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瞭解抑製器和審查員都要做些什麼，我們不僅要考慮實際出現的思維狀態，還要考慮其他具有細微差異的相似環境中可能出現的各種思維狀態。
抑製器在一個行為將要形成之前通過調停對其進行阻止，但這很消耗時間，因為在找到可接受的替代措施之前，我們什麼都做不了。而審查員則可以通過更早開始調停來避免這種時間浪費。與抑製器等到行為將要發生時才叫停的做法不同，審查員運行得更早，使得我們還有一些時間去選擇替代方案。而且審查員僅僅是讓我們的思維調轉到一個可接受的方向上，而不像抑製器那樣直接阻斷思維的進程，所以完全不會浪費時間。
如此看來，審查員顯然要比抑製器更高效，但我們也要為這種效率付出一些代價。短時間內我們的思維退回去得越遠，它們再向前推進的方向就越多，我們到達一個錯誤思維狀態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同時，為了避免某個特定思維狀態的出現，審查員還要提早學會識別這一狀態之前所有可能的思維狀態。因此，每個審查員可能都迫切需要一個龐大的記憶庫。據我們瞭解，每個人都積累了數百萬個審查記憶，用以避免無效或有害的思維模式出現。
為什麼不讓我們的思維及時地倒退更遠，從而更早地扭轉那些不當行為呢？這樣的話攔截智能體就可以早早地選好正確的思維方向，事半功倍，我們也可以在處理複雜問題的時候不犯任何錯誤了。不幸的是，僅僅靠審查員是做不到這些的。因為如果我們的思維倒退而審查員的審查範圍相應擴大，那麼我們（為了避免思維在每個可能的錯誤方向上發生偏移）所需的抑制記憶也會呈指數級增長。所以要解決一個複雜的問題，僅僅知道可能會犯哪些錯誤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一些積極的計劃。
我在前面也提到了，我們的思維做了什麼要比它沒做什麼更容易被注意到，這意味著我們無法用內省的方式去感知這些發揮抑製作用的智能組都做了些什麼。我認為這個現象已經嚴重地歪曲了我們心理學的很多概念，而一旦我們認識到審查員以及其他各種形式的「消極識別器」的重要作用，就會發現思維的很大一部分其實都是由它們構成的。
儘管如此，有些時候，我們的審查員和抑製器自身也需要被抑制。比如我們要制訂一個粗略的長期計劃，就必須採用一種不拘小節的宏觀思路，忽略掉一些瑣碎的困難。但是如果有太多的審查員擋在眼前，這麼做就非常困難了，我們會由於找不到萬無一失的策略而變得畏首畏尾，使自己的宏偉藍圖還沒畫好就被撕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