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是：愚蠢卻勤奮。
眼下這個時代的不夠公平，是通往更高層次的公平的必經之途。
今天，主持人的開場白為我拉了很大的大旗，也扯了很多的虎皮，其實所有的頭銜和獎項全是虛的，講得不好，大家照樣可以喝倒彩。
同時我希望，今天不是我單方面的講話，而是我們共同來溝通。我需要開放、自由，甚至反叛，甚至懷疑。大家和我一起去製造這樣的一種氣氛。你們要相信，白巖松說的很多話不是句號，而是問號；不是答案，而是問題。白巖松不是要給你灌輸什麼，而是在碰撞中把問號留在你的心裡，然後在以後的日子裡自己給出答案。
當然我還要說，校方給我出的題目是「人生、理想、責任」，題目太大了，無論其中哪一項，都不是短短一個小時能談完的。所以我今天要講的，是我們生存在這樣一個時代，心理上面臨的三對矛盾：痛苦和快樂；理智和情感；夢想和現實。
治標更要治本
很多人曾經問我，《痛並快樂著》這本書是不是在寫你的個人經歷？我說不是，我沒有這樣的慾望，去寫一本反映自己經歷的書，但我們可以談談「痛苦」和「快樂」的概念。
我個人認為這是改革開放二十年來，每個中國人都會有的一種內心的觸動：快樂不是單純的，痛苦也不是絕對的，它們混雜在一起。比如，當你的親屬或你自己在改革的環境下，在競爭的機制中，向前邁了很大一步的同時，可能會有另外一個親屬下崗了，或者在競爭中成為一個失敗者。
過去二十年中，我們的心情總在起起伏伏，中國改革進程的一個鮮明特徵，就是每走一步都很不容易。但是只要始終在向前一步一步地邁進，我認為就是非常可喜的。
我不敢奢望所謂的「大踏步向前進」，不敢奢望「一馬平川」「一帆風順」，那不是中國。前進一步退半步，再前進一步再退半步，這是正常的，而且足以讓我們感到快樂了，因為總體方向是向前的。如果前進半步退一步，再前進半步再退一步，即使處在前進的這半步當中，又有什麼可快樂的？因為總體趨勢是向後的。
我是1989年夏天大學畢業的，到現在已經十一年了。離開校園十一年，我最大的收穫是學會了三個字：不要急。當初在校園裡，我也是像大家一樣的熱血青年，希望很多事情能夠在一夜之間發生改變，但是現在不會了，雖然血依然是熱的。
我特別相信「不要急」這三個字裡所蘊藏的一種力量。
當然，有些變革可以在一夜之間發生，但那對於中國是摧殘性的，這個國家承受不起。幾百年歷史沿革中，中國已經積累了很多傷口，很多病患，僅用西醫祛除「表徵」是不行的，需要用中醫的方法去「治本」。大家知道，中醫療效很慢，但是效果是非常穩固的。
我只是用西醫和中醫做一個比喻，請大家不要理解成我反對西醫，我是一個所有先進文明的積極支持者，尤其怕師弟、師妹們在這一點上發生誤解，所以要特別聲明。
中國改革就是這樣，需要用「治本」的方法建立起一種機制。
曾經有很多人跟我探討：《焦點訪談》是不是解決具體問題的？我說不是。
在這裡我可以先列一組數字：《焦點訪談》一年播出三百六十五期，滿打滿算批評性報道二百多期，也就是說一年能解決二百多個具體問題。但是我們每天通過來信、來電、電報接到的投訴事件都有上千件，也就是說一年播出的節目也解決不了一天的投訴。那麼顯然，《焦點訪談》這樣的輿論監督節目，絕不是為了解決具體問題，也解決不了。它所做的，是通過一個又一個具體問題的解決，去督促一種機制的建立。
改革改的是什麼？改的是機制。我們要建立一種奔著百年老店、千年老店去的機制。
今天上午還有人問我，你怎麼看待反腐敗？我說反腐敗絕對不是處置幾個高官就可以徹底解決的，必須在我們的社會中、生活中，建立起非常良性的機制，使腐敗行為的實施者由「不想」轉變成「不敢」和「不能」。
人性有很多弱點，包括貪慾在內，絕不是靠思想教育工作就可以全部解決的。一方面需要思想教育工作，讓人們「不想」做壞事；但更重要的是建立起合理機制，讓人們「不敢」「不能」做壞事。
