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今天的中國，從追求可以用數字衡量的目標，到追求無法用數字衡量的目標，是一次巨大的轉場。
小到一件事的細節，大到一個國家的發展方向，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否則就會迷路。作為一個干新聞的人，在開口談改革之前，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明確此時此刻的中國在哪兒，找到橫軸和縱軸的坐標。我對目前中國的定位不妨用四個年份、四個數字，或者說四個跨度去定，即百年中國、六十年中國、十年中國和2012年的中國。
百年中國：從家國夢想到個體夢想
第一個跨度就是百年中國。
2011年是一個注定要跟歷史結緣的年份。這一年，我們要紀念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十週年、北京申奧成功十週年、中國足球進入世界盃十週年，還有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週年，更重大的紀念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
當我們用一百年的跨度去衡量中國，恐怕要思考這樣的問題：這一百年裡中國發生了什麼變化？我覺得最重要的變化就是自辛亥革命以來，一個以國家獨立、富強為標誌的「中國夢」，過渡到以個人夢想得到尊重、得到保障、得到維護、得到推動為主的新「中國夢」。
此時此刻的中國，正處在「中國夢」的轉軌時期。為什麼這麼說？請問在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時期，中國的憂慮是什麼？痛苦是什麼？夢想是什麼？回過頭看，那時一些已經開辦的報紙雜誌，也在收集夢想，隻言片語中承載的多是「家國大夢」。因為在一個四分五裂、哀鴻遍野、積弱積貧的國度裡，國民恐怕很難有屬於自己的夢想。乃至再往前追溯半個世紀，從1840年算起，「中國夢」大多都與個性無關，與個人無關。
在實現家國夢想的過程中，大多數的國民是願意參與其中的，參與的方式就是抑制個人夢想，融匯到家國大夢之中。我們可以舉無數的例子。比如說「三錢」當中的一位—錢偉長，日本入侵，國難當頭，他突然意識到只有科學才能挽救國家命運，歷史、文學都無能為力。於是他生生捨棄了世代家學，摒文從理。請問現如今的「80後」「90後」們，有幾個人還願意放棄自己的愛好和夢想，去為所謂的家國大夢扭轉人生道路？
還有無數沒有留下名字的人，在歷史長河中銷聲匿跡。河北一個小村子裡，有一位八十多歲的老農民，年輕時給住在村裡的戰士送過飯。有二十三名戰士在一場非常慘烈的戰鬥中犧牲了，他把他們掩埋在村裡，為他們守了六十多年墓。他家就在墓旁三百米的地方，從來沒搬過，將來也不打算搬。因為他曾經見過這些活生生的年輕面孔，轉眼之間就變成了屍體，心裡割捨不下。
過去的歲月裡這樣的故事太多了。因此，很多人說「中國壓抑個性、不尊重個體」，我對這類說法持不同意見。一個弱不禁風的國家，沒辦法談太多的人權、民主。我覺得要有一個歷史的定位。
經過了一百年的浴血奮戰，經過了一百年的奮發圖強，經過了一百年的曲曲折折，我們走到今天，實現了和平崛起，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世界GDP第二，不能再算一個「弱國」了吧？連美國人都開始管中美叫「G2」，要「共治」。我說甭玩兒這個，「U2」還好一點兒，那是個樂隊，可以聽聽；說中美是「G2」，是共治國家，這純屬忽悠。但是不管怎麼著，我們已經絕對地實現了百年前的家國之夢了。
那麼這時，我們要告別家國大夢為主的「中國夢」，開始進入實現個體夢想的通道。開始需要講求公平和公正，尊重每一個人，很多歷史的遺留不能再延續。
歲數小的同志可能不知道崔健有一首歌叫《紅旗下的蛋》。我們「60後」這批人當然是「紅旗下的蛋」了，「80後」「90後」稍微模糊一點兒。每個人身上都背負著歷史遺留的影子，家國夢曾經高於一切，指望一夜之間完全改變很難。
但是今天的中國正在轉向，很多政策調整也與此相關。過去提「富國」，現在提「富民」，說「要讓公眾分享改革的成果」「以人為本」。「尊嚴」和「幸福」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這一切都意味著國家在考慮富了之後該做什麼。未來五年或十年、二十年，還會有這麼大的財稅收入向中央集中嗎？會不會向地方傾斜？向落後地區更傾斜？
