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聽起來很可笑，但在22歲左右，我就擁有了我所描述的一切，但我仍然擔心自己是一個不可挽回的失敗者。我很慚愧，因為我沒有學歷。我想，我的母親應該想要我成為哈佛大學的教授吧。我產生了一個不合時宜的念頭，認為我必須找到正當的道路。我想被邀請進入一座硅谷可能最終會去摧毀的城堡。
出售《月之沙》的那家公司問我是否可以在SIGGRAPH上進行展示。SIGGRAPH是頂級的計算機圖形大會，跨越了工業界和學術界。因此我想，也許以官方身份參加大會能給我指出一條明路。
那年在波士頓舉行的SIGGRAPH非常熱鬧，生機勃勃。這是一次反主流文化聚會，規模小到完全不會產生混亂，就像火人節早期的那幾年一樣。而且，這裡的一切和我們VPL小屋裡一樣真實。計算機還不夠快，所以在摩爾定律實現之前，人們不得不出怪招來打發時間。
在我第一次訪問波士頓地區期間，命運的一切都聚集在一起。SIGGRAPH結束之前，我就決定搬到那裡一段時間，之後我在那裡認識了幾個相交終身的朋友，邂逅了我最終會結婚的女人（這恰恰是奇怪的、簡單的），遇到了我最敬重的導師，並第一次得到了一份真正的研究工作。
我幾乎立刻就和一群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怪學生混在了一起，彷彿我們已經是相識好幾年的老朋友了。原來他們是人工智能領域的創始人之一馬文·明斯基的學生。
戴維·萊維特就是其中之一，之後幾十年，我們一直都是朋友。他的頭髮和我的一樣，但顏色更深。他梳著中長的雷鬼頭。如果你瞇著眼睛看我們，我們就像鏡像的兩個人一樣，雖然他是黑人，或者是他自稱的「新人」。他常常叫我「另一個媽生的兄弟」。
我們倆是戲劇性的一對，一起肆意作樂。我們最喜歡的服裝是活潑的西非長袍。和我一樣，戴維也從蒙克和拉格泰姆中開發出了一種獨特的鋼琴風格，可以與我的斯克裡亞賓、南卡羅和大跨度鋼琴相比。
戴維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項目正好是可視化編程語言！最終他加入了加州的那夥人。
他的父母傾向於民權運動的激進派。更具傳奇色彩的是，戴維最近還參選了美國參議院，他的立場比舊金山灣區還左。
我要解決一個經常出現的無厘頭問題：頭髮。除了適應遺傳學之外，我的頭髮沒有表現出任何用途。我不是假裝自己是黑人，也不是向牙買加或印度的聖潔形象致敬。我的頭髮就是非常捲曲。
一想到餘生都要不斷努力地去梳理它，我就果斷放棄了努力，就讓它亂糟糟的吧，就這麼簡單。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有一本書名為《工作中的程序員》（Programmers at Work），封面上就是一張我邋裡邋遢的照片。只有在這個短暫的時期裡，我願意花幾個小時讓自己看起來不那麼怪。
到現在為止，這種恐懼已經困擾了我太長時間，又帶來了其他不便，所以我可能不得不剪掉頭髮，但我又推遲了這個計劃。我不再關注頭髮的問題了。[7]
在那個年代，白人梳辮子是非常罕見的，所以我是個怪人。今天這樣是很正常的，但人們對此並沒有什麼好感。習慣使然。
在硅谷和麻省理工學院，沒人會關心我的頭髮。但對我來說，麻省理工學院比硅谷要更自在一些。這裡很像加州理工學院，但這次我有我需要的那個愚蠢的東西：合法性。
艾倫·凱已經離開了施樂帕克，創辦了一個由雅達利贊助的新實驗室。他為我提供了一個暑期研究職位，這個職位通常會提供給研究生。我又來了！我又成了一個寵兒。
雅達利實驗室位於肯德爾廣場，實際上相當於麻省理工學院的一部分。這是麻省理工學院具有深遠影響的媒體實驗室的鼻祖之一，而媒體實驗室將在幾年後成立。
我就是這樣認識了馬文·明斯基，他也許是我的導師中最和藹、最慷慨的一個。
我在前幾本書中描述了我在劍橋生活時發生的一些事情，比如在馬文亂糟糟的家中迷失了方向，和理查德·斯托曼爭論自由軟件的曙光。我不會在這裡重複這些故事，但是我希望你能看看我在2016年馬文去世的那天寫的關於他的文章。這也是對約翰·布羅克曼（John Brockman）的網站Edge.org的致敬：
就在幾個月前，我最後一次看到馬文，他正在自己漂亮的房子裡閒逛。突然前門打開了，學生冒了出來。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個年輕學生在馬戲團裡工作了一個夏天，很自然地爬上了懸掛在拱形天花板上的鞦韆。在我們爭論著人工智能的時候，她像貓一樣溜了上去，來迴盪著，就像40多年前一樣。
我記得那個鞦韆剛裝上時，我還是個年輕的徒弟。為什麼掛在那裡？記不得了，但在當時，大號也被放到了鋼琴下，現在被書本、望遠鏡部件以及許多奇妙的東西遮住了。
那天晚上，在我去找馬文的路上，接到了一位朋友的電話，他和我都認識馬文。「不要和他爭論，他很小氣。」我不敢相信我聽到的。「但馬文在爭論的時候很興奮。」