「不敢」是很大的覺悟，「不能」才會讓人真的放心。
比如偷稅漏稅這件事，也許美國的稅務局局長在年關的時候，可以對所有國民說這樣一句話：「歡迎偷稅漏稅，但是請別被我抓到。」因為他知道他能夠抓到。在中國呢，很多公共場所的廣告牌上都寫著「依法納稅是每個公民的責任」，但是很多人都在偷稅漏稅，為什麼？因為他知道他不會被抓到。
腐敗也是這樣，成本太低了，只要運氣不是太差就不會被抓到，那麼腐敗的滋生面就會變得很寬，被大多數人習以為常。
我1996年採訪過大慶市的市長。這是一位老勞模了，江蘇常州人，六十年代大學畢業就分到大慶，吃苦受累，暴風雪中干打壘，最後一步一步成為市長，為大慶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大半生心血。我認為他是一個很優秀的人。那次採訪，跟著他回老家，看到他對家鄉仍然懷有滿腔熱血，盡己所能為家鄉人民做事，也給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但是有那麼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後，一個人去找他，希望他給批一個原油指標。這原本是他分內的工作，但那個人暗示他，如果您給我批這個條兒，我給您姐姐二十萬塊錢。當時他姐姐就在現場。
他可能也沒太認真，隔了幾天就把條兒批下來讓人家領走了，沒想到那人還很實在，後來真給他姐姐送去二十萬塊錢。他姐姐拿了錢很著急，來找弟弟，說這是別人送你的錢。他看都沒看就說，你留著花吧。
所以說，中國的腐敗絕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驚心動魄」。如果都要像地下工作者一樣謹小慎微、周密計劃，才能進行腐敗，說明腐敗的難度很大、成本很高。但事實恰恰是，就在某一個很平常的下午，很平常的工作往來中，腐敗就輕易發生了，然後很快就被遺忘了。它的真正可怕之處，就在於這種輕易性和隨意性。
後來，這件事情暴露之後，他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老淚縱橫。我想他可能這時才意識到，這就是腐敗，這就是貪污受賄。這麼輕易的沒過大腦的一個舉動，要用十年牢獄生涯去彌補，太對不起自己一生的付出了。
還有他的老姐姐，錢，一分也沒落到手，卻因為這一念之差讓弟弟坐了十年牢，據說他在牢裡的頭幾年，不斷地鬧絕食，想自殺。想到這些，姐姐的後半生該怎麼過？
這個故事，以及所有和它類似的故事，都讓旁觀者感到痛苦，這種痛苦和我們的制度有關。但是當你走過一段回頭看，發現很多事都向好的方向邁進了一步，又是快樂和欣慰的。
不說國家，具體到個人經驗，大學時代不也是這樣苦樂交織嗎？變革有變革的痛苦，快樂有快樂的代價。
我哥哥和他的同齡人是七十年代末上的大學，他們根本不擔心畢業分配，會有無數個單位搶著要他們。但是到我們八十年代末畢業的那批學生，就已經沒那麼搶手了，得自己去聯繫單位，努力表現，多爭取印象分。
現在的大學生就更痛苦了，恨不得剛上大一就要開始考慮未來，在數百人、數千人中間去尋找自己的位置。你們擁有更多選擇的同時，也必須面對更多的競爭；自由更充分，決定也必須更慎重。
生逢改革這樣一個特殊發展階段，痛苦和快樂相互糾纏，是我們這代人和你們這代人，甚至好幾代中國人共同的宿命。當然，即使沒有改革帶給人們的心理振蕩，痛並快樂著也是人生的永恆主題。
季羨林老先生在《八十述懷》這篇散文中，寫過這麼一句話：「如今竟然活到了八十歲……未來的路不會比過去的更筆直、更平坦。但是我並不恐懼。我眼前還閃動著野百合和野薔薇的影子。」
老人的這句話其實就是說，他依然有夢想，夢想牽著他向前走。
誰能讀懂「韜光養晦」的痛苦？
