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爾去治癒，常常去幫助，總是在撫慰。」這些文字裡，似乎有著對醫生這個職業更為深遠的定義。
不久前，我剛從美國回來，在那兒跟朋友聊天時，發現即便是在今天的互聯網時代，生活在不同國家的人，對彼此仍有很多「錯誤的想像」。
比如，和我聊天的那位美國同行告訴我，他在美國的醫療保險費用，是每月一千美元，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相當多的普通美國人交不起這筆錢。接下來他開了一句玩笑：「其實在美國才是看病難、看病貴呢！」正因如此，美國醫療方面的改革，尤其是醫療保險，成為奧巴馬頭上懸著的一柄利劍。
還有，在我們想像當中，像紐約這樣的城市，上小學總不會考試吧，不會擇校吧？結果我的一位同行告訴我，他的孩子今年要上個好小學，為這件事參加了三四次考試，最後還是沒考上，他甚至覺得孩子的尊嚴受到了嚴重損害。不過就是上個小學啊！萬不得已還有一招，就是搬家。跟我聊完沒幾天，兩口子帶著孩子搬到了一個所謂的「學區房」，希望能就近進入好的小學。
為什麼要拿這兩件事當開場白呢？無論醫療還是教育，都是每個國家最為重大的事情，而且幾乎在每個國家，真正讓人滿意的都少之又少。偶爾有些非常棒的決策，立即會成為這個國家巨大的驕傲。比如倫敦奧運會的開幕式，重點是呈現這座城市在工業革命和流行音樂方面的榮耀，其中卻拿出很大一塊時間反映英國的公共醫療體系，那是他們視之為與工業革命和流行音樂同等驕傲的成就。
今天這麼多醫療界的朋友雲集在這裡，談論「醫療的社會價值」這個主題，為中國醫療事業的前行和遇到的困惑去鼓與呼，是希望這個行業可以更加有尊嚴地向前發展，可以滿足更多人的期待。
生命需要4S店
首先來定位一下醫生、醫院和我們每個人的關係吧。
每個人的生命都像一輛跑車。從初生時的踉蹌磨合，到中青年時各項性能都達到最佳，再到年老時的逐漸衰減，最終停下來，報廢。這麼一輛跑車，要想開的年頭長，性能維持好，必須有它的4S店。
普通的汽車4S店包括四個S打頭的英文單詞：銷售（Sale）、零配件（Sparepart）、售後服務（Service）、信息反饋（Survey）。而我說的生命的4S店是什麼呢？就是醫院。我也給它想了四個S打頭的單詞。
第一個單詞是季節（Season），春夏秋冬，對應著中國人常說的「生老病死」。泰戈爾有一句詩，叫「生如夏花般燦爛，死如秋葉般靜美」，也在用季節形容人的生命歷程。人這一輩子，「生老病死」哪個環節跟醫生沒有關係呢？一個社會的文明和現代化程度越高，這種關聯就越緊密。反之，在現實條件不允許的情況下，缺少醫生幫助的生老病死，顯得格外艱難。
我永遠忘不了我的一位同行在中國大西北拍的照片，拍的是那裡的母親的分娩過程。你會發現，貧困地區相當大比例的母親不是在醫院，而是在自己的家裡生下孩子。也有很多老人到了風燭殘年、要告別人世的時候，離開醫院回到家裡，不是為了得到安寧，而是交不起住院的費用。小病扛著，中病吃點藥，大病重新扛著—這是很多貧困地區醫療條件的基本現狀。
我原來也想過，首選的第一個單詞應該是強壯（Strong），但是不現實。在我們的一生中，最強壯的階段非常美好，但也非常短暫。生命的4S店最終要面對的，還是人類的季節挑戰，也就是生老病死。
第二個單詞是服務（Service）。這項職能，值得全社會共同反思，更值得國家醫改決策者們深入思考。醫院，不應該是一個賣藥掙錢的單位，而應該是一個為陷入困境的人提供服務的地方，而且是不局限於救治肉體的高層次的服務。
當我們的改革不夠徹底的時候，醫院的目標一度變成了以銷售為主旨。不僅患者抱怨，醫生也會困惑，醫患關係矛盾重重。哪個醫生願意將自己多年學習的成果棄置一旁，轉而靠賣藥為生呢？如果醫生的科研成果和高收入水平可以得到制度上的認可和保障，您認為他願意做這件事嗎？沒人願意，他是被逼的。
