判斷扭曲（放大愛人的優點，縮小缺點），對客觀世界的知覺也發生扭曲。
我們常常戲謔一些處於熱戀中的人智商為0，那麼，熱戀到底會不會讓我們的智商降低呢？答案是肯定的。
日本科學家川道博明（Hiroaki Kawamichi）與他的同事對處於熱戀早期的人進行腦部成像的觀察，發現他們大腦中參與「獎賞機制」的灰質減少了，這就降低了人們對獎賞的敏感性。
而大腦灰質不僅與我們的「大腦獎賞機制」有關，部分灰質與我們的注意力和記憶也有關，和我們的情緒也有關。
也就是說，當大腦灰質減少時，一定程度上，我們會變笨，也會變得更為焦躁不安一些。我們處於熱戀時，我們的情緒更為不穩定，開心的事會讓我們更開心，傷心的事會讓我們更傷心。
除此之外，海倫·費捨爾也曾對處於熱戀初期的人進行腦部掃瞄，發現處於熱戀中的人的多巴胺獎勵回路中的尾狀核部分的血流增多。
尾狀核是我們行為動力的源泉，它能引導我們接近目標，驅使我們追求獎勵。而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可以保證這一過程的愉悅感，強化我們的行為。也就是說，我們會很開心地不斷重複這一行為。
雖然戀愛的感覺很美好，但是它也讓我們變得不客觀。我們可能看不見對方的不足，認為對方很完美。
當我們處於熱戀中時，我們大腦的判斷中心前額皮質和影響社交認知的顳極與顳頂葉交界處會發生鈍化，進而造成我們對愛人的知覺發生扭曲。戀愛中的男女右眼窩前額皮層會暫時關閉，這使得他們對對方不再持懷疑或批評態度。
但是，僅憑多巴胺刺激的熱戀是很難長久的。一旦熱戀過去，大腦的愉悅因子多巴胺消退後，大腦的灰質也可逆性地增長回來，我們也就會看到對方的各種缺點。
很多人過了熱戀期就開始感受到對方的各種不足，就是因為大腦開始「清醒」了。所以，許多社會心理學家也不支持閃婚，因為想要擁有幸福穩定的婚姻，雙方就必須要等足夠長的時間。
當我們想要確定一段感情關係時，我們也需要不斷對自己提問：對方的小鳥依人是否會過於黏人，長此以往我是否能夠接受；或者，對方的剛毅是否存在過多的武斷和大男子主義。
我們不能因為對方給我們很多愉悅感受而忽視對方性格的長久影響。而也只有在一開始考慮全面，這樣的感情也才會更加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