我要談的第二對矛盾，是理智和情感。這個話題就跳出了個人的感覺，更多是中國面臨的現狀。
比如1999年南聯盟中國使館被炸，如果當時任由我們的「愛國情感」爆發，我相信會是這樣的局面：兩天之內美國駐中國所有的大使館、領事館都不見了，一個禮拜之內所有的美國人都鼻青臉腫，一個月之內連長得像美國人的少數民族同胞都很危險了……但是它能解決什麼問題？放縱情感能解決什麼問題？
我至今依然慶幸，當初中國處理這件事的策略十分得體，人們首先有一個情感的大爆發，接下來理智就佔了上風。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5月9日凌晨4點，我在為《東方時空》特別節目寫結束語，當時很矛盾，想用一種非常「過癮」的方式來表達憤怒，但最終沒有選擇用這種寫法來簡單粗暴地拱起人們心中的火，而是寫下這樣一段話：
「今天是5月9日，母親節，一個原本充滿了溫馨的日子，但是我們都不能溫馨地過了。一個母親和一個未來很有可能成為母親的妻子，在昨天的炮火聲中消失了，今天我們要和他們的家人一起分擔痛苦……但是僅有憤怒是不夠的，這個世界從來都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善良，不公、不仁、不義，一直都在我們身邊。這一刻我們最應該記住的是，只有讓中國強大起來，才是真正的雪恥。」
以理智甚至某種壓抑的態度來寫結束語，是因為當時我想起鄧小平很多年前說過的一段話，「絕不當頭，韜光養晦」。一個大國的領導者，用到「韜光養晦」這四個字的時候，我相信他的內心也經歷了理智與情感的巨大衝突。一個擁有十二億人口的泱泱大國，一個曾在人類文明史上書寫輝煌的民族，在當今世界，不得不「韜光養晦」，這是一種痛苦。
慰問南聯盟使館死難者家屬的時候，我第一次看到朱鎔基總理被人攙走，眼淚嘩嘩地往下掉。我想他在內心裡和我們每一個人一樣痛苦，一樣隱忍。
也就在那一刻，我突然覺得，中國真正的強大在於，我們能寫下「韜光養晦」這四個字。時常叫囂憤怒的人不可怕，可敬的是暗暗積蓄力量的人。
2000年台灣「大選」，很多人都在對台灣喊打，這個狀態一度令我非常擔憂。現在中國最需要是時間。按當前的發展速度、穩定局面，還有人民的精氣神，再給中國五到十年，我們就能擁有足夠的資本去憤怒，去「叫板」。如果真的早早地造成一場戰爭，結果就不是與台灣論輸贏了，而是一場更大戰爭的開始。而且，一旦發生戰爭，就意味著中國的改革正式停止，誰能為這一後果負責？
這又是一場理智和情感的衝突。
關於台灣問題，我一直認為現在更需要用政治智慧去化解，去解決。曾經有一位專家談到這樣一個觀點：「台灣回歸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中華民族的復興。」當整個世界都默認台灣回到祖國懷抱的時候，相當於默認了中國在亞洲的「老大」地位，擁有台灣的中國是一支太過強大的力量。
但是緊接著，這位專家又說：「現在還不是時候，我們的國力還沒有強大到民族復興的程度，我們還需要更多時間，也許五年，也許十年，也許更久。」
過去，我們談及台灣的回歸，說的是血濃於水、水乳交融。但僅有情感上的意向是不夠的。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需要雙方以政治智慧破除堅冰，走到談判桌前實質接觸，讓彼此的利益裹挾在一起，以經濟、文化互通有無的形式來詮釋水乳交融。當它們往來密切、不可分割的那一天，自然實現了回歸，也許是另一種回歸，這同樣需要時間。
對改革代價如何看待，也需要理智與情感的平衡。
