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不缺德，可是缺啥？
教育不是讓人性變「好」，而是約束人性中的「不好」。
當時代的發展讓人們產生超越物質的需求，才是愛的開始。
今天來到這裡，也是對王振耀（編者註：北京師範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兄長表示敬意的一種方式。
在過去的很多年，因為中國的慈善事業要向前發展，我們進行過多次合作、對談。有時候，一項事業的前進需要大時代的機緣巧合；有時候，需要的只是一個人。同樣是美國總統，有的就不好，有的就不錯—中國的很多位置也是如此，遇到一個合適的人可能會往前推進十幾年，沒遇到合適的人就可能原地踏步。這些話表達的是我對王振耀兄長的尊敬。
接下來轉入正題，說說我對公益、慈善以及愛的思考。
今天溝通三個層面的問題：
第一個層面彷彿很遙遠，當人們談論中國的慈善、愛和公益的時候，很少提及，但它卻是最重要的基礎—人性。
第二個層面是道德。舉國關注的「小悅悅事件」，僅僅是道德問題嗎？把這個問號留給大家。
第三個層面，是慈善和公益在中國的發展，實質究竟是什麼？
中國人DNA裡的「二元對立邏輯」
首先，我們說一個彷彿無關其實最有關的問題：好人才會做慈善嗎？
中國人從小就習慣給人貼上「好人」和「壞人」的標籤，我們這一代可能感觸更深。小時候看電影不多，一看電影便要問爸爸媽媽，這是好人還是壞人？後來發現我們這代人最幸福，因為好人壞人一看就知道。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電影，主人公一定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反面角色則是胡漢三、南霸天、黃世仁那樣，從長相上就能看得出來。
這樣一種「非黑即白」的傳統延續下來，並不僅僅因為這方面的文化基礎是如此淺薄，更主要是在於我們長期生活在一個「革命」的背景下。「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你死我活的問題，是矛盾對立的關係，不是朋友就是敵人，幾乎沒有中間地帶。這種「革命基因」慢慢滲透到我們看待人性和世界的DNA裡，形成了一種簡單的二元對立法則。
非常遺憾的是，我也不能把在座的年輕人全部看成新人類，因為在這一點上講，你們依然是老人類，都不可避免地帶有「非黑即白」「非對即錯」的邏輯觀。
當我們關注公益、成為志願者的時候，首先要明白人性是極其複雜的，沒有純粹的「好」也沒有純粹的「壞」。每個人心中都並存著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取決於周圍的環境、制度和人，激活了你的哪一面。
比如今天，我站在這裡講公益、講慈善，會被大家認為是「好人」。但或許在其他情況下，人性中的「壞」也會釋放出來。當每個人都可以清晰且自律地看待自己，會明白誰也不比誰好到哪兒去或壞到哪兒去。
教育很重要。教育不是讓人性「變好」，而是約束人性中的負面慾望、揚善棄惡。
法律也很重要。法律不是最高的行為準則，而是最低的道德底線。法律不能讓你變成好人，但是它要求你杜絕壞的行為—搶劫、偷東西、殺人是不行的。
此外還有環境。如果一個社會環境充滿善意和安寧，人們和諧相處，人性中的善就會更多地被激活。
因此，我們倡導道德、公益和愛，期待更多的響應，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滿世界去尋找「好人」，而是要思考：如何用好的教育、好的法律、好的制度、好的環境等，把人們心中原本就存在的善意激發出來。
遺留在中國人DNA中的二元對立邏輯，讓我們對很多事物的判斷都是危險的。打破這種簡單對立的思維，是一個真正的基礎。全社會都應該在這個基礎上前行。也只有明白了這個道理，才會懂得：人人皆可做慈善，公益的基礎是巨大的。
是道德的問題嗎？
「小悅悅」事件、寶馬車碾童事件，還有一起又一起摔倒老人訛詐攙扶者的案例，讓大家都很難過，覺得中國人的道德底線一塌糊塗，對嗎？
可是問題僅僅在於「道德」嗎？請大家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道德是從哪兒來的？
如果「小悅悅事件」發生在國外，第一會受譴責的是孩子的父母，第二才是司機與圍觀者。我們可以說，小悅悅的父母非常值得同情，他們在城市裡打工不容易。但是，情感是一回事，法律是另一回事。站在嚴肅的法制角度看問題，是不關注這些點的。作為兩歲多孩子的監護人，小悅悅父母的監管缺失，是這起悲劇的真正關鍵點。