第三個單詞應該是運動（Sports），以運動作為健康生活的標誌。醫生的職責，不是從病人前來就醫的時候才開始，這時他的身體狀況可能已經糟糕至極了。能不能把我們的「治療」時間提前，成為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導者？能不能讓人們精神抖擻、熱愛運動，而不是病病懨懨情緒低落，最後看病不成反倒「暴動」？
針對這些年不斷出現的暴力傷醫事件，從法制建設和民眾理性角度應該如何評價，我們稍後詳談，但有一點是要更加重視的，就是提升民眾身體素質和生活質量，防患於未然。否則醫生哪怕三頭六臂，也難以在最後的關口大顯神通。
第四個單詞是什麼呢？我想應該是陽光（Sunshine）。聽起來跟醫生沒什麼關係，但又最有關係。每一位患者都處於生命中的黑暗時刻，他在醫生這裡尋求的不僅是診斷和治療，還有內心的陽光。所以每一位醫生，都不要忘記在你的處方里，加上「Sunshine」這味藥。
我做了近十五年的《感動中國》節目，報道過好幾位很「牛」的醫生。比如我們的老軍醫華益慰，總是會把聽診器在自己手中焐熱了，才放到患者的身體上。這麼一個很小的動作，讓我看片子的時候感動得熱淚盈眶，想起自己小時候就特別害怕冰冷的聽診器貼上來那一瞬間。請問，這是念到碩士博士才能掌握的高超技巧嗎？不是。但這又恐怕是讀多少書都難以到達的境界。
在醫術精湛之外，能帶給患者內心的潤澤和安寧，給人希望，才是一名醫生的偉大之處。而接下來我要談到的醫療行業的種種社會價值，都與這四個S有關。
誰是真正的受害者？
要知道在中國，只有兩個職業後面加「德」，一個「師德」，一個「醫德」。所以醫療界第一個巨大的價值，就是文明傳承的價值。千百年來，無論西醫還是中醫，如果沒有醫生付出的辛苦努力，人類的文明是如何傳承下來的？如果沒有現代醫學不斷的進步，我們的人均預期壽命又是如何從三十到四十、五十、六十，一直到七十，目標直奔八十……世界上有相當多的國家人均預期壽命已經超過了八十歲。因此，不管今天遇到什麼樣的挑戰，我們都始終要在這個大前提之下去探討問題。
七年前，因為踢球骨折，我在北醫三院做骨折手術。在手術台上，大夫問了一句：「你有什麼要求？」我的回答是：「我會做一個模範患者。這是您的專業，一切聽您的。」手術效果非常好。在手術半年後，我回到北醫三院的大院踢了一場足球，為我做手術的醫生也在場。
其實，當你信任對方的時候，對方給予你的會更多。當你一開始就帶著懷疑的眼神時，恐怕你才是最大的受害者。當下中國，醫生和整個社會之間正是處於這樣一種錯位的關係中。
讓我感到非常憂慮的是，這兩年陸續發生了一些患者暴力傷醫事件，網上的留言居然有超過80%的比例是在幸災樂禍，在替犯罪嫌疑人鼓掌。2011年9月，又有醫生被患者殺死，我做過一期節目，題目是我起的，「我們都是兇手」。這期節目播出之後，我認識的一位北醫三院的耳鼻喉科主任給我發短信，那條短信讓我看了心酸，談到當前醫生的處境，幾乎要流淚。
作為社會一員，如果你不能選擇站在一個正確的位置上，不也就成了幫兇嗎？接下來讓人更加憂慮的局面是，如果全社會都形成了對醫院、醫生的一種逆反，甚至站在對立面，以至於讓醫生—這個掌管著人們生老病死的群體—感到強烈的恐懼和不被理解，因此想要逃避甚至破罐破摔的時候，最終的受害者其實不是醫生，而是我們自己。
有一些數字不得不引起我們的警惕。
在中國大陸，出現過傷醫或打罵醫生現象的醫院，比例高達63%。有87%的大陸醫生在某調查中表示，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再做醫生。過去，一流醫學院的招生分數線幾乎和清華北大一樣高，也就是說，大量一流人才會選擇從醫。但是這幾年，隨著醫患關係的問題不斷被媒體放大，醫學院的錄取分數線在下滑。簡單的數字釋放出一個危險的信號：可能相當多的一流人才，不願再進入這個行業當中。將來，難道我們不得不接受二三流的人才，來為我們保障健康嗎？
