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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 真相不是非此即彼

我們從哪兒來,到哪兒去?

中國結束了挨打的時代、挨餓的時代,正在進入一個挨罵的時代。

革命黨就是率領一撥人修理另一撥人,執政黨則要為所有人服務,包括不喜歡你的人。

2010年是深圳特區成立三十週年。

原本想講的是「公民」「幸福」這樣的字眼,但在來的路上,忽然覺得深圳在中國人心目中是「離世界最近的地方」,似乎也是「離中國的未來最近的地方」。深圳「市民」到「公民」的距離,在我看來也非常近了。所以今天就講「世界、中國和我們自己」。

改革開放,從會念「圳」字開始

剛才工作人員讓我給市民大講堂留一句話,我寫了一行字:從市民到公民。

成立特區三十年的深圳一定有一些困惑:現在的特區「特」在哪兒呢?還能向哪兒走呢?

是,很多東西已經不「特」了。從飛機場出來,不用再拿著身份證和特區出入證,在關口被盤問半天了。到了深圳,你會發現也沒有什麼東西可買。據我所知,最近深圳人民倒很有熱情地到香港去買東西,甚至連醬油都買。也就是說,深圳的食品也讓深圳老百姓有一些不安全感。

從經濟發展的道路來看,在各種優惠政策下,比深圳能折騰的地方也更多了。中國的三級改革始於以深圳為代表的廣東、珠三角,到九十年代進入以浦東為代表的長三角,再到新千年,進入以天津濱海新區為代表的環渤海地區。深圳特區走到三十年的時候,會有一些方向上的迷茫,這非常正常。

但是,深圳作為特區之「特」,恐怕還有長存的必要。未必還在於經濟上的突破或探索,未必還在於能買到一些別處買不到的東西。但是,在公民社會的建立、民主與政治體制改革、政府與社會及公眾之間的關係、創新與創造等很多層面上,深圳依然領先。

也就是說,深圳特區的頭三十年,基本上完成了「在經濟層面為中國蹚一條血路」的使命。接下來,深圳應該主動承擔起這樣一項任務:為中國社會改革、為未來那些無法用數字衡量的目標的實現,去蹚出一條血路。

關於深圳「無法用數字衡量的目標」,這兩年我一直非常關注,比如公民問題、志願者問題、政府舉措。關注深圳老百姓在用什麼樣的方式和渠道參政議政,並且推動社會進步。以一個外來人的角度看,我對深圳在這些方面的「特」仍有相當多的期待。

我曾在節目中公開說過,經濟方面,如果還指望深圳一枝獨秀,那將是我們的悲哀。如果深圳依然在經濟領域—包括制度層面、改革層面、品牌層面—遙遙領先,令其他城市望塵莫及,那麼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太失敗了。還好,事實上沒這麼失敗。所以從公民社會的建立來說,深圳大有可為。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全體人民不再把「深圳」念作「深川」開始的。那時我自己還是一個孩子。這個開場白,也算寄托了我個人對這三十年特區之路的紀念和感謝。作為媒體人,對這裡更多是期待。

世界:中國進入「挨罵」的時代

三十年,有時候連一個逗號都算不上,更不要說句號,頂多在回憶當中留下一個感歎號!

很多年前我去袁庚(編者註:1979年任深圳蛇口工業區管理委員會主任,負責蛇口工業區的開發)老爺子家裡採訪他。他家南面的窗外,是一片怪石嶙峋的海灘—對,不是風景優美、沙灘綿延的海灘。但是老爺子非常平靜,給我講了很多往事,讓我感慨萬千。他當時級別並不高,但在改革歷史進程中,權力足夠大。他的平靜來自一種很大的成就感和滿足感。雖然還有很多不如意,但畢竟邁出了很大的一步。

特區之「特」也在於足夠寬容,不僅僅要感謝那些立過功的人,也要感謝那些曾經想立功卻不幸犯了錯誤的人。立功者當然應該贏得掌聲,而犯錯者何嘗不是有益的前車之鑒?如果僅僅為了私利犯錯,那是不可饒恕的,要交由法律處置。但事實上,有很多「錯誤」是出於特區之「特」,出於改革,出於「多走兩步」的用意。那些教訓也成為後來我們的經驗。所以,不妨邀請現場的各位,為過去三十年在這塊土地上成功過或失敗過的人們,鼓一次掌。

我曾在節目中說過這樣一番話:六十年前,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說「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中國結束了挨打的時代;此後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國結束了挨餓的時代;現在,中國正式進入一個挨罵的時代。