《人民日報》有一位知名記者，講過一個經典案例。她妹妹在美國生活，有一次孩子回中國，住在她家。一天晚上，她臨時有事出門，時間不長，就把妹妹的孩子單獨留在家裡。正好這時候妹妹從美國打電話過來，跟孩子聊天，問他「你大姨呢」，孩子說「不在家」。妹妹一聽急了，「就你一個人在家嗎？」孩子說：「對，就我一個人。」姐姐回來以後，妹妹對她勃然大怒，說：「姐姐你這是違法行為！」因為在美國，把未成年兒童單獨留在家裡就是嚴重的違法。
說到這兒，如果大家不解，還可以換一個思路。
老人摔倒被扶，為什麼一瞬間反而要抓住對方說：「你撞了我！」因為這個老人是「壞人」嗎？
倒退二十年，如果大街上兩輛汽車追尾，司機肯定下車就打。為什麼呢？不打不行！誰打輸了誰賠錢。可是現在，誰還會為了追尾大打出手？經常是把車靠邊一停，互相遞根煙，把保險號一抄就完了。
對比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後，會讓人產生一種錯覺：中國人很講禮節，道德水準提升了。可是為什麼中國人撞車後的道德水準發生這麼大的變化呢？因為「交通強制險」的介入。所有汽車必須買保險，一旦發生事故，不必再用暴力的手段爭取權益，於是在這個問題上，人性裡「善」的一面流露出來。
摔倒的老人為什麼訛詐救他的人？因為大部分老人沒有醫療保險，他摔倒在地不能動彈的時候，最大的痛苦還不是來自肉體—中國的父母心疼孩子啊，腦子裡蹦出來的第一個想法是，孩子要給自己掏錢治傷，少則幾千多則上萬，他扛不住—在這之前他可能行了一輩子的善，但是這一瞬間都不存在了，他像抓救命稻草一樣抓住了扶他起來的人。如果中國的老人都有醫療、養老保險，還會發生這麼多起訛詐事件嗎？
因此，涉及道德的問題，不應追問人們「有沒有道德」，更應該思考的是，我們的社會環境、相關的法律制度，是否進步到了讓人們「可以展現道德」的時候。中國人不缺德，缺的就是讓「德」展現出來的制度保障與大環境。我認為，此時此刻的中國，還沒有到達這個階段。所有糟糕事件的發生，都是在強迫我們去設法提高基礎保障和社會綜合配套設施。
我從來不願聽到人們站在道德的立場上談論道德。那沒有意義。
中國有句古話「貧賤夫妻百事哀」。在座各位都是年輕人，正處在一個相信「愛情的力量不可戰勝」的階段。那麼古人為什麼總結出這句話呢？因為這才是生活的真相。不管你愛得多麼驚心動魄，如果生活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沒地方住、沒食物吃，矛盾就會逐漸地從小到中，從中到大，最終毀掉愛情。所謂「基礎不牢，地動山搖」，道德也是同理。
基於剛才談到的「人性」和「道德」因素，此刻要想快速推動社會進步，誰又有權去抱怨別人呢？當下最常見的情形，就是所有人都在抱怨。領導在抱怨，群眾也在抱怨，富人在抱怨，窮人也在抱怨……唯獨沒有人抱怨並改變自己，這是中國此時此刻最大的問題。
今年我常說的一句話是：「我們批評政府、批評黨、批評社會不夠進步，是不是也該批評一下自己？每一個公民都沒問題，都是黨和政府的問題，誰說的？黨和政府什麼時候讓你闖紅燈？什麼時候讓你用散步的速度在街上開車並亂加塞？」
而且我發現，很多知識分子也在利益的驅動下，不能理性看待問題，甚至誇大事實來印證自己的某種觀點。這很糟糕。
慈善，來自內心對愛的需求
接下來進入第三個層面，談談慈善、愛與公益的實質。
慈善、愛與公益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你對別人的幫助，是嗎？我想告訴各位，人性是自私的。過去幾十年，我們黨教育幹部、老百姓都要大公無私，結果一度使這個國家瀕臨崩潰。到今天，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究竟改革了什麼？核心價值或者出發點是什麼？回頭一看是鄧小平終於明白了「人性是自私的」這個道理，然後開始順勢而為。
改革開放有兩個標誌性事件：一是《光明日報》發表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二是安徽小崗村承包土地按手印，土地承包的核心動因，就是尊重「人性是自私的」這個前提。
接下來這個理念延伸到了城市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股份制的基礎也是人性，持股人的主人翁意識增強，為自己工作更有動力，而為自己做就是為企業做。所以，不再討論「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背後曾有過痛苦的思考，慢慢才找到一條順應人性、順應時代的路徑。
那麼，既然人性是自私的，公益、慈善和愛又何以立足呢？這與「自私」不是相悖的嗎？恰恰不是。