醫學是科學，不是神學，因此從來不存在百分之百正確。我相信如果無需承受那些不必要的壓力，無需面對「不正常」的醫患關係，醫生一定會對每一名患者都負起責任。
什麼叫負責任？就是給人治病時，當他面對「成功」和「失敗」各佔50%的局面，願意冒險去試一試，看能不能把那50%的成功率變成100%。但是以現在的大環境，醫療糾紛如此頻繁，醫患關係如此緊張，即使能冒險，醫生也寧可選擇不冒險，最後那50%的希望也成了泡影。
受害者是誰呢？
醫生在替「醫改」背黑鍋
我並不認為所有這些不希望看到的「亂象」，應該歸咎於道德滑坡或人性墮落。在歷史的演進中，人性幾乎沒有發生變化，變化的是環境。如果環境激活了人性中向善的一面，每個人都形成自我約束，展現出更多的道德感，集合在一起就是正能量。反之，就會亂象叢生。我們不要去譴責「惡」，要去反思催生「惡」的土壤，堵住激活「惡」的制度漏洞。
如果每一間診室都需要安裝監視器以防患者行兇，如果醫生要為行業慣例帶來的後果買單—比如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用於移植的器官都來自於死刑犯人—如果這種行為注定要承受某種倫理上的譴責，這種譴責又自然而然地轉嫁到醫生身上，醫生背負得了嗎？
如果一位醫生一上午看五六十個病人，水都不敢喝，廁所都沒法上，如何做到耐心傾聽每一位患者的聲音？如果做一台手術只有一百多塊錢，但一個支架利潤可能就是幾千塊錢，你會作何感想？如果在自己的醫院做一台手術只有一百多塊錢，走穴去另一家醫院，能賺一萬多塊錢，我們有什麼資格要求人性在這樣扭曲的制度裡必須高尚？坦白說，目前社會上出現的相當多的醫患矛盾，是在替醫療改革行進速度太慢背著黑鍋。
中國醫療困局的突破，需要整個系統的改變。不能把風險和壓力全部推到醫生和醫院院長身上，這其實做不到，我們依然沒有進入良性循環。
我認為，第一點，堅持改革。每次出現傷醫事件的時候，我都要發聲。我很清晰地知道，我是在替自己說話，是在替每一位潛在的患者說話，而不只是在替醫生說話。
第二點，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說，我希望能夠建立新的尊重。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我連續幾年提議設立「醫生節」。我在提案裡有這麼一句話：尊重是另一種約束。我們已經有了教師節，為什麼不設立醫生節？設立醫生節，就是用尊重形成一種約束。
第三點則是，就事論事，不要迎合情緒。相當多的醫生對現在的一些媒體報道不滿意。媒體也有它的市場壓力，我們無法排除某些媒體人從迎合社會情緒的角度去建立自己的報道準則，但這是短期策略。長期來看，他們自己也是受害者。因此，任何一個醫患衝突案件都應該就事論事，不能擴充成社會對立情緒。
第四點，法律要跟進。我希望能從法律的角度去拉一根紅繩。出了事情就把靈堂搬到醫院大堂的行為，必須杜絕。
第五點，一個良善的社會應該提供良好的潤滑機制。我去台灣採訪，一進醫院，就有志願者服務站。幾乎每家醫院都有志願者，不管你看什麼病，他們都會領著你到各個部門，你的焦慮就會減輕。這些志願者全都是經過培訓後上崗的，一個禮拜只需要在醫院待兩個半天，花的精力也不太多。我們是否也能建立這樣的機制？他們並不佔用你們的資源，只要進行一定的培訓，就可以實現長久的潤滑和緩衝。
被磨的石頭才亮
