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靜坐於小小靜室（hermitage）門前的草地上，巍峨的喜馬拉雅山脈綿延數百里，沐浴在熹微的陽光中，美景盡收眼底。靜謐的風景和內心的平和自然交融在一起。遙想35年前，我在巴斯德研究所研究慢性大腸桿菌的細胞分裂和基因圖譜，一路行來，人生經歷了巨變。
常人看來，這種巨變難以想像。我已然出離西方世界了嗎？「出離」（renunciation）一詞在佛教中的意蘊，和一般人的理解大不相同。「出離」不是放棄美好事物，若是那樣，這種行為該是多麼愚蠢！「出離」意味著自我從不滿中解脫，堅定地追求真正重要的東西。「出離」即尋求自由和意義：擺脫心惑和「我執」以得自由，憑借慧見和慈愛以得意義。
20歲時，我已明白自己不想過沒有意義的生活，卻不明白有意義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的。少年時代，我活得有滋有味。至今還清晰地記得16歲那年，我和一個記者朋友與俄國音樂家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共進午餐的情景。斯特拉文斯基侃侃而談，我則非常興奮，被他睿智的話語迷倒了。他還在作品《阿貢》（Agon）的曲譜上為我親筆簽名：「致馬修，我個人非常喜歡的作品——《阿貢》。」《阿貢》雖然小眾，我卻尤其喜歡。
我父母都是知識分子，朋友之中不乏有趣之人，我也因此覓得幾位知音。我母親雅娜·勒圖穆蘭（Yahne Le Toumelin）是著名畫家。她活潑、詩意、熱情，後來皈依了佛門。母親與當時很多超現實主義和現代藝術領域的大家交好，如法國超現實主義創始人安德烈·布勒東（AndreBreton）、超現實主義藝術家莉奧諾拉·卡林頓（Leonora Carrington）、法國現代舞蹈家莫裡斯·貝嘉（Maurice Bejart），為他們畫了大量戲劇佈景。我父親筆名讓-弗朗索瓦·勒維爾（Jean-Francois Revel），是法國知識界的核心人物之一，經常宴請當時著名的思想家和重要人物，比如著名電影人路易斯·布努埃爾（Luis Bunuel）、悲觀哲學家伊曼紐爾·齊奧朗（Emmanuel Cioran），將葡萄牙從法西斯的鐵蹄下解放出來的馬裡奧·蘇亞雷斯（Mario Suares）以及被譽為「世紀之眼」的攝影家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tier-Bresson）等。
1967年，我來到巴斯德研究所，成為一名年輕的研究人員，在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cois Jacob）的實驗室研究細胞遺傳學，和當時分子生物學領域的許多大家共事，例如每天都會在圖書館一角的公共餐桌上共進午餐的雅克·莫諾（Jacques Monod）和安德烈·利沃夫（AndreLwoff），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們。弗朗索瓦·雅各布只有兩名博士生，他曾向我們一個共同的朋友吐露，錄取我不僅是因為我大學時代成績出眾，還因為他聽說我計劃做一台羽管鍵琴（harpsichord）[1]。我未能實現造琴的夢想，但這個計劃卻為我在人人垂涎的實驗室，贏得一席之地。
我還喜歡天文學、滑雪、航海、鳥類生態學。20歲時，我出版了一本關於動物遷徙的書。1我有個朋友專門從事野生動物攝影，我就跟他學拍照。我在索洛涅沼澤（Sologne marshes）和大西洋沿岸的沙灘上度過好多週末，追拍鷿（grebes）和野鵝。冬天，我去阿爾卑斯山登山；夏天，我和舅父雅克-伊夫·勒圖穆蘭（Jacques-Yves Le Moumelin）的朋友們去海上探險。第二次世界大戰不久之後，舅父就駕著一條9米多長的帆船，獨自完成了環球航行。當時能完成這樣壯舉的人，舉世也沒幾個。他把我引薦給各種非同尋常的人，有冒險家、探險家、神秘學家、占星學家、玄學家等。一次我和舅父去巴黎拜訪他的朋友，卻在那人工作室的門上發現了一張紙條：「抱歉沒等到你！我出發了，徒步去非洲歷史名城廷巴克圖（Timbuktu）。」