2005年我在台灣採訪慈濟，工作人員告訴我，他們要求義工或志願者幫助了別人之後，不僅不用別人道謝，反倒要向別人致謝。因為「不是我幫了你，而是你幫了我」。這是什麼邏輯呢？有一句話叫「助人為樂」，幫助別人也是一種快樂，一種需求。
人生在不同階段會有不同的需求。到了某一個年齡，或者當你愛到極致，你會發現自己不再渴望從別人那裡獲得什麼，更關注的是「我能為你做什麼」。這不是虛偽，不是迎合，而是內心深處對愛的需求。
從整個社會來看，當時代發展到一定階段，人們自然也會產生一種超越物質的需求。這個時候，才是愛的開始。慈善公益的發展應該朝這個方向走。
一味地宣傳「大公無私」，鼓勵「見義勇為」和「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是扭曲的價值觀。一個連自己都不愛的人，怎麼會去愛別人、愛社會呢？反過來，只有當幫助別人成為自己的需求，而且是實實在在的需求時，公益、慈善、愛才真正具備了推動的基礎，而不是作秀。
公益行動不是「搞運動」
我們從來不缺「公益行動」—中國人搞運動習慣了，整套流程都很在行—我們更需要的是愛的感受和需求。骨子裡沒有愛，行動也只不過是空殼化、荒漠化的行動。
我們應當讓更多參與者心中升起幫助他人的需求。剛開始或許略顯形式主義，甚至有些空殼化，但是沒關係。只要目標清晰，可以逐漸向殼裡注入實實在在的內容。
另外，就算公益事業目前在中國進展緩慢，請不要急著罵。批評是應該的，改正也是應該的。但是稍有紕漏就要遭遇謾罵，中國的慈善之路就長不了。當你陷於一個不敢出任何差錯的境地，還能發揮多少優勢呢？這是一個社會的容錯能力。
作為媒體人，當然也應該具備容錯能力。我不能明明看到問題而不指出來，但是請記住，儘管我提出批評，卻依然以建設者和陪伴者的身份和他站在一起。
慈善事業在中國剛剛起步，就會立即達到我們所期待的高水準嗎？不會。
第一，很多事業的發展可參照中國經濟改革的路徑，慈善也不例外。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從1978年拉開大幕的，發展到第十四個年頭，市場經濟的大政方針才逐漸形成，「摸著石頭過河」。所以第一個要借鑒的就是「敢於試錯」，同時要包容。
第二是要自主。我們說「自主創新」，重點不在「創新」，而在「自主」。有自主才能有創新，不自主就不創新。科學家都聽處長的，中國不會有自己的喬布斯。中國這樣的民族，這樣的文化，當然有條件出喬布斯，但是制度要改。那麼多聰明腦袋，被一個智商沒那麼高的人管著，能創新嗎？
第三，嘗試一段時間後，一旦取得成績就迅速確立模式。1988年黨代會確立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92年黨代會確立了市場經濟，1997年最終確立了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中國經濟改革走過十八年，經歷了嘗試、寬容、自主、法律確立，最後慢慢成型。
如果，我們將2008年定義為「中國公益慈善元年」，到現在剛剛走過幾年，已經暴露出一系列問題：慈善總會有問題，紅十字會有問題，宋慶齡基金會有問題……
這些公益機構爆發的問題，起源於2008年每一個中國公民的慈善意識都得到啟蒙，啟蒙之後開始向外捐資，更多人成為公益的股民。汶川地震、玉樹地震、舟曲地震……隨著捐款人群的擴張，大家開始關注這些錢用到哪兒去了。媒體報道和網絡信息的快速更新，也起到了跟蹤和監督的作用。
發現病症是治病的前提，不滿意就要改造它。在種種爭議中，中國公益慈善以一種比想像更快的速度在改革，這是進步。人類歷史上沒有實現過不打折扣的理想，打折扣的過程中，也打掉了很多不切實際的幻想。
世界需要你的存在
是不是每一個搞慈善的人，都明白自己未來十到二十年間的使命呢？
我個人認為，從歷史角度看，從2008年開始的二十年，是中國公益建章立制的發展階段。建立多少公益機構、幫助多少人，都不是最重要的結果。下一個二十年才是壯大的二十年。
那麼，需要政府思考的是，在這建章立制的二十年，什麼可以「不急」，什麼應該「著急」。
建章立制要著急，一是涉及慈善立法問題，二是涉及立法之後的執行問題，理念和立法應該成為這個階段的重要工作。
我個人認為，公益機構必須進行大範圍的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大量公益機構嚴重缺乏人才，我不好深說了，得罪人。公益機構領導者平均年齡太大，已經過了能把一件事情幹好的最佳年齡了。當然，太年輕也難以勝任。我們需要三四十歲的中堅力量，最有衝動幹勁，也最有經驗。