當然，暴力傷醫事件並非中國大陸特有的現象，這些年跟台灣以及世界各地的醫生打交道，才知道這是個全球性的問題。我在台灣花蓮，與慈濟志工醫生交流時，也聽到過類似的委屈。「我們每天都在盡力幫助別人，救治患者，難道不是行善積德嗎？難道不應該諸事順遂、多多地享有福報嗎？為什麼還不得不面對那麼多障礙、誤解、磨難？」
多年以前，我也向台灣的證嚴上人請教過同樣的問題。她創辦了台灣慈濟功德會，用了近五十年的時間，將志業由慈善、醫療、教育，擴及國際賑災、骨髓捐贈、社區志工、環保等領域。一路走來，她也經歷過無數不被理解的委屈和艱難。她的回答是這樣的：「被磨的石頭才亮。」
證嚴上人還說過一句話：「慈悲如月。」對我頗有啟悟。我們都覺得「愛」很溫暖，願意用陽光來比喻，但是真正像太陽一樣熾烈的愛，恐怕又給人帶來一種壓迫感。倒是月亮，本身並不發光，卻能照亮每一個夜行人的道路，消解他們的恐懼和憂愁。既然從事醫生這個行當，何不讓自己擁有月光一樣的隱忍，月光一樣的慈悲？
醫生這個行當介於上帝、佛與普通職業之間。請不要誤解。我當然不是說，一切委屈和傷害都應該由醫生獨自承擔。媒體人必須呼籲法律嚴懲那些犯罪的人，用某種「高壓」的方式呼籲人們對醫者保有尊敬，相關的制度改革也要跟上，進一步確保醫生的權益。可是從醫生自己的角度來說，你不得不用那些委屈和痛苦，將自己心中的石頭磨亮。
下醫治已病，上醫治未病
接下來，我重點想談的是醫生的三重價值：常識普及價值、社會撫慰價值、社會問題的應對價值。這三點過去講得不多，尤其是後兩點，幾乎很少聽到，這也是自己在跟醫療界不斷打交道的過程中一種越發深刻的感受。
常識普及價值，對應著4S中的「運動（Sports）」，象徵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導。就我個人體驗來說吧，從2007年開始直到現在，我作為衛生部，應該說是「前衛生部」—但我相信過些年還會恢復「衛生部」這個名字，因為現在的部門名字跟世界沒法接軌—聘任的唯一的「健康宣傳員」，我最深的體會就是常識極其重要。
我清晰地記得那一年，接受「健康宣傳員」聘書之前，我跟時任衛生部長陳竺一起向會議室走，對他說了這樣一番話：「陳部長，中國古人一直說『上醫治未病』，最高明的醫生醫治尚未出現的疾病。衛生部作為國家政府核心部門之一，也應該有一種社會形象的轉軌，不能像現在這樣，大家有病了才想到衛生部，到你這兒來治病，治不好就唯你是問。治病是分內職責，但比治病更重要的職能和使命，是如何動員全社會的力量讓更多的人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急病能迅速被治癒而不轉成慢病—它將為社會節約多麼巨大的資源，也相當於提前卸去很多根本承受不起的負擔。」
而在這個過程中，常識的推廣與普及，其實是每個醫生，以及整個醫療系統至關重要的任務。仍然以我自己為例，三年前有一段時間，我覺得血壓有點兒高，不斷頭暈，去醫院檢查，果真血壓到了一個臨界點。醫生說你得吃藥了，我問是不是一開始吃藥以後就要一直吃下去了，回答是的。我說這樣，先給我兩個月時間，讓我自己做一些調整，兩個月以後如果不行，我再吃藥。
我首先去調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每天晚上快走一個小時，後來逐漸發展成跑步。結果不僅血壓很快控制住了，降回正常區間內，其他指標也在向好的方向轉變，血脂從臨界高點向中點回落，脂肪肝由中度轉為輕度，最近一次體檢甚至沒查出來。
當很多「亞健康」狀態開始向器質性病變挺進的時候，通過及時有效的行為干預，情況是可以發生逆轉的。而在這個可逆的過程中，如何去傳播相關的常識就至關重要了。比如「管住嘴，邁開腿」，我走到任何地方都會大力傳播這六個字，說易行難。