總之，從一百年這個角度來算，現在已經開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今後的夢想追求要以個體的保障、個體的尊嚴與幸福為更大的福祉和追求，這是第一個定位。
六十年中國：從「物化」向「非物化」目標的轉變
第二個歷史定位就是六十年。我說的六十年，是從1949年算起的六十年。
2009年，我們走過了共產黨執政的第一個六十年，我在做國慶直播時感慨萬千。六十年，在中國文化中是一個很特殊的大數字，一個甲子，一個輪迴。這六十年可以拆成兩個三十年，再加上以2009年為起點的未來三十年，這三個三十年各自代表什麼？
第一個三十年不用說太多，從1949到1978年，很曲折，很折騰。從民生和社會經濟角度看，期間有很多的探索、失誤、教訓。用句玩笑話來形容：「頭三十年最重大的收穫，就是告訴所有中國人，這麼走是走不通的。」但也不能這麼簡單地去評估這三十年，我們還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完成了從農業到工業的轉變，實現了真正的獨立自主，恢復了聯合國席位，國家的腰桿挺起來了。
第二個三十年，從1979年開始。吹響改革開放號角的，是1978年《光明日報》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小崗村承包土地按手印」，但真正的發令號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的核心思想—我見過真跡—是鄧小平用鉛筆寫的一些字，包括「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等。於是，改革大幕在1979年正式拉開了。
那麼，第二個三十年完成了什麼呢？在這個發展階段，我們追求的是可以物化衡量的目標—溫飽、小康、翻兩番、萬元戶等。物質快速增長創造了世界奇跡，GDP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直線上升，世界排名由第十名升至第二名，不止翻了兩番，財稅的增長速度更是遠超GDP增速。
毋庸置疑，這是在物質層面上突飛猛進的三十年，但也積累了相當多的問題。從2009年共和國成立六十週年以來，這個國家在悄悄發生著變化，開始確立一些沒法用數字衡量的目標，新的改革時代開始了。
這個時候，所謂「改革進入深水區」，深不可測是什麼意思？「不可測」就是沒法用數字來衡量了，對嗎？請問你拿什麼數據去衡量尊嚴？請問你拿什麼數據去衡量幸福？請問你拿什麼數據去衡量以人為本？請問你拿什麼數據去衡量和諧社會？
深不可測，意味著不知道該怎麼做。
從國家政策層面上看，前些年就開始強調「快」。最早的「快」誕生於「大躍進」的時候，但那個「快」不靠譜。真正的「快」來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去日本訪問的時候，我看過當時的介紹。
坐在「新幹線」上，旁邊的朋友向鄧小平介紹「新幹線」的時速，他就跟沒有聽到一樣，自己想自己的事，突然開口說了一句：「就感覺到快，在催人跑。」所以這個「快」字，成了中國這三十年的一個最重要的基調。
前幾年，新一代領導集體把「快」變成「又快又好」，「快」字仍然在前。又過幾年，出現了「又好又快」，是胡錦濤總書記在「兩會」期間跟江蘇團聊天的時候提出來的，後來變成了文件，在當年年底的經濟工作會議上被明確。「好」和「快」的順序發生了改變。
現在的中國還是不能丟掉「快」，有一個重要的節點，就是GDP增長不能連續幾年低於7%。如果低於7%，社會問題會顯性化。
我一直是這樣舉例子的：中國是一輛自行車，騎著就穩，停下就倒，「騎」跟「停」的分界線就是7%。但是不要僵化地去理解：是不是6.8%就不行，那不至於；是不是7.2%就更好，那不一定。
與此同時，我們顯然又在一個減速的過程中。減速不是目的，而是為了提升另外一些效益。如果僅僅減速，其他效益沒上來，這是嚴重失誤；如果速度適當下降，環境保護、經濟轉型等方面有了大幅提升，這是對的。
我仔細研究過十七大報告，關鍵字是「民」，前半本是民生，後半本是民主。報告用兩個章節探討民主的問題，尤其在黨建部分，有很多很棒的說法。
