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導演昆汀·塔倫蒂諾說：世界上80%的故事都已經拍過了。所以，我們要用新方法去拍老故事。
各位來自海內外的同仁，下午好！非常榮幸能有這樣的一個機會跟大家交流。一個感覺是，這是一場為了明天的聚會。
如果我們二十年前聚在一起，會認為彼此很不相同，但是今天，只要從事新聞這個行當，大部分的經驗和基礎是達成共識的，只有一小部分，由於文化或意識形態的因素，有所不同。正是在這個趨同的過程中，我們才有一個平等分享的前提。明天，彼此的差距或許更小。
來的路上，我在看邁克·華萊士的回憶錄，序言給我的印象非常深。他說，我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沒有像我這樣幸運的人，從入行起一直非常幸運，遇到了對的人，做了對的事。我想他的這番話是出自時間流逝之後的再回首，一種感恩的心情。我們自己在行走每一步的時候，也曾遇到過很多不快、艱難、掙扎，但是走著走著習慣了，就有很多經驗可以分享。真的也希望多年以後，我們也有機會說，我們都是最幸運的人，趕上了一個幸運的時代，遇上了一群很好的合作夥伴。
拒絕媒體「暴力」
作為一個中國國內的華語主持人，在做節目的過程中，我有幾個很深的感觸。首先是中國傳媒面對的受眾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一個「英雄的時代」，變成了「平民的時代」。
三十年前，我們似乎還停留在一種「英雄主義時代」當中，那時我們只需要關注少數幾個人，只要把該弘揚的人弘揚得很好，把該批評的人批評得很糟，就算完成任務。
但是現在的時代不同了，反過來要求所有新聞人，用一種平民的心態去做傳播。你不能再去仰視誰，也不能再去俯視誰，必須平視所有的人。一個職位很高的官員，和一個監獄裡的犯人，一個知名度很高的人，和一個根本叫不上名字的普通人，在你面前都是一樣的。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就是被採訪者。
因此，外界的因素不應該打擾到我們的內心。不能因為遇到高官，聲調就變得非常柔和，也不能遇到普通人甚至罪犯，聲音就提高八度。
當然，電視在中國的地位也發生著很大的變化。首先家家戶戶都有，擺放在客廳裡最明顯的位置。同時，又正像我的一位老領導孫玉勝所說，電視是一個「家庭媒體」，是大家下班回家之後，穿著很隨意的衣服，擺出很悠閒的姿勢，只要不睡覺就一直開著的生活的一部分。
那麼這時候，如果傳媒人沒有平民的心態，依然帶著說教的想法，你的形象將是很怪異的。因為你在人家的家裡說話。
今年是《東方時空》創辦十二週年。十二年前，我在做《東方之子》的時候，受到一個非常簡單的訓練，但直到現在也不是所有媒體都已經做得很好。我對自己只有兩個要求：第一，不許叫被採訪者「老師」，第二，去掉解說詞當中的「形容詞」。
我們曾經有一個主持人，在採訪中稱呼對方「老師」而被扣了錢，甚至讓製片人勃然大怒。我們當時不理解，後來理解了。他告訴我們，你是替觀眾去採訪，如果你把每一個被採訪者都稱為老師，就等於把這種稱謂強加給了千千萬萬的受眾，這是不公平的。而不稱老師也並不代表不禮貌，真正的尊重是平等。
至於在解說詞中去掉形容詞，對於在中國的教育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人，也是一件很難的事。我們習慣於形容一個身高一米八三的「正面人物」擁有「偉岸的身軀」。如果新聞裡說，「今天的上海祥雲朵朵」，大家就會知道接下來一定要報道一個好消息。
但是對於新聞，形容詞是非常忌諱的，因為它在修飾、強調，並且很主觀。你不能將經過主觀修飾的東西，利用媒體的「暴力」強加給受眾。
獨家表達，是最終贏家
美國有一位電影導演叫昆汀·塔倫蒂諾，他曾經來過北京，並且說過這樣一句話：「世界上80%的故事都已經拍過了。」
他說得非常對。到現在為止，《泰坦尼克》是全世界票房最高的電影，你說它的故事很新穎嗎？非常老套。這個故事內核在中國古代就已經有了，不就是落難公子跟富家小姐在後花園相會嗎？只不過在電影裡「後花園」演變成了「頭等艙」。而且這是《泰坦尼克》第五次被拍成電影。
針對這個問題，昆汀說：「我們這代人要用新方法去拍老故事。」對於新聞行當，也是同樣的道理。
三十年前，什麼叫獨家新聞？天安門廣場放了一袋面，哪家媒體跑得快，把這袋面搶回家，就是獨家新聞。但現在的局面是，天安門廣場放了一百袋面，跑得快跑得慢都有份，那麼大家還拼什麼呢？拼你把這袋面扛回家後，用它做什麼。
如果其中九十六家都選擇蒸饅頭，剩下兩家擀麵條，還有兩家烙餅，可能最後獲利的就是擀麵條和烙餅的人，被記住，被讚揚。在蒸饅頭的人當中，有絕對大戶掙到錢，但更多的因為同質化程度太高，導致利潤很低，甚至虧本賣不出去。