為什麼管住嘴？三十年前的中國人，很多疾病是由於營養不良造成的，現在的疾病，尤其是慢性病，大多是由營養過剩造成的。不妨問問自己，有多久沒餓過了？我經常跟身邊人說，如果吃飯前半個小時你開始感到餓了，說明上一頓飯量合適，不餓，就是前一餐吃多了。我們的身體不需要這麼多營養，我們的「胃覺」比「味覺」傳感要慢，因此當你的嘴感到「飽」的時候，胃已經過載了。
另一方面，邁開腿，說的是運動。人們享受什麼樣的運動條件，體現的是社會的綜合體系。舉一個例子，從國家會議中心向北幾百米，就是奧林匹克森林公園，我知道有無數人來這兒長跑，但是我去得少，因為太遠，時間成本太高。我都是就近去找跑步的地方，但是條件肯定比這兒差遠了。
這就是問題所在。北京奧運會閉幕好幾年了，多年前，我們曾想像舉辦過奧運會的中國，體育事業將迎來更加輝煌的未來，但是多年後我們的比賽成績依然原地踏步，同時身邊的體育運動設施依然很少，鳥巢和水立方大多數時間是空著的。青少年的體育課作為很重要的一「育」，除了應試功能，越來越被邊緣化。
我們該如何評估北京奧運會的成功，如何衡量它的價值？這一切難道不跟各位緊密相關嗎？如果醫療界人士不能投身於對大眾運動的積極干預，恐怕就只能坐在你的診室裡，眼睜睜看著每天的掛號數量直線上升，由過去的一上午三十個號，變成現在四十個、五十個，未來可能會漲到六十、七十，直到你不堪重負。而且會有越來越多的患者怨聲載道：「憑什麼兩句話就把我打發了？」請問你有時間跟他多說兩句話嗎？
我提出過一個概念，叫「儲蓄健康」，它比儲蓄金錢更重要。在我們身邊，有太多的人好不容易積累了一些財富，卻突如其來因病返貧；也有太多的人「寧買棺材不買藥」，忽略平日的健康常識。
作為醫療工作者，如果不能參與到社會行為當中進行干預，不能向人們傳遞更多常識的話，就只能默認這種現狀，並承受越來越大的壓力。同樣，作為主管部門，衛生部如何動員國家力量更多地把精力放在「治未病」、普及常識和社會行為方式的改變上？否則，任其發展下去，請問我們的糖尿病患者比例排世界第幾？高血壓患者人數多到什麼樣的地步？肥胖人群會不會直追美國？
現在，寫一篇洋洋萬言艱澀深奧的學術論文，可以讓醫療從業人員評個更高的職稱；寫十篇通俗易懂、普及常識的千字文，卻不會給他們帶來任何利益。這樣的評價體系本身就有問題。
面向大眾的科普，有時比專業領域的科學研究更難。我永遠感謝和尊敬那些在各行各業致力於科普的人。科普科普，首先你要明白科學，然後還要明白普及，能將這兩者結合在一起的人才少之又少。
因此相應的人才評價體系應該做出改變，允許我們的醫生離開診室三個小時，做一些便於傳播的科普工作，或許會減少未來每天三十分鐘的門診量。
嚇死人的「你怎麼才來啊！」
接下來重點要談的是醫療體系的心理撫慰價值，也就是4S中的「陽光（Sunshine）」。
長期以來我們的醫療理念都是重視生理，輕視心理，而且是醫患雙方向的。什麼叫雙方向？比如有很多患者，他想要治療的疾病只是一個病症的表象，導致這個表象的或許是更深層次的心理問題。醫生也並不重視這一點，一次又一次地幫助他治標，卻沒有治本，相當於無用功。
其實，在幾乎沒有明確宗教信仰的國度裡面，醫療體系原本就應該在人的生老病死過程中，起到相當強大的精神撫慰作用，但這一點很少被我們談到，甚至完全忽略。也有不少醫生會做一些這方面的工作，但僅僅是憑著下意識和內心的溫度，並沒有從理性的角度去系統地梳理它。
面對生老病死帶來的未知和恐懼，人們總會有某種宗教情結油然而生。且不說已經確診的患者，即使是健康的人，在做每年一度的例行體檢時，醫生哪怕一句不經意的提問，類似「平時感覺哪兒不舒服嗎」，都會緊張得要命，直到結果出來沒問題，這一身汗才算落下去。至於真有病的患者，醫生說三句話就能直接把小病嚇成中病，中病變成大病，大病直接弄死。第一句「你怎麼才來啊」，第二句「想吃點啥就吃點啥吧」，第三句「還真沒有什麼辦法」。尤其是第一句，多堅強的人，一聽這話立馬嚇軟了。