我的生活雖然豐富多彩，但缺少一些本質的東西。1972年，26歲的我厭倦了巴黎的生活，決定搬到喜馬拉雅山下的印度大吉嶺，在一位藏傳佛教大師的指導下學習佛法。
我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呢？和我交往的人都非常出色，各有天賦。我可以把他們作為奮鬥的目標和成長的榜樣，比如，像加拿大鋼琴演奏家格倫·古爾德（Glenn Gould）一樣，彈得一手好琴；像國際象棋神童鮑比·菲捨爾（Bobby Fisher）一樣，棋藝精湛；或者像法國現代派詩人波德萊爾（Baudelaire）那樣富有詩情。但是在我內心深處，從來都沒有真正渴望「成為」他們那樣的人。他們雖然才華橫溢，有出眾的藝術天賦、科學頭腦和聰明才智，但是在利他、坦誠、信念、快樂這些方面，和平常人並無二致。
少年時代的閱讀使我瞭解了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和莫罕達斯·甘地（Mohandas Gandhi）這樣的偉人。他們單純憑借人格的魅力，就能鼓舞別人，改變人們生活的方式。我不可能拜會蘇格拉底，無法聆聽柏拉圖的雄辯，也不能棲坐於聖·方濟各（Saint Francis）的腳下聽其禱告。可是突然之間，20多位和這些西方聖人同樣偉大的大師出現在我的眼前。很快，我就決定動身去印度面見上師。
如何描述我與甘珠爾仁波切（Kangyur Rinpoche）的初遇呢？1967年6月，在距大吉嶺幾千米以外的一個小木屋裡，我初次見到他。他正背對窗口，安詳地坐在窗前。窗外7300多米的喜馬拉雅山雄壯巍峨，雲霧繚繞其間。甘珠爾仁波切渾身散發著內在的美善，語言已經無法描述這種深沉、平和與慈悲。整整三周，我與他相對而坐，開始學習靜心禪定。那時我還是門外漢，所謂禪定，就是簡單地集中心思，努力穿過自己思緒的屏障，看到更遠的地方。
回到巴斯德研究所的頭一年，我才意識到和甘珠爾仁波切的會面多麼重要——我找到了激勵自己一生的目標，明確了生命的方向和意義所在。1967～1972年這幾年間，每年夏季我都來到大吉嶺，把歐洲的生活拋卻得一乾二淨。即便是留在巴斯德研究所的時光，我的思緒也總能飛到喜馬拉雅山。甘珠爾仁波切師父勸導我完成博士學業，故此我也並不心急，待到1972年才決定遷居大吉嶺。大吉嶺是藏傳佛教的聖地，是我心之所向的居所。對我來說，遷居的決定毫不艱難，而且我也從未後悔。
我突然中斷極具前途的事業，父親感到失望至極。他是堅定的無神論者，曾評價佛教道：「我並無反對佛教之意，佛教直接純粹的方式不同於其他宗教，贏得了一些西方哲學家的炙熱青睞」。2雖然如此，他也從來都沒太把佛教當回事兒。我遷居之後，父親曾親往大吉嶺和不丹看我，但總的說來，與父親經年見面甚少。雖然不常相見，但我和父親依然親近。他曾對記者說：「印度洋季風帶來的風雨，是我們父子間唯一的障礙。」
佛法從不要求人盲目信仰，它是研究心智的學問，內涵豐富且高效實用。佛教也是利他的生活藝術，是意蘊深邃的哲學，更是引發內心變革的靈魂修煉。我以為，科學即是以經驗的方式追求真理。過去35年間，我未曾發現佛法和科學有任何相悖之處。求佛的路上，我遇見始終歡喜快樂的人。他們的快樂已非尋常的情感，既飽含個人對現實和心智本質的慧見，也充滿對外在世界的仁慈。同時我也發現，即使有些人天生比其他人快樂，但是天生的快樂仍舊脆弱不堪、支離破碎。恆久的快樂是一種技能，需要不斷發展心智，培育品格，修煉寧靜心（inner peace）、正念（mindfulness）與無私的愛。
我在大吉嶺找到了圓滿生活的一切要素：深刻審慎的思想和言行睿智的榜樣。若這些師父們只口頭宣揚佛法，自己卻不能身體力行，就不可能有這麼多追隨者從世界各地聚攏而來。師父們就是佛法的踐行者。
我跟隨甘珠爾仁波切在大吉嶺學習了7年，直至1975年師父圓寂。隨後，我住到寺院上方一間小小的靜室中繼續修行。我開始學習藏語（如今藏語已成為我的日常語言），就在此時，遇到了第二位師父——頂果欽哲仁波切（Dilgo Khyentse Rinpoche），追隨他在不丹和印度度過了難忘的13年。頂果欽哲仁波切是藏傳佛教有名的大師，上至不丹國王，下至普通民眾，都對他尊崇有加。頂果欽哲仁波切的心路旅程，引領他汲取廣博浩瀚的知識，每個見到他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仁慈、智慧和慈悲。前來會見頂果欽哲仁波切，與之共同修習的大師和弟子源源不斷。故此，我將藏經譯成西文時，便有機會請教這些造詣精深的法師，弄清經文含義。