我們與世界的關係微妙而奇怪,誇張的表揚與誇張的批評迎面而來,最高的禮遇和最惡毒的打擊迎面而來。一方面在西方媒體上,胡錦濤超過奧巴馬,成為對全世界影響最大的人—你知道這事兒挺誇張的;另一方面它又會把「諾貝爾和平獎」給劉曉波,發生在同一年。

薩科齊曾經非常不理智、不禮貌,差點兒葬送了中法之間多年積累的友誼。但是這一次胡錦濤去法國訪問,薩科齊又到機場迎接,然後全程陪同,這是過去從沒有過的。你想,一個國家領導人全程陪同—上廁所、睡覺除外—這幾乎是最高規格的禮儀。

因此全世界很多媒體也在分析「為什麼」。世界看中國的面孔,哪一張才是真的?事實上,如此錯綜複雜的面孔,就是世界看中國的面孔。未來十年,甚至很長的一段時間,中國都將面臨這樣的世界環境。不適應嗎?要適應。

在一個話語權力和實際權力的俱樂部裡,突然闖進了禮儀不那麼優雅、穿著不那麼講究的一員,充滿「泥沙俱下的活力」,讓人一時很難適應。何況相當多外國朋友,對世界的瞭解十分有限。千萬別以為他們除了火星哪兒都去過,相當多的美國人一輩子沒離開過他那個小鎮,你能指望他對中國有一個清晰的判斷?

1995年我去美國,在紐約住賓館,進來一個打掃衛生的黑人男服務員,非常認真,給我們介紹房間設施:「這是冰箱,夏天用來儲藏食品,不讓食品壞。」然後友善地問我們:「請問中國人一般用什麼儲藏食品?」他天然認為中國是沒有冰箱的。我懷疑他一會兒關門出去的時候會想:「這幾個中國人為什麼沒留辮子?」

前幾天「諾貝爾獎」評委會秘書長在演講時,也談到他對中國「不是很瞭解」。不是很瞭解,怎麼就這麼輕率地做出了一個「諾貝爾獎」的政治決定呢?他也承認這是一個政治決定。所以,不要指望別人對我們非常瞭解,更何況,還把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想像成前蘇聯和現朝鮮的外國朋友也不在少數。

我不止一次在國際論壇和國際媒體的交流中告訴他們,不要再拿「前蘇聯」、「前中國」(「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之前,全體人民不認識「圳」字時的中國),以及現在的朝鮮,去衡量當下的社會主義中國。不能不懂中國人的智慧,什麼叫「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什麼叫「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就是對過去的一種改變。

當今世界上,喜歡中國的人相對少,喜歡中國人民的人在增多,但是大家都喜歡中國人民幣。這就是世界對中國的面孔如此複雜的根本原因。

這時候中國面臨的考驗就變得格外嚴峻。比如釣魚島問題,最近一段時間沸沸揚揚。中日兩國的歷史問題已經很棘手了,可是相對領土問題來說,還是有斡旋空間的。領土問題沒得談,誰也不會退讓半步。

中國跟亞洲其他鄰居的關係也挺麻煩,菲律賓、越南等,更不要說角力的另一方其實是美國。奧巴馬到訪印度,印度給予非常高規格的接待,奧巴馬強調:「印度是我們維護亞洲關係最重要的基石。」為什麼奧巴馬要到印度?背後當然有很多因素衝著中國。中國正面臨著最錯綜複雜的世界局勢,而且躲無可躲。

大家要相信一點,在外交上沒有永遠的朋友,當然也沒有永遠的敵人。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在高度保護本國利益的基礎上,發展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國際上有活雷鋒?不可能。在這種前提下,就需要更多的智慧。

還有一個挑戰,不知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幾年中國在國際上面臨的很大一個挑戰,是權利與義務的平衡問題。你希望擁有越來越多的權利,但是別人希望你承擔越來越多的義務。

鄧小平在世時,曾經給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定了一個基調,叫「韜光養晦,不當頭」。幾十年來,中國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延續著這樣一個立場。但是,當一個國家的GDP成為世界第二,當你擁有越來越多的話語權利和其他權利時,想韜光養晦都很難。一個人絕不是想低調就能低調的,樹欲靜風還不止。中國一直強調,我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代表,而國際上相當多的國家要求你承擔發達國家的義務。

另外,中國提出了「軟實力」的概念,就是那些無法用數字衡量的目標。我之所以對深圳寄以厚望,更多也是在「軟實力」這一方面。一個國家的國際影響力,通常與它的經濟實力成正比,少數國家例外。比如希臘對全世界的影響,與它的經濟實力就不太成正比,因為它依靠的是強大的文化歷史遺存,讓世界對它有更大的認同。但是這種國家畢竟是很少見的,更常見的情形是「美國製造」「日本製造」隨著本國影響力的持續擴大,輸出到全球。麥當勞、肯德基、好萊塢影片裡全是美國文化,這就是「軟實力」的輸出。