1915年，美國一位名叫特魯多的醫生去世了，他的墓碑上刻著三行字：「偶爾去治癒，常常去幫助，總是在撫慰。」這三行字裡，似乎有著對醫生這個職業更為深遠的定義。
特魯多醫生年輕的時候，曾患過肺結核，那時的肺結核患者相當於被宣判了死刑。他來到一個寧靜的湖畔，等待著獨自告別世界，可是沒想到，大自然彷彿賦予他一種神奇的力量，他的結核病慢慢痊癒了。
從那時起，他開始致力於對結核桿菌的研究，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把結核桿菌提煉出來的醫生。就在那個湖畔，他建立起一所村舍療養院，為結核病患者提供綜合性休養治療。他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獲得了某種啟示：有時候，依靠傳統技術和藥物無法治療的疾病，反而可以在大自然的撫慰中完成自愈。
醫學的困境永遠存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抗生素的發明成為無數患者的福音，是特魯多醫生們夢寐以求的黃金時代，幾乎藥到病除，所向披靡。可是，用不了太久，變異的細菌就會帶著極強的耐藥性捲土重來。
八十年代，美國藥監局在五年間批准了十六種抗生素上市，但是到了新世紀的頭五年，只批准了兩種新的抗生素。細菌變得非常聰明，復合抗生素都難以將它擊敗。面對外來的威脅，人類始終有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無力感。
此外，有一個蠻沉重的數字要跟大家報告：全世界每四十秒會有一個人自殺，每年因自殺死亡的人數高達八十萬，超過因戰爭和災禍所導致的死亡人數的總和。那麼多人想要放棄自己的生命，這讓我們又有了一種新的無力感。
那麼，在種種「無力」面前，醫學的「力量」又體現在哪裡呢？撫慰。
除了醫術本身，心靈的撫慰和支撐原本就是醫生這個行當極其重要的一個方面。只有把生理上的治療技能和心理上的撫慰加在一起，才構成「醫者仁心、治病救人」這八個字的全部含義。
患者到醫生這兒來，往往是帶著苦痛，帶著絕望。歸根到底，與其說是到醫生這兒來看病，不如說是到醫生這兒來尋找希望。人只要有希望，就不會走上絕路。
後災難時期，前老齡時代
最後我要說，除了生老病死這些亙古不變的話題，隨著社會的發展，醫療系統也要面對很多新的挑戰。
第一，複合式災難。我們經歷過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這樣的單一災難，卻沒有經歷過日本福島地震帶來的「複合式災難」。假如地震、海嘯、核洩漏同時爆發，如何有條不紊地應對？
第二，老齡化進程。2013年底，中國六十歲以上老人數量已突破2億。雖然從人口比例來說，大約占總人口數的1/7，依然夠不上真正的「老齡化社會」（日本六十五歲以上人口比例為1/4）。但我們不得不面對的是「2億」這個絕對數字，比大多數國家的總人口數還要多。而且，這個數字從「1億」增長到「2億」的過程非常漫長，但從「2億」增長到「3億」會明顯提速。這無疑是個巨大的挑戰。
此外，全國還有8000萬殘障人士，除了自然災害、遺傳、疾病導致殘障，年齡增長也會使越來越多的健全人進入殘障群體。而全國的敬老院、福利院不過300多萬張床位，不足實際需求的2%。面對迅速擴張的老齡和殘障人群，我們的醫療資源夠嗎？康復資源夠嗎？
第三，環境問題的集中爆發，同樣是醫療系統必須面對的挑戰。哪裡有新鮮空氣、潔淨的水？誰能保障食品安全？華北地區的大氣污染、食品安全的隱患、地下水的重金屬滲透、病毒的變異……