無論在印度還是不丹，我的生活都極其簡樸。沒有廣播，少聞時事，每隔幾個月收到幾封信件。1979年，頂果欽哲仁波切著手在尼泊爾修建雪謙寺，一些藝術家、學者、禪定者、慈善家紛紛慕名而來。1991年師父圓寂之後，我偶爾回雪謙寺住上一段。此時師父的孫子已是寺裡的住持，我幫他料理一些事務，完成師父的遺願。
一天，我接到一個法國的電話，問我是否願意出版一本和父親的對話集。當時我並沒有當回事，隨口回復道：「我都行，問下我父親的意見就好。」我覺得信仰無神論的父親不可能同意跟佛教僧侶出書，就算是自己的兒子也不行。可是我錯了。這個出版商約了父親共進午餐，席間一連提出幾個選題，父親都拒絕了，一心專注餐桌上的美食。到了吃甜點的時候，出版商拋出了和我一起做本對話集的選題。父親愣住了，靜默幾秒後，他說：「這個選題我無法拒絕。」我隱姓埋名的清淨生活至此終結。
得知父親的決定，我有些擔憂。父親論辯的水平是出了名的，只要他認為錯誤的東西，就一定會毫不客氣地批得體無完膚，這回恐怕要輪到我了。幸好這次我是東道主。父親到尼泊爾後，我們在加德滿都河谷邊濃密森林的旅館裡住了十天，每天早晨談話錄音一個半小時，下午一個小時。剩下的時間我們都在林間散步閒談。大概來尼泊爾之前，父親也有些猶疑，這樣的對話是否真正有價值。故此第一天錄音結束後，他立即傳真給出版商尼克爾·拉特埃（Nicole Lattes）匯報了情況：「一切進展順利。」我把所有想得到的話題全都羅列出來，父親第一眼看到便驚歎道：「兩千多年來哲學家們爭論的所有問題，都在這兒了！」雖然話題很多，我們還是展開了辯論。一天天過去了，最後一天，他拿起單子，指著最後剩下的幾個話題：「好吧，今天就聊這些吧。」
我們的合著《僧侶與哲學家》（The Monk and the Philosopher）一舉成功，在法國暢銷35萬冊，並譯成21國語言。之後，我受到無數電視節目的邀請，還出席了眾多媒體活動。能夠分享我所珍視的、受益良多的觀點，我感到很高興。但這個經歷也讓我發覺出名是多麼虛偽造作。我還是那個老傢伙，忽然間卻成了知名人士。
出名給我帶來了一筆巨大的財富。在印度這麼多年，我每個月只要50美元生活費就足夠了，從來沒想過自己會有這麼多錢。我不需要大房子，也用不著游泳池，於是決定將《僧侶與哲學家》以及今後所有著作的版權和收益，捐贈給亞洲一家從事慈善和教育項目的基金會。這個決定讓我的心安定下來，從此我生活的重心便放到了慈善事業上。加上一些志願者朋友全心奉獻，捐贈者慷慨解囊，我們在中國、尼泊爾、印度建造了30多所診所和學校，這些項目的管理費僅佔總投入的1%。
接下來我要說說科學。科學的發展經歷了兩個階段：首先，物理學揭示了外部世界的本質；接下來，認知科學揭示了心靈的本質。
當弗吉尼亞大學著名天體物理學家鄭春順（Trinh Xuan Thuan）提議與我展開佛教與科學的對話時，我並無拒絕之意，因為自己也有很多疑問要請教這位研究世界本質的物理學家。1997年，我們在安道爾大學的暑期項目期間見面，漫步在比利牛斯山壯麗的景色中，相談甚歡。原子是「物質」嗎？抑或僅是一種「可見現象」？宇宙第一因（first cause）的觀念靠得住嗎？外表之下是否真有實質存在？宇宙是由「相互依存的事物」組成，還是由「自主的實體」組成？我們驚奇地發現，哥本哈根學派對量子物理學的闡釋和佛教對現實的剖析存在極大的共同點。多次交談之後，《量子與蓮花》（The Quantum and the Lotus）便誕生了。
這場對話主要涉及科學的哲學、道德和人文方面。接下來，我集中精力，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佛教修行最核心的部分：心的轉化（transform the mind）。