1996年12月31日，跨年之夜，我是在上海度過的。那天晚上我們要做直播，去拍黃浦江邊的一個迪廳，記得一張門票一百六十八塊錢。當時上海的時尚男女們買起票來眼都不眨，把迪廳擠得爆滿。迪廳門口有一位四十多歲的男士在賣煙，我相信他一晚上賣煙掙的錢，都不夠買一張迪廳門票，跟他一聊，果不其然。他跟我暴罵當前種種不公，懷念改革前的「大鍋飯」。
我充分理解和同情這位老兄，他的生活處境，他所感受到的落差，足以讓他心理上充滿憤怒。他懷念過去時代的「公平」，但他不會想到站在更長遠的歷史階段來看，那不過是一種低層次的「公平」。
總有人願意說起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民風淳樸，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對不起，也許路不拾遺和夜不閉戶，是因為實在沒什麼可偷的。
低層次的公平注定會被打破。
比如我，出身在教師家庭，從小生活的大院裡全是教師，工資差距不過幾塊錢，每家生活水平都差不多，區別頂多是你家孩子的褲子補丁打在膝蓋上，我家的打在屁股上。所以那時人與人之間幾乎沒有利益衝突，相處特別融洽。物質上越匱乏，情感上越互助，人與人彼此支撐馳援的本能，發揮得淋漓盡致。
儘管回憶起那時的生活，依然會感覺溫馨，而相似的場景在今天的物質社會已經消失殆盡，但我並不認為那就應該是美好社會的終極畫面。
改革劇變的進程中，如果我們在討論一些問題時，不能將自己的視角建立在前進的立場上，可能會得出很多錯誤的結論：過去好，現在不好；過去公平，今天不公平。
是，眼下這個時代是不夠公平，但這是通往更高層次的公平的必經之途。只不過要讓那些付出代價的人，能夠得到社會更多的扶助和援手，要讓他們不得不經歷殘酷的同時，也感受到一些溫馨，這個社會才穩定。
如果說到改革中的失誤，一個重大失誤就是「安全網」編織得太晚，也就是社會保障系統建立得太遲，比實際需要落後了十年。如果早一點著手於此，面臨的困難會減少很多。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在觀察一個時代，觀察人們的歡喜、埋怨、憤怒，都應該讓自己的情感和理智有一個很好的平衡。簡單地站在某一方的立場上，難免會得出偏激的結論。
走，就有希望
在我今天談到的三個主題中，最後一個主題可能是跟大家關係最密切的，就是夢想和現實之間的距離。
我走過很多高校，承蒙弟弟妹妹們給我很多鮮花和掌聲，但我不會不知道自己是誰。我非常清楚，大家的鮮花與掌聲不是給我個人的，我是在替很多新聞同行來面對這些讚賞和首肯；也包括一些授予我個人的獎項，比如「十大傑出青年」，我同樣認為自己是在替眾多同行領獎。
另一方面，這些鮮花和掌聲，我更願意理解為是你們自己送給自己的。你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夢想，比如，希望未來能像白巖松一樣，走上新聞傳媒這條道路，希望和白巖松近似的人生經歷在自己身上上演。於是你們為自己的夢想鼓掌。
我鼓勵做夢，也相信夢想，但是夢想和現實之間是有距離的。它不是直通車，而是區間車，中間可能有很多停頓、曲折，甚至是過山車，會經歷一些大的跌宕起伏。
當你們走出校園，面臨社會這個巨大的沼澤地，大概會有三種選擇：第一種，一腳踩進去，走了幾步，發現是沼澤地，不好！轉身往回跑。往回跑意味著什麼呢？可能是繼續讀書，緩一緩再離開校園；也可能是調整人生規劃，選擇一種與世無爭的方式，消極迴避。
第二種，在沼澤地裡苦苦行進，勉為其難，覺得對岸實在太遠了，夢想實在太遠了，於是堅持不住，中途被沼澤吞噬。
第三種，我相信應該是大多數人的經歷寫照。一開始也很失望，很艱難，覺得夢想很遙遠。既然遙遠，就不去想它，只管低下頭深一腳淺一腳走好眼前的每一步。走著走著，居然走出了一些掙扎的樂趣，走出些自我價值的承認和肯定。再走著走著，猛一抬頭，發現自己已在岸邊，夢想近在咫尺。