我是對的。馬文說：「你在做什麼？批評人工智能嗎？這很好。如果你在大方向上錯了，你會讓人工智能變得更好，但你還有很多可怕的工作。如果你在大方向上是對的，那麼你就對了。這很好！」
這些年，關於人類的自我反思，馬文發明了其中大約一半的思維方式。他描述人工智能的特殊方式簡直就是天馬行空。馬文對機器未來的敘述就是人們所害怕的內容，但這並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馬文對人類及其情緒的思考方式，這種思考方式已經或多或少地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神話。例如，皮克斯的《頭腦特工隊》（Inside Out）甚至看起來就像幾十年前馬文的演講一樣。（例如，他曾要求我們想像我們的大腦在事物或事件的記憶上塗色，從而以某種特定的情緒對這些記憶做出反應。）
所有這一切都可以被視為他在計算機科學基礎成果之外的工作。他還為很多其他領域做出了技術貢獻。最新的VR光學就受到了馬文發明的影響，例如共焦顯微鏡。
為什麼馬文對我這麼好？我讓他生氣，我處處反對他的意見，我從來沒有正式成為他的學生，但他指導著我，激勵著我，花了很多時間來幫助我。他對我的好是不遺餘力的、純粹的。
馬文在20世紀80年代來到加州，那時我20多歲，人們對VR的接受度也越來越高。他坐在一個頭戴設備裡，彷彿是模擬神經元正在海馬體裡工作的情形，同時彈奏著一架真正的三角鋼琴，現實的兩個平面美觀而協調。
音樂！大家都知道，馬文是以和巴赫的精心對位相似的風格在鋼琴上即興創作的，但是他從來不會落入俗套。對於我從世界各地帶來的那些冷門樂器，他和我一樣著迷。因為對馬文來說，一切都是新鮮的，所以巴赫的風格也一直是全新的。馬文永遠不會感到厭倦或厭煩，也不會因為震驚於新奇的現實而感到不好意思。
我記得馬文對他的女兒瑪格麗特和我談起了他對艾倫·沃茨的看法。很難想到任何一個哲學家和馬文的差別比沃茨和他的差別還要大，但馬文認為，沃茨對死亡的見解蘊含著大智慧。我記得馬文談到了沃茨的想法，即輪迴是對人類的一種波浪形式的解讀，而不是粒子形式。（就這一點來說，並不是馬文或沃茨以輪迴接受了個體生存的概念。相反，一個人的特性或模式最終幾乎會以新的組合形式重新出現在其他人的新集合中。）
我記得有一次，在劍橋的一個春日，我們開開心心地在商店附近散步，突然在嬰兒車裡看到一個嬰兒。馬文開始談論「它」，好像嬰兒是一個裝置、一個小裝置，我完全知道他這樣做是為了刺激我。「它能夠跟蹤視野中的物體，但交互能力有限；它還沒有建立起與視覺刺激相對應的已觀察到的行為特性大全。」
哦，那個狡猾的笑容。他猜我有點受刺激了，這樣就能證明我就是我自己想法的奴隸。馬文一直以來都是溫暖人心的，所以這個詭計並沒有奏效。我們笑了。
馬文把幽默與智慧聯繫在一起。幽默可以讓他的大腦發現哪些漏洞需要填補，是變得更明智的一種方法。我一想起他，就會想到，他讓每一個時刻都更有趣、更有智慧、更溫暖、更友善。依我所見，在這點上他從來就沒失敗過。
這就是馬文。
雅達利研究實驗室不缺乏真正的資源。我們可以在激光打印機上進行打印，互相發送電子郵件，還可以做其他數字化的東西，這些東西在當時是相當未來的、精英階層的、獨一無二的。我已經走出了低谷，回到了大科學的世界。
我研究了一些非主流的編程語言思想，以及一些奇怪的觸覺遊戲，包括一個機器人掃帚，你可以在模擬器中騎著它，成為一個女巫。這也是帶有性隱喻色彩的。
說到這裡，我已經涵蓋了劍橋發生的很多事情：新朋友、導師、研究工作。那女人呢？
我不會提到她的名字，不過她也不出名。她的存在讓人感到震撼。一個光芒四射的女神，一個完美的傳統金髮女郎的原型，帶著點迷幻嬉皮士的叛逆感。
性感，怪怪的聰明，廢話，乳溝，所有一切，全部都透露著一種得體的冷漠。以前我喜歡過其他女人，但這一次就像是觸電般的自由落體，是一種完全不同的體驗。
但有一點很奇怪。我並沒有真的直接感受到她對我的吸引力。更準確地說，應該是其他人都被她吸引住了，而我陷入了一場社交潮流中。
她是身份的象徵。我感覺就像陷入了古老的魔法崇拜，進入了一個關於強大和美麗的秘密社團。
第一次見到她時，我並不出名。我只是在麻省理工學院附近隨處可見的一群好奇、聰明、毛髮旺盛的男孩之一。她是男人眼中最亮的一顆星，回頭率很高，人們的目光就像小貓把頭轉過來追蹤搖晃的玩具一樣追隨著她。
她懷有高遠的社交野心。在我們的第一次談話中，她說：「哦，蒂莫西·利裡把我送到了哈佛大學，這樣我就可以引誘麻省理工學院的計算機天才進入迷幻革命了。」這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秘密使命！
當時我們之間什麼也沒有發生，但簡單地說，我最終會和她結婚。我們會在適當的時候來完成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