針對公益機構的人才培訓也很薄弱。前不久，我剛給中國公立公益機構做了第一次新聞發言人的培訓。2003年，國新辦啟動「新聞發言人培訓」，我從第二期開始做老師，從省級到市級，幾乎涵蓋了各個部門，唯獨沒做過慈善機構的新聞發言人培訓。今天這些機構暴露出的問題，很大程度上也是緣於缺少媒體溝通經驗，缺少與公眾對話的經驗。北師大有一個「公益研究院」，中國需要更多這樣的科班，對慈善結構的組織管理者進行培訓或輪訓。
最後要補充的是，我們的很多慈善和公益理念需要改變，在這裡講三點，也是與大家共勉：
第一，公益、愛和慈善永遠是自願的事情。沒有理由勸捐或者罵人家不捐。勸捐表面看很有效，但一定會摧毀這個基礎。2008年汶川地震，我公開表達過這個意見，然後被別人罵，被罵也要表達。就算一個人有億萬身家，就算他一分錢沒捐，你就有權罵他嗎？有權對捐多捐少施壓嗎？你無權指摘別人的選擇。
第二，始終令我痛苦的一件事是：很多人認為只要出發點很合理，結果很滿意，過程就可以很殘暴。今年永光（編者註：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發明了一個詞，「暴力慈善」。要知道很多悲劇的出發點都曾經是好的。誰可以全面推翻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誰也推翻不了，因為他的動機中也許有一部分是合理的，但你無法否認過程是糟糕的。
我們必須告別這樣一種邏輯：只要結果好，過程差一點兒無所謂。任何源自糟糕過程的「好結果」，也不該被認為是好結果。比如在座各位，你們不能說，因為你勝任了一份用虛假簡歷換來的工作，這個謊言便是合理的。總有一天你會因此而吃虧。有人說，我會適時收手—不，通過扭曲的行為獲取利益，猶如毒癮，很難收手。更重要的是，破壞了整個社會的公平體系。
第三，做好事一定要讓別人知道嗎？很多人做好事是為了換取感激和褒獎，這是當前這個階段的特性。但終究有一天，當幫助別人出自你內心深處真正的需求，你就不再在意是否有人知道這件事。
1995年我去美國，在一所養老院從下午待到晚上。美國、日本和歐洲的老人大多是在福利院安度晚年。從這點上看，他們或許不如中國老人幸福，享受不到兒孫繞膝的天倫之樂。但是從另外一點看，他們又是幸福的。
養老院的一樓是各種活動場所，每天都有很多年輕的志願者過來，陪老人下棋、跳舞、玩、吃飯、聊天。志願者需要登記預約，每天的接納人數和工作時間都是固定的，所以不會出現老人一天被洗八次腳的情況—其實獻愛心沒有錯，是我們的制度不夠完善，讓那麼多志願者背負「作秀」之嫌。
當時我還不到三十歲，在養老院度過的半天，讓我覺得變老不是件太可怕的事情。因為總有一些人為了自己的信仰，願意幫助別人。
一切美好有序的東西，都曾在最混亂的時期生長。對愛的渴求，對信仰的渴求，對藍色天空和新鮮空氣的渴求，終究有一天會讓我們覺醒：為自己花錢不那麼幸福，為別人花錢才幸福；別人幫我不一定幸福，我幫別人才是幸福；感謝幫助你的人，更要感謝接受你幫助的人—正是他，讓你知道，這個世界需要你的存在。
2011年 京師公益講堂
自己的讀後感
中國人有兩張道德面孔，一張面對熟人，一張面對陌生人。這兩張面孔反差巨大，我們自己，就彷彿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族群。
面對熟人時，我們大多有禮貌，懂得謙讓，不僅不自私，反而很無私，朋友為搶著買單能打起來。面對熟人時，我們善解人意，尊老愛幼，言語溫和，願意忍讓，甚至犧牲小我。
如果從對待熟人的這張道德面孔來看，中國人絕對是世界上最有道德感的民族。可惜，在面對陌生人時，我們的道德面孔是另外一張。我們開始變得自私，愛占各種便宜，排隊加塞，開車亂並線，隨地吐痰亂扔垃圾，情緒急躁，永遠顯得不耐煩……
那個面對熟人朋友時可愛的中國人哪裡去了？
這兩張面孔清晰地告訴我們，雖然中國城市中的高層建築數量世界第一，彷彿已很現代化的樣子，但實質上，我們才剛剛從小村莊走出不久。
長期的農耕文明下，中國人的生活半徑很小，一畝三分地兒，鄉里鄉親，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一生大多生活在熟人社會中。於是，讓熟人朋友認可自己，是必須的生存之道。但是，封閉的生活方式終於被慢慢改變，我們一步一步走出土地走出鄉村走到陌生人中間，熟人的面孔變少了，約束也彷彿沒了。記得有一天在飛機上，兩個朋友聊天，其中一個談到剛才自己登機時的不文明行為，面無愧色地說：怕啥，又沒人認識咱！
看樣，等我們學會把陌生人也當熟人看待時，才算真正走進現代社會中。而這，又需要多長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