我在書裡寫過一句話，叫作「走，就有希望」，就是這個道理。總遠遠惦記著夢想，會被現實和夢想之間的差距打敗；不如暫時忘記夢想，腳踏實地，做好眼前的每一件小事，生活遲早會回饋你一份厚禮。
除了直面瑣碎的耐心和恆心，大家還必須擁有一種直面殘酷競爭的勇氣和智慧。從我們這一代人開始，一輩子只為一個單位服務的例子越來越少了，每個人一生中都要下好幾次崗，你們這代人更是如此。但是下崗不是壞事，每一次下崗都是一次轉折，一次重新出發。
今天上午一個同學來找我，對我說，他正在遭遇人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沒考上清華的研究生，簡直不想活了。
我當時就反問他：你以為這就叫挫折嗎？
真正的挫折是跟生命相關的大悲大落，學業、事業乃至情感歷程中遭遇的一些不如意，不過是一段經歷而已。但是，由於你很少遇到真正的挫折，就會把種種「局部經歷」放大為「人生磨難」，好像天要塌下來一樣。如果你連這些小小的困境都走不出去，化解不了，未來步入社會以後，心態只會更加不平衡，道路只會更加不平坦。有句話很逗，說的是「越把事兒當事兒，它就越是個事兒」，其實凡事可大可小，全然取決於你自己的判斷。
那麼怎麼才能讓自己的心變得更強大更開闊呢？
一方面要為自己的心找朋友。對我而言，其中一個朋友就是音樂，音樂是我的心理醫生。我也這樣告訴我兒子：即使全世界的人都對你背轉身去，音樂依然在你身邊。你會在生活中遭遇很多不順，但別擔心，早在幾百年前，已經有人為你寫下了足以慰藉心靈的旋律，等你去發現，去聆聽。
另一個朋友是體育。我從來不認為運動最大的意義僅僅在於保持身體健康，它是一項能夠激發你的潛能、活力，鼓勵你自己和自己較勁，在較勁中不斷成長、翻新的行為。而且很多體育項目，更像群體遊戲，一幫人一起踢足球、打籃球、打網球。和同伴在一起，你可以什麼都不想，單純地沉浸在奔跑和競技中，難道這不是一種特別好的心理治療嗎？
最後，我想引用一個很有意思的說法，算是和大家相互提醒。有人用四個詞—聰明、愚蠢、勤奮、懶惰—來概括世界上所有的人：最優秀的人聰明而勤奮；二等人聰明但懶惰；三等人愚蠢又懶惰；最糟糕的是四等人，愚蠢卻勤奮。大家想想是不是這個道理？一個愚蠢又懶惰的人，頂多是不給社會做貢獻，也不會造成什麼破壞，但是一個愚蠢的人，卻偏要勤奮起來，那就太可怕了。
我希望在座的同學們將來都成為最優秀的人。也別忘了，如果有一天你們發現白巖松正扮演著愚蠢而勤奮的角色的時候，請千萬告訴我。
2000年 中山大學
自己的讀後感
這本書的大部分文字都是近幾年的，但您剛看過的這篇是2000年的，距今最為遙遠。在當下的中國，十五年的時間，足以讓很多東西面目全非。我特別要留下這篇文章，看一下十五年前的自己，看一下十五年前。
那時候談到的「反腐」，如今正大張旗鼓地進行著，也果真是按著「不敢、不能、不想」的思路發展。可還是得承認，「不敢」的力度大了，離「不能」「不想」還有距離。
那時候談中國「韜光養晦」，可現在你的體量太大，光低頭當鴕鳥也不太可能，怎樣承擔更多責任且依然低調著，也是個考題。
那時，我真樂觀，字裡行間都感受得到。現在，依然樂觀，不過打點兒折扣，也謹慎多了。面對未來，不樂觀又能怎樣呢？然而我更明白，可不能瞎樂觀，因為容易忘了去推動去改變。所以，不太樂觀容易有緊迫感，也是一種推動力。我給「東西聯大」寫的一句座右銘是「與其抱怨，不如改變；想要改變，必須行動」。
那時候，我告訴自己「不要急」，因為中國太大了，要有點兒歷史眼光。可我得承認，現在與那時相比，「有點兒急」。因為十五年過去，很多改變進步大家看得到，可有些東西改變得有點兒慢，有的甚至還會倒退。你說，能不急嗎？
十五年後，我們是急還是不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