有人說中國文化深深地影響了日本,我說那是老祖宗的事兒。過去這五六十年間反過來了,是日本文化深深地影響著中國。女士的衣服、髮型,現代漢語裡的很多詞彙,「警察」「派出所」「公務員」等等,都是從日語裡來的。中國「70後」「80後」的孩子是看著《鐵臂阿童木》《哆啦A夢》長大的,而日本孩子頂多知道中國的孫悟空,還是從爺爺那裡聽來的。所以,得臉紅一下。

除了臉紅之外,我們還能做點兒什麼?

「中國製造」的產品已經大規模地走向世界,為你獲得誇張的表揚和誇張的罵提供了機會。為什麼所有誇張的表揚和誇張的罵都落在你頭上?他們怎麼不去表揚或罵馬達加斯加、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因為你跟他們有實實在在的關係,他躲不開你。

「中國化」似乎成了全球化的代表。在美國,在澳洲,甚至見外國人比見中國人還難。悉尼的任何一家商店都有中文非常流利的店員。你說,西方世界對你能不警覺嗎?反過來,我們也要用一種更新的視角、更長遠的心態去看待世界。除了為本國經濟指標感到自豪,也要為人類的發展貢獻更多的理念價值和務實推動。是世界改變了我們,還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都有。

老祖宗說「君子和而不同」,這是中國同世界和諧相處的大智慧,大根基。

我們不能再指望一夜之間的革命。那不過是一群喊著革命口號的人以革命的名義去征服了另一群人,大概不久以後就會成為下一撥被革命的對象。歷史不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嗎?有多少革命者能夠自我更新呢?

共產黨從十五大、十六大開始,也將自己的角色慢慢從「革命黨」轉變到「執政黨」,潛台詞裡已經放棄了「革命」這個概念。革命黨是什麼概念?革命黨就是率領一撥人修理另一撥人。執政黨則要為所有的人,包括不喜歡你的人,提供服務。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變化。

中國:在動態平衡中解決問題

接下來談中國。

作為一個中國的公民—我現在更願意用「公民」這個詞,不僅僅是天下為公,而是每個人天然就是公民—在這個社會上很難獨善其身。你的幸福、你的快樂,你所有的事情都跟周圍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比如今天,我的腿在踢球時受了傷,在機場不得不坐輪椅。首都機場租一個輪椅很貴,那麼近的路,收四百塊錢。我說這近乎於搶,但你毫無辦法。

這還不是最麻煩的。飛機停在沒有廊橋的地方,先下舷梯再坐擺渡車,你得等到所有乘客都走完了,才顫顫巍巍把乘務員叫過來。

「我怎麼下去?」

「輪椅就在下面。」

「問題是我怎麼下去?」

「我攙著您吧。」

「我要是能讓您攙著走,還用叫輪椅?」

他能想到攙你下去已經不錯了,他不會考慮到你的尊嚴。

我剛才從外面進大講堂,入口處只有一個樓梯,我建議將來再增加一個坡道。誰說坐輪椅的人就不可能來到這裡演講或聽演講呢?小小的一個改變,折射出對人的尊重卻很偉大。

我是「亞殘運會」的形象大使,我一直在倡導某些用詞的改變。過去我們說「殘廢人」,現在叫「殘疾人」,不,將來要改成「殘障人士」。僅僅改這個稱謂還不夠,還得把我們由「正常人」變成「健全人」。有時候,「平等」就體現在一點一滴的言語和行動中。

舉這兩個有關尊重和尊嚴的例子,是想說明,中國自身的問題要比面對世界的問題複雜得多。剛才講世界問題,已經讓大家出了一腦門子汗,輪到中國問題,八腦門子的汗都流不完。

比如人口老齡化問題。我看到現場有很多老人,這一代老人面臨著很多挑戰。可能十年前退休、二十年前退休,工資都各不相同,我估計能到場交流的,可能經濟狀況要算好的,還有很多老人一肚子委屈。但我想說的是,你們這一代老人比我們幸福多了。我都不能想像我們這一代老了會是什麼樣。

那天我在節目裡看到天津一位老人有四個孩子,其中兩個女兒為了伺候他,不得不提前退休,日子過得很艱難。可是我對他首先不是同情,而是羨慕,因為他有四個孩子在身邊為他養老。