已故的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是神經科學領域的先驅，也是我的摯友。他經常說，認知科學和佛教禪定相結合的研究很有前景，不僅有助於我們瞭解人的認知，也有助於展開精準的科學實驗。我曾與丹尼爾·戈爾曼（Daniel Goleman）、弗朗西斯科·瓦雷拉、理查德·戴維森（Richard J.Davidson）、保羅·艾克曼（Paul Ekman）等科學家合作，並邀請佛教禪師接受實驗，對其長年修心的效果開展實證研究。他們處理自己情緒的能力是如何改變的？他們的大腦是否會產生變化？這樣的研究弗朗西斯科夢寐以求。理查德·戴維森和保羅·艾克曼制定了實驗的具體日程。我親身參與了那些實驗，最終形成了丹尼爾·戈爾曼的《破壞性情緒》（Destructive Emotions）一書，本書的第16章也與之有關。
離開科學界30年之後能夠回歸科研，並且與如此優秀的科學家共事，我內心興奮不已。不同的禪定狀態，如定意（focused attention）、慈悲等，是否能在大腦中留下印記？我渴望看到前沿的科學研究方法能找到答案。不同的禪師，都已修煉多年，如果他們接受測驗，是否會得出相似的結果？有經驗的禪師和從未接受禪定訓練的人，實驗結果會有不同嗎？實驗期間，我非常享受研究者們形成的溫暖而振奮人心的氛圍。終於，第一批論文順利發表，我們的研究也代表著相關領域的重大突破。
我越來越喜愛攝影，這些年來出版了五本攝影書籍。通過攝影，我和讀者分享身邊的佛教徒美麗的內心和雪域高原雄壯的自然景觀，表達對人性的美好期待。我覺得自己甚是幸運。
我為什麼會寫《學會快樂》這本書呢？本書源自「法國文化例外論」（French exception）的一個典型事例：法國一些知識分子鄙視快樂，並且直言不諱地表達這種觀點。我不贊同他們，和其中一位雜誌上公開辯論。於是想到，如果我再寫一本書，一定要寫一章與快樂相關的話題。適逢我與保羅·艾克曼、理查德·戴維森、艾倫·華萊士（Alan Wallace）在加州北部海岸的荒野一起生活了兩天，撰寫一篇題為《佛學和心理學視角下的情感和幸福》（Buddhist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Emotions and Well-Being）3的文章，發現快樂才是人類生活的中心，值得深入研究。我花了整整一年，閱讀所有我能找到的研究快樂的書籍，涉及西方哲學、社會心理學、認知科學等領域，也有來自小報媒體的觀點。一位法國演員曾在此類媒體坦言：「快樂就是享受一盤美味的意大利面。」還有人說，快樂就是「在星空下的雪地裡漫步」。我讀到了很多快樂的定義，它們彼此矛盾而又模糊、膚淺。故此我下定決心，將我有幸從師父那裡學到的心靈科學，以及分析、思辨內心的方法寫成書，向世人揭示快樂（以及痛苦）的意義和機制。
本書在法國出版後，在全國上下引起了爭論。那些法國知識分子宣稱他們對快樂毫無興趣，更不相信快樂能通過學習獲得。有人公開發文斥責，讓我不要以「描述快樂的卑劣作品」迷惑大眾；也有雜誌以「快樂魔法師」為題，為本書做了專題報道。我在巴黎待了一個月，有關本書的爭論以及各種媒體的糾纏讓我疲憊不堪，身心猶如散落的拼圖。返回尼泊爾後我才撿拾起掉落的碎片，慢慢把破碎的圖案拼完整，回到快樂的狀態。
現在，生活變得更繁忙了，但是我仍然常駐尼泊爾的雪謙寺，每年都會在面向喜馬拉雅山的靜室度過兩個月，靜心修煉。
想要內心真正自由，我無疑還要付出更多的修習和努力，但我很享受這個過程。我曾追求許多東西，其中收穫最大的，就是過簡單生活，提取生活的精華。簡單生活並不意味著捨棄有益之物，而是要找尋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能給人們帶來持久的滿足、歡喜、寧靜和無私的愛的東西。這意味著先改變自己，然後才能更好地改變世界。
20歲時，我就是典型的巴黎學生，懵懂，不知快樂和仁慈為何物，看愛森斯坦（Eisenstein）和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的電影，玩音樂，熱愛運動和自然。我完全不懂如何過好生活，隨性而為，過一天算一天。我覺得我有自我昇華的潛能，別人身上也有這種潛能，卻不知道該如何一步步實現自我完善。35年後，我要走的路仍然很長。但我已經明確了方向，並且前進的每一步都帶給我快樂。
本書雖然借鑒了佛學的精神，但和宣揚基督教或者無神論的書籍不同，本書並不宣揚佛教。希望每個嚮往快樂的讀者都能從此書獲得啟發，讓生活充滿智慧與慈悲。
尼泊爾雪謙寺
200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