比如，在黨章修改裡面，「上級任命」這四個字沒有了。請各位去思考，取消「上級任命」這四個字意味著什麼？黨建部分有這樣一句話：將來我們的領導幹部是由黨委推薦和群眾推薦相結合，實行「票決制」。什麼意思？這都是未來有關民主的某種粗框架模式的確立。
在十七大報告裡，民主改革有了明確的時間表，叫「公民的有序參與」，先黨內後黨外，寫得清清楚楚。我認為媒體在傳播十七大報告的過程中是失職的，只強調了民生，幾乎沒強調民主。有關民主的報道也忽略了實現路徑。
報告前半部分有兩大主題。一大主題是強調一定要繼續改革，因為在十七大召開之前，有一種以「保護弱勢群體」為借口的反改革力量在升騰。另外一大主題也非常重要—統籌兼顧—在報告裡列了十條，翻譯成白話就是「走平衡木」。
什麼叫「走平衡木」？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犧牲公平不行，犧牲效率也不行；不發展不行，發展太快不保護環境也不行；光講究效率不照顧民生也不行，光考慮國內不考慮國際也不行……這十條強調的就是尋找中間路線，把握平衡。
回頭看過去五年，這一屆領導班子的工作重點不就是「平衡」嗎？也正因如此，各方面的人都感到有些「不過癮」。在環保人士看來，依然有很多保護不力的地方，不過癮；在一些地方政府看來，為了環保對我們限制太多，也不過癮。
這就是這一屆領導人的宿命。歷史發展到了一個找平衡的階段，「統籌兼顧」的結果一定是各方都得到了一點，但也都不太滿意。
「統籌兼顧」還意味著什麼？意味著轉折。意味著我們由前三十年的物化目標，向後三十年的非物化目標轉折。改革開放初期，深圳蛇口一句著名廣告詞，「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在今天已經不符合時代要求了，應該改成「效率就是金錢，公平就是生命」。
中國的一個顯性的轉變，就是要從追求效率向公平的方向轉變，但此時的中國，仍是天平兩端放著效率和公平，偏廢哪邊都不行。改革的難題全在於此。
我們現在不得不犧牲一部分的效率，因為公平的訴求太強烈了；可是徹底滿足公平、犧牲效率，顯然又做不到。
比如高鐵，時速原本是按照350公里設計的，降到300公里，就意味著效率和效益的犧牲。但是能不降嗎？不能。「7·23」動車事故使得全社會對生命、對公平的訴求，達到了最高值，不犧牲效率過不去。
動車降速，作為一個標誌性事件，留在了2011年。在我看來它更像是中國前行過程中的一則寓言，是改革這趟列車發生了事故，促使我們思考。它的背後就是公平與效率的問題。而安全保障了，速度也可以再升回來。總之，要平衡。
再比如前些年，《勞動法》開始實施的時候，遇到了來自方方面面的阻力。為什麼？因為勞動者權益得到相當大幅度的提升的同時，社會要付出效率大幅降低的代價。過去，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占主導的情況下，中國和外國拼，一直拼的是勞動者超低的工資，和超高的工作時長—這是我們最大的優勢。
我在日本橫濱的港口，一個貨運公司負責人指著密密麻麻的汽車告訴我：「日本無法跟中國競爭。員工週末必須休息，所有的車都運不出去，只能停在這兒。」這句話深深地提醒了我，中國人的競爭優勢變得非常具體。
歐洲很多國家，週末想買個東西都很難，商店不開門，要吃飯得去唐人街。在美國紐約也一樣，採訪到晚上9點還沒吃飯，麥當勞都打烊了，怎麼辦？去唐人街。唐人街完全是另一個世界，燈火通明，從餐飲到足浴到按摩，什麼都有。
我們可以認為，歐洲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2006年「世界盃」之前，我在德國待了一個月，在那兒親眼見到德國人怎麼幹活。一摞木頭，三個人搬，其中兩個人都閒著，剩下一個人操作吊車，幹了一下午還剩半摞沒搬完。德國人，在歐洲還算勤奮的。而在中國，不要說農民工兄弟，讓我自己幹，估計半小時也夠了，而且根本用不著機械。這時候我知道歐洲問題大了。
歐洲的劣勢正是我們的優勢，但回到國內，我也能清清楚楚看到我們自己的劣勢。
因此，《勞動法》開始實施的時候，相當多的人表示擔心。此時的中國，依然是效率略高於公平，但我想用不了幾年，公平的訴求就會超過效率的訴求。這也是第三個三十年所呈現出來的東西。
「麻煩事兒」還有很多。除了公平，老百姓對民主和自由的訴求也在快速增長。互聯網進入中國，顯現出超過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攪拌能力」。