我們這一代人,包括比我們小的一代人,幾乎沒想過會讓孩子養老,想的都是在福利院裡打麻將。由打麻將變成斗地主,然後下象棋,最後一個人弄弄十字繡,如果剩下的那個是你的話。

現在,中國六十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3~14%(註:2015年已超過15%),這個比例很可愛,意味著中國老齡化程度還沒有發展到讓人擔心的地步,起碼還有十年的人口紅利可吃。但問題是,我們人口基數大,六十歲以上的人迅速超過2億。

在日本,這個比例是多少呢?六十五歲以上老人約占總人口的25%,也就是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人年齡超過了六十五歲。日本男人平均壽命在全世界排第二,女人平均壽命世界第一,所以在那個國家,六十歲左右的只能算是中年人。

很多人說,日本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至今,這二十多年在經濟領域被美國黑了。其實,日本所謂「失去的二十年」,主因在於人口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消費能力開始減弱,國內創造能力疲軟。日本首席經濟學者在一場小範圍對話中,首先講到的就是人口老齡化問題,所以中國一定也會有這一天,而且正好被我們這代人趕上。

這些還僅僅是細節。從宏觀上看,中國面臨一個相當大的挑戰,就是由前三十年的「效率第一」逐步轉向既關注效率、又關注公平。如何使「效率」和「公平」之間達成新的平衡?

比如,毫無疑問,富士康的代工模式使效率達到了極致。但是其接二連三的墜樓事件之所以引發全國乃至全世界媒體的高度關注,是因為我們現在對效率已經不像過去那麼看重,我們開始看重公平。

「公平」二字,包含著很多信息,比如人權、民主、平等、自由等。富士康做了相當多的工作,人力成本倍增,但只是延長了悲劇發生的間隔,並未徹底根治。我想不僅富士康,所有勞動密集型企業,都很難在短期內解決同樣的問題。

因為現在的年輕人跟父輩已然不同。「50後」「60後」那批務工人員,初來深圳,做好了吃一切苦的準備,他們的目標是改善家庭生活,而不是為自己,因此任何事都難忍也能忍。而且,那時城鄉反差較大,城市帶給他們的,除了艱辛之外,或許還有一點小小的新奇感和成就感。即使目睹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也覺得天經地義。所以那時的務工人群心理上相對穩定。

到了「80後」「90後」這批年輕的務工者,他的目標不再是改變家庭的命運,而是改變自己的命運。其中大部分初中畢業,也有相當多是高中畢業,文化素養普遍高於父輩。他們也玩手機,聽MP3,去網吧打遊戲。這樣一批人的心理訴求跟父輩是不一樣的,他們更渴望公平。不公平的待遇會對他們形成一種很大的壓力和刺激,繼而心理問題上升到社會問題。

引起廣泛關注的「強拆」,矛頭也指向「效率」和「公平」的重新博弈。十年前,沒有人議論「強拆」問題。不僅僅是因為沒有《物權法》,還在於那時效率第一。城市要快速發展,生活要快速改善,基礎設施要快速增加,「強拆」司空見慣。

但是現在,公權利與私權利產生了對峙,人們的維權意識也在覺醒,使得過去一直存在但長期不被重視的問題,終於浮出水面。

自己:超越物質的期待

最後談我們自己。

今天的中國人離世界很近,離自己卻很遠。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特質—「我要」!但是要什麼,還真不知道。

曾有外國人被問到:「中國讓你印象最深的是什麼?」答:「紅綠燈一點兒用都沒有……」聽起來像抱怨,其實不是,後面還有句由衷誇讚,「但是從來不出事。」

中國是一個「亂中有大智」的民族,擅長在混亂中建立一種安全,事故發生率好像並不比那些遵守秩序的國家高太多。這是中國人的本事。但是讓人感慨的是,那些習慣闖紅燈的人,越過無數潛在的危險衝到了馬路對面,其實也沒什麼急事。

我在北京的三環路上開車,經常遇到一些車像「瘋狂老鼠」似的,在幾個車道間來回鑽,一會兒一個急剎車,讓周圍的車很不安全。開出十幾公里了,發現他也沒超出多遠,還在我旁邊。

這樣的情形見多了,我們就要思考:中國人怎麼了?

窮怕了,人太多得搶,先佔到手裡再說,這是一種苦難的遺傳。過去十個人只有三個饅頭,必須先把饅頭搶到手裡,再決定我是餓還是不餓。如今苦難消逝已久,饅頭供應充足,但「搶」的基因還在。

我現在關心的是中國人到底要什麼,該要什麼。

有時我看到身邊的人玩命賺錢,可是從來沒有花錢的時間。這讓我很困惑,因為花出去的錢才是你的。還有很多的人聲名顯赫,但其實非常可憐。說得好聽點兒是為社會打工,事實上是為周圍所有人打工。一個年收入幾千萬的老闆,你認為他還是在為自己工作嗎?