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使新聞傳播不再受地域的限制。我的侄子生活在海拉爾，他瞭解的資訊、追求的時尚，都和北京、上海的孩子沒什麼不同。
那麼新聞行當就面臨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每天上午8點到10點，當你開各種策劃會和編委會的時候，必然要想到此時此刻，全中國所有媒體人面對的是同樣的選題，你沒有新東西。但是，你還是要做，怎麼做？
獨家新聞已經由過去的獨家佔有，變成了獨家角度、快速完成的獨家深度，和獨家表達。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新聞源人人共享。2003年，全國都做「非典」，但王志和鍾南山的面對面，使他和新聞事件緊緊聯繫在一起。而鍾南山接受的採訪並非僅此一家，我非常清楚，光是《東方時空》就做了至少兩次。奧運會、歐洲杯，也都一樣，每家媒體都在做，但最後你發現，市場上的贏家並不多。
這也是一個在傳媒領域最容易做無用功的時代。凡是找到了獨家表達的，就被記住了。如果你的表達毫無新意，就被淹沒了。從我自身來說，這是每天面臨的最大壓力。
我不認為電視機前的觀眾會對海量資訊感興趣，因此也從不以提供海量資訊為榮。普通觀眾每天關注的新聞不會超過十條，更普遍些，甚至不會超過三條。你能否將這三條有可能被關注的新聞做到極致，是能否贏得戰役的關鍵因素。
長跑，你準備好了嗎？
這不是一個短跑的時代，而是一個長跑的時代。
並非是說所有的人都已經在用長跑的姿態投入這場比賽了，恰恰相反，相當多的人正以短跑者的姿態和心態參與其中。這就有了一個麻煩：在這樣的局面當中，你剛按照長跑的目標調整好節奏和步態，卻隨時有人以短跑的速度衝進跑道，飛快跑完一段賽程，然後可能就離開跑道了。
你的節奏和心跳會不會被他干擾？這是很多媒體人面臨的困境。
現在我們問中國的很多年輕孩子，將來要幹什麼呢？回答：歌星、影星、主持人。這透露了一個秘密，在年輕孩子心目中，歌星、影星、主持人，都是能賺錢的職業。
不可否認，在世界上任何國家，主持人似乎都是名利場中的一分子，但名利場也是一個絞肉機。當你身處這樣一台絞肉機裡，如果不能保持良好的長跑姿態，留下的痕跡也不會太多。
選擇長跑還是短跑，這是一個問題。長跑可能要寂寞，可能要堅守，短跑反而經常在局部的時間裡，顯得很成功。這時，長跑者的心會不會亂？
於是局面就成了這樣：總有一些長跑的人由於不斷被短跑干擾，也加入了短跑的隊伍；也有一些原本只打算短跑的人，一段時間以後決定改為長跑。
主持人要被觀眾接受，有這麼幾個過程，跟身體器官有關係。
首先人們用眼睛接受他，你的形象是否讓他們喜歡，所謂「看得入眼」，這很關鍵。
接下來是耳朵，有了良好的第一印象，他要聽聽你在說什麼。說得入耳，他繼續聽；說得不入耳，他的耳朵會否定眼睛的判斷。請注意，有一種「流暢的廢話」雖然動聽，但也不會被人記住。
再往後就是用嘴接受你。如果觀眾真正信賴你，認可你所傳遞的內容的價值，他會幫你進行第二次傳播。可能他會在某一次聊天時提到，白巖松昨天說了什麼，或者跟別人爭論時，引用一下白巖松的觀點。
最後一步，是用心接受。如果你做到了這一點，可以說，長跑的道路上最根本的障礙就已經掃除了。
2005年 上海國際電視節目主持人論壇
自己的讀後感
看過這篇不長的發言稿，最感慨的人是我。
這是整整十年前，在上海一次主持人的大聚會當中與同行交流的話。
那還是一個電視主持人星光燦爛的時代，CCTV裡也還群雄逐鹿，大家自信滿滿地談論著十年後，談論著未來。
現在正是當初的十年後，熱鬧已開始變得冷清，有人退了，有人辭了，有人創業了，有人遇到事故了。一轉眼，人群散了，原來擔心後繼無人，現在更多的是後繼者走人。長跑的路上人不多了。
我不傷感，一切正常，該感謝我們曾經同行。而且這也是進步吧。壟斷打破了，沒誰一股獨大。人走動得多了，水活了。
不過，還是常有人對我說：「你們台能幹的都走了！」我聽了立即自嘲：「我算不能幹的。」接下來人們往往補上一句：「你咋還不走？」
我一般不知該怎麼回答。
其實，走，正常；不走，也正常。每個人有自己的選擇，不用為離去或留下說一些太大的詞彙。於我，原因很簡單：新聞還在這兒。
當然，變化還會持續，我也不知道明天。就像十年前我們還不太清楚今天一樣。
我相信兩點。第一：我所在的屏幕，既包括五十英吋，也包括五英吋，沒區別—五英吋上看得不太清楚，我的顏值可能還高一些；第二，不管時代、技術如何變化進步，一定有些東西是不變的。我是一個內容提供者，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還是。
對了，我不過是一個新聞工人而已。我有我的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