雖然在互聯網上，「白巖松」隔三差五就「被自殺」「被封殺」「被辭職」，我依然是互聯網的支持者。為什麼？互聯網啟蒙了中國人的民主意識：你可以不同意別人說話的內容，但要維護別人說話的權利。你要習慣與刺耳的聲音共處，與糟糕的評論共處，與謊言共處—真理的價值不是獨立存在，而是與荒謬同在。
有人說應該控制互聯網上的謠言，務必謹慎，併合理合法。正如化療在殺死癌細胞的同時也會殺死正常細胞，謠言被消滅了，真理也就跟著消失了。
真正需要強調的，是如何傳播真理的聲音。2011年《人民日報》有一個評論，「目前的中國是改革和危機搶時間」，我非常認同，也曾多次援引。
社會上的群體事件，正從過去的不發達地區—貴州的「甕安事件」，湖北的「石首事件」，擴散到發達地區—「廈門PX項目事件」、「東莞水污染事件」。過去媒體人強調更多的，是監督政府權力的運營、監督法律的運營等，但是現在，媒體也要強調每個公民自我的改變。社會問題不僅僅是改革的階段性產物，也有民族性的根源，每一個人都該在其中承擔責任。
十年中國：只顧摸石頭忘了過河？
第三個時間跨度，是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標誌的「十年」。
我很幸運地經歷了從1994年恢復關貿總協定，到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的全過程。面對加入世貿組織，我們曾有無數的擔心、憂慮，但是當你走過第一個十年，並以此為節點回頭去看，就會發現大多憂慮是沒必要的。
比如汽車行業，最近三年一直保持兩位數的增幅，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汽車產量最大的國家—十年前誰能想得到？更重要的是，在這個新的歷史節點上，我們該思考的是中國下一步怎麼辦？是不是到了啟動新一輪改革的時候？毫無疑問，時候到了，然而一系列的矛盾都卡在這兒。
我舉幾個例子。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廣東家長教育孩子經常這樣說：「你不好好學習，將來就只能當公務員。」再看現在，公務員熱成了什麼樣？很多腐敗現象也正是從這裡滋生出來。山西長治環保局，完全算不上「大衙門」，但一個家長為了幫女兒在這裡謀個職位，要掏近十二萬元行賄。這錢得多長時間才能掙回來？
可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十年，從某些方面看，市場經濟的改革不是前進了，而是倒退了。最有吸引力的並不是與市場經濟緊密掛靠的部門。「國考」成了「天字第一號」，比高考競爭還激烈。
還有，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第一次明確了公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也擁有了第一個民營企業的黨代表。我們強調私營、民營、集體、國有等企業一律平等。十五年過去了，我們做到了嗎？
眾多中小私營企業資金鏈斷裂，因為銀行出於「避險」的考慮，不願意給他們貸款。銀行貸款部門的負責人是這麼琢磨的：給國企貸款出了問題，大家一起背黑鍋；給民企貸款出了問題，就是個人的責任。可是在支撐就業方面的貢獻，民營企業早已超過半壁江山。
很多年前，中央就制定政策，提出某些壟斷行業可以更大範圍地面向民營資本放開，但是實現不了。為什麼？屁股決定腦袋，都在考慮地方利益、部門利益。
還有關於財政收入高度集中的問題。上世紀九十年代這樣的做法是對的，集中財力幹大事，支持農村、支持西部，包括建設一些落後的公共事業等。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要不要為地方回補？
中央對於房地產的調控愈演愈烈，已經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那天「北京地王」出來，我們做了一期節目，發明了「總理說了不算，總經理說了算」這句話。幾乎全中國所有的城市，市政府都搬遷了，為什麼？就是要把老地賣個高價，再讓一塊沒有價值的新地，隨著市委市政府的遷入而升值，政府就能多一些收入去幹事。不要總認為這裡都是腐敗，很大程度上是土地財政的倒逼。是誰逼著地方搞土地財政的？將來中央跟地方的分稅要不要進行改革？
無數個改革的需求擺在面前，迫在眉睫。