前幾天還做了一個減肥的節目,一位美國的醫學專家說:我們追求的是「活得健康」,別忘了「活」在「健康」前面。然而現在很多拚命減肥的人,都是並不需要減肥的人。苗條作為體型的一種,已經被時尚化了,繼而用於減肥的處方藥被當成了保健品。接下來,哪裡有需求,哪裡就有陷阱;哪裡有熱潮,哪裡就有危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是不是也走偏了?

我四十歲的時候寫給自己十二個字—捍衛常識、建設理性、尋找信仰。

為什麼叫捍衛常識呢?因為常識就在這兒,需要你捍衛。我們的欄目叫「新聞1+1」。1+1=2,很簡單,人人都知道?不一定。稍有一點兒利益誘惑,就會有人大言不慚地說出「1+1=3」。過去人們在很多情況下違背常識,不說真話,是因為畏懼;現在卻是為了利益,滿大街氾濫著「偽常識」。

比如健康領域,我的媒體同行會公然給「偽常識」的傳播提供方便。台灣來的某人講「無毒一身輕」,他說中國人吃的東西都不能吃,只能吃他說的紅薯。這事兒一聽就不靠譜,我找到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群安,問他管不管,趕緊讓專家出來以正視聽,這是常識。他們倒也找了,專家也出來說了話。但我發現在某些時期,常識幹不過偽常識。偽常識會包裝、會宣傳,依然暢通無阻,從湖南傳到北京。沒隔多久,台灣司法機構把這哥們兒抓回去判了。

為什麼要建設理性?因為理性有了一部分,還需要逐步建設。但是為什麼要尋找信仰?因為信仰幾乎一點兒都沒有。

中國的信仰,是千百年來儒釋道的雜糅,是唐詩、宋詞中傳承的審美,是爺爺奶奶講給你的故事,是別人看待你的眼光裡無形的約定俗成。但是這一切從「五四運動」到「文化大革命」全毀掉了,只留一片空白,接下來改革開放,慾望撲面而來,沒有信仰的中國人底線層層突破,最後你不幸福,我不幸福,大家都不幸福。

所以,回到最初的問題,我們到底要什麼?

我們剛一出發的時候就是為了去人民幣裡找信仰嗎?去權力裡找信仰嗎?當然不是。我們是為了幸福而出發,為了讓人生有價值而出發,為了那些無法用數字衡量的指標而出發。為什麼走著走著就走偏了呢?

我這個年歲的人都知道「異化」這個詞的含義。現在的中國人就是異化了,原本一路奔幸福而去,現在成了奔GDP而去……

但我並不因此而悲觀。我們正在接近一個時代的折返點,有些東西繼續向前,有些東西停在原地,或向回轉。比如深圳這樣一個下雨的週末,一個市民講堂,沒有對面商場裡的打折優惠,給不了你什麼實際的東西。但是依然來了這麼多人,尤其是那些站著聆聽的朋友,一定是因為它能滿足你另外一些需求。

這些內心深處的超越物質的期待,就是我們每個人的未來,就是這座城市的方向。

2010年 深圳市民大講堂

自己的讀後感

我們好多人都習慣了焦慮。

也是,時代的速度太快了,誰也不敢踩剎車。都想跑,沒辦法,不競爭好像就不是當下的中國人。這是個體焦慮的緣由。

而整個群體,焦慮也是共性。想想中國此時到處是成績,可也到處是問題。有時候都慶幸,這麼多問題的中國,怎麼沒太出事兒地走到了這個地步!

焦慮也不會讓目標一步到達,得學會把有些事兒交給時間。解決中國的好多問題,真正的幫手只能是時間。

這麼一想就從容了。寫《繁花》的金宇澄,在一次訪談時聊到:從發展的眼光來看,你只能寄希望於未來。我從來沒覺得我們這一代怎麼樣,我們看歷史書,翻一頁就是五百年……

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也是這樣吧。2014年初,在法國巴黎見到咱們剛派過去的大使,他給我們講了一個趣事。在外交部時,經常接到老百姓郵過來的鈣片,潛台詞很明確:中國外交太軟,需要補鈣。可到了國外,聽得最多的卻是人家天天覺得我們的外交太強硬,總欺負他國……你看,矛不矛盾?

沒錯,我們正處在矛盾中前行的中國,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