我非常希望推廣「健康壽命」這個概念。如果社會平均壽命已達八十歲，而人們普遍從六十五歲開始就頻繁去醫院看病，這十五年的時間成本、經濟成本、社會成本是非常高的，生活質量則是非常低的。如何盡可能廣泛地幫助人們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急性病能夠及時治癒而不轉為慢性病……這是全世界進入老年化社會時，面臨的共同挑戰。各級政府的意識轉變，醫生投入的「軟實力」，是應對挑戰的重中之重。
其實我的心情也十分矛盾。一方面我不認為自己有足夠的資格站在這裡，與這麼多醫療界人士進行「非專業」的溝通，另一方面，我又非常期待從「非專業」的角度，和大家交流我的很多看法。我們原本就應該站在更高的層面上去看待醫療，在全社會營造一種更好的氛圍，讓醫療事業更好地承擔起重要的角色。支持和援助醫療發展，難道不就是給自己的未來更多的信心嗎？
為什麼我對醫生有這樣的情感？我的家庭曾經歷過一件事，是我大學畢業後回家探親，返京的前一天晚上，我媽給我講的。
我的家鄉在內蒙古的海拉爾，那個地方很偏遠。七十年代，我爸才三十多歲，總咳嗽，有時還帶血。有一天，他出差去天津。我媽囑咐他，辦完公事一定要去醫院看看病。
我爸在離開天津當天才去醫院，結果，被診斷出有癌症。醫生不好當面告訴他，只是說：對不起，你不能走，必須住院。
我爸當然不幹。他掏出車票對醫生說，這是我今天回海拉爾的車票，非走不可。醫生就說，稍等，我請領導來跟你談。醫生轉身去找領導的時候，我爸溜走了。
晚上，我爸在天津火車站等車的時候，車站廣播響起來，居然有人找他：「海拉爾來的某某某，請到火車站門口。」我爸走到火車站門口，看見下午那位醫生，焦急地站在那兒等他。原來那位醫生記住了他車票上的車次。我爸就這樣被救護車拉回了醫院。
儘管我爸兩年後還是過世了，但是我媽在講述這個故事的時候，安安靜靜地說：「如果遇上這樣的醫生，加上現在的技術，也許你爸的病就能治好了。」
故事並沒有到此結束。我在想，母親為什麼在我即將步入社會的時候，把這樣一個故事講給我聽？隨著年歲的增長，我慢慢明白了，當初的那位醫生，從具體救治來看，並沒有得到最圓滿的結果。但他又是最成功的，因為他的行為跨越了時間，不僅影響了我的父親，還影響了我的家庭，影響了我。他讓我對人世間的愛和溫暖有信心，讓我尊敬這個行業，讓我不管遇到什麼樣的挫折和困難、挑戰，總能記起天津那個彷彿有月光的夜晚。
這就是醫者的慈悲與功德，大醫醫心。
2013～2015年 中國醫學論壇、台灣花蓮慈濟年會等
自己的讀後感
一條民國時的舊聞還應該當一條新聞再說。
很長的一段時間，梁啟超先生一直尿血，1926年初，終於住進協和醫院。在當時，長久以來中醫當道，西醫進中國不久，屢遭質疑與白眼。而梁啟超敢住進協和，也體現著先生的開放與包容。
然而結果談不上美好，依照當時的條件，認定梁啟超先生的右腎有問題，於是院長親自手術，為先生割掉了右腎。可病並沒有好，似乎割錯了腎……
這還了得！包括徐志摩在內的很多人，立即報上刊文，因協和的「誤診錯割」而聲討西醫，自然是應和者眾。
讓人沒想到的是，最有權利憤怒並聲討協和的梁啟超先生，卻用英文寫了篇文章《我的病與協和醫院》，為協和辯護，為醫生的態度與認真做說明。後來，這文章翻譯成中文，刊登在報紙上。事主是這態度，質疑之聲漸退。梁先生還聲明，今後我還來協和看病。不僅這麼說了，他還真的這麼做，直到幾年後去世。
為什麼要這麼做？熟悉他的人說，梁啟超先生考慮到西醫進中國，是新生事物，如果沒有信任包容，西醫在中國就不好發展，而這，不是好事。
這已是快九十年前的事兒，不敢想像，如果發生在今天會怎麼樣？而我們又該如何感謝梁啟超先生幫助醫學在中國更順利地走到今天？我們每一個人，何嘗不是先生寬容與對醫學信任的受益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