還有更加敏感的問題：政治體制要不要改革？
也許到了要改革的地步，因為上層建築、經濟基礎之間的關係需要理順。「十八大」之後我們要思考共產黨執政的合理性問題，我們的程序如何合理？
我曾經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問，共產黨的民主模式是什麼？我非常願意相信，有可能是黨內競爭。或許未來五到十年，會有這樣的試點：某個縣委書記或縣長，由三名共產黨員同時競爭，走民主程序。中國的民主投票權一定從黨員開始，然後再向黨外擴展。所以我希望有更多願意推動國家前行的人成為黨員。
建黨九十週年的時候，總書記講話談到幾個「風險」，第一次提到這個詞—懈怠。這話值得玩味，明顯是有所指的。改革進行了三十多年，大家都有些鬆弛了，前行的動力不足。
同樣是在建黨九十週年講話中，還有一個重大轉變。過去「發展」是第一要務，現在「穩定」和「發展」並列為第一要務、硬指標。圍繞這些局面和細節，我們的確要想：改革一直強調「摸著石頭過河」，但我們現在是不是只顧摸石頭忘了過河？
對於發展改革委的朋友，光有理想是不夠的，還要有一個正確的方向。扛著所謂的理想大旗走在錯誤的方向上，比不走還糟糕。
2012年的中國：繼續努力，並多些釋懷
最後一個歷史節點，就是此時此刻，2012年。
2012年，可以用很多「大事件」去定位。全世界的大領導都要換了。美國要換了，法國要換了，俄羅斯要換了，中國也要換了。
這一年，對媒體來說挑戰很大，大家會下意識地說：「哎喲，換屆之年得小心點兒。」可是，有一句話對我影響很大，「你把對方當朋友，他就真的成為你的朋友；你把對方當敵人，他就真的成為你的敵人。」這句話適用於人與人相處、國與國相處，稍微改一改，也適用於人與年代的相處。「你把這一年當成改革年，改革就會推進；你把這一年當成停滯年，改革就會停滯。」
還有一句歌詞，對我們這代人影響非常深遠：「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和你？」年輕時認為，當然是「我們改變世界」了，要是被世界改變了豈不很悲劇？但是二十多年過去了，回頭再看走過的道路，才會發現事實的真相：我們改變了世界，世界也改變了我和你。
很多年前，龍永圖告訴我：「談判是雙方妥協的藝術。」人生就是一場談判，與夢想談判，與時代談判，與身體談判，要懂得有所妥協。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百分之百的純金，又有誰可以圓滿地實現理想呢？進一步，再退半步吧。任何一個時代，所謂的終極目標，永遠無法達成。
國家發展改革委的朋友也要明白，你殫精竭慮地付出一生的努力，時代的病狀依然不會徹底消除。每個階段有每個階段的問題。唐朝、宋朝、清朝都曾是盛世，但如果你能穿越回當時那些知識分子雲集的酒館，會發現他們也同樣憂心忡忡。憂心忡忡是知識分子的天然使命。
中國這列火車，我們希望它朝著正確的方向走。但是別忘了，一定有人攔在車的前面把它往回推，也有人在側面瞎推。更可氣的是，還有相當多的人，坐在車頂上，事不關己。這是一個非常殘酷但必須接受的現實。好，我們接受。但在接受的同時，確保自己是向前推動的人群中的一分子就好了。
2012年 國家發展改革委
自己的讀後感
去發改委談改革，還呼籲多推動改革，好多人聽說後嘲笑我：膽兒挺大的啊？那是2012年1月份，十八大還有近一年才開，「改革」與「中國夢」還不是熱詞，有機會進發改委，當然要說說。
現在，這兩個詞已經大熱，很欣慰，但也到時候該談談別的了。
2015年春節，我給朋友自創短信賀年，最後我對新一年的祈願，用了三個「開」：開放、開明、開心。
當改革重新熱起來，並向深水區挺進的時候，我發現「開放」二字被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可別忘了，中國改革的起步，「改革開放」是不可分割的黃金組合，甚至從某種角度說，開放，正是改革的一部分。
今天再提開放，不僅是開國門建特區的問題，更在於心靈、頭腦與思維意識的開放。這些年，中國進步很大，相當多的人自信起來，這是對的。但如果自信到自以為是、封閉及老子天下第一的狀態，那就錯了。
而開明是期待中國能真的自信，因此更包容更多元更讓人有安全的自由感。如果很多人都是擔心、顧慮，說言不由衷的話，那時代與個體又如何真正地開心呢？
只有更開放更開明，我們才會更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