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間裡重達800磅[1]的會飛的大猩猩是致幻劑的產物，其中包含了迷茫的嬰兒潮一代在當下的「一切夢想」。我通常會與「X一代」劃入同一類人，但嬰兒潮一代佔據統治地位，為我們所做的一切奠定了時代背景。
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最常面對的問題就是VR和致幻劑的相關性。一旦人們能夠真正嘗試使用VR，這個問題最終就會慢慢解決。但為了準確起見，請看下一個VR定義。
第23個VR定義：VR有時可以與致幻劑相提並論，但VR使用者可以客觀地共享世界，即便共享的是幻想，但致幻劑用戶不能。VR世界需要設計和工程工作，而且當你願意努力創造並分享自我體驗時，效果是最好的。這就像騎自行車，而不是坐過山車。雖然有些VR體驗讓人激動萬分，但你總是能夠從中脫身。你不會失去控制。與現實或夢想或迷幻之旅比起來，VR往往「質量更低」，它將取決於你為注意到那些不同之處而對感官的磨煉。現在，致幻劑已經存在了，而在短時間內VR不會太好用。VR可能對你的子女或孫輩更有意義。
蒂莫西·利裡（Timothy Leary）在VR概念中發現了新的事業，儘管他暫時還不能進行嘗試。也許你年紀太小已經忘記了，蒂莫西早期因為他的傳染性狂歡而被人們稱為「美國最危險的人」，這不僅涉及致幻劑，而且還宣佈了一切都突然變得不同。這是拒絕和無視政府、大學和金錢等舊體制的最佳方法。
他認為，這個世界正處在揭露真相的風口浪尖，在這之後，我們都會享有更多的和平與美麗。他認為藥物是突出真相的關鍵。他是嬰兒潮一代文化中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在某種程度上定義了今天在美國仍然殘酷的文化鴻溝。
有一次，蒂莫西宣佈VR是新的致幻劑。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產生了強烈的分歧。
在地下科幻雜誌等媒體上辯論了幾個來回之後，蒂莫西約我私下見面，這樣就可以打消我的顧慮。當然，這次見面計劃是迂迴有趣的。
蒂莫西要我把他從大蘇爾的伊薩蘭學院偷偷帶出去，他在那裡簽約了一個工作室。首先，我要去接一個專業的蒂莫西扮演者，偷偷把他帶進去，他會接管工作室的工作。然後，我再把真正的蒂莫西藏在汽車後備廂裡，若無其事地通過門衛的看守，開車出去。我們彷彿要製作《冷戰柏林》（Cold War Berlin）中的一個黑色電影場景。我很乾脆地答應了，為什麼不呢？
清理汽車後備廂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在斯坦福大學實驗室後面的一個垃圾箱旁，沃爾特幫我一起對後備廂進行徹底的清理。我們將打印輸出塔、計算機磁盤和軟盤按照尺寸分類放到墊布上，還扔了幾台我沒啟動的計算機，這些計算機在今天就是古董了。我們這樣做只是為了給蒂莫西騰出空間。還有一台蘋果III，它是太陽微系統公司的原型機，是LISP機器的一部分。[2]
我努力裝作不那麼心虛，避免與門衛目光接觸。我溫柔地對著亭子裡的門衛揮手，心咚咚直跳。我迅速瞥了一眼，發現他不是我害怕的那種穿著制服的肌肉發達的保安，而是一個穿著扎染T恤、留著鬍子的瘦小年輕人。
蒂莫西的扮演者看起來很成功，據我所知，沒有人發現這一欺騙行為。我猜學生是被下藥了吧。越獄方案成功！
時間到了，我們在後備廂裡騰出的空間剛好裝得下蒂莫西，儘管裡面的一些剩餘設備一下子落到了他身上。任務會成功嗎？蒂莫西給了我一個地址，是大蘇爾的普菲爾點最漂亮的房子。我把他從後備廂裡拉出來後，我們就在滿月的夜空下，看著腳下的海浪和好萊塢人一起吃飯，聽著相當驚艷但還未發行的「傳聲頭像樂隊」的原聲帶。
崇拜蒂莫西的嬉皮士孩子把他圍在中間，他也喜歡融入好萊塢的魅力世界裡。他成了我的好朋友，雖然我不同意他的觀點。這對我來說是有好處的，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將會有更多這樣的朋友。
有一次，我在西班牙的一個會議上發言，而致幻劑的發明者艾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n）也有發言。他走到我面前說：「你是蒂莫西的繼承人。」然後狡猾地瞥了我一眼。我無言以對。
蒂莫西和我從來沒有就如何將致幻劑和VR做比較達成一致。他同意逐漸淡化關於VR的言論，這很有幫助。我們最不需要的就是VR問世之前針對它的大規模反對聲。
通過蒂莫西，我認識了迷幻世界的其他人。我特別喜歡薩沙·舒爾金（Sasha Shulgin）。他是一位偉大的化學家，在美國政府的特別許可下發明並試用了數百種新的致幻劑，他有一個世界級的化學實驗室，隱藏在伯克利後面小山上的鄉村小屋中。他是我見過的最清醒、性格最好的人之一。
蒂莫西的一部分追隨者一直在研究怎樣使某種藥物促進移情作用——這是另一種喜悅，並且他們中的很多人認為這是世界和平、精神實現和永恆天才的保證。他們常常把藥物看作是有生命的，就像計算機科學家可能會將計算機視為活著的人工智能一樣。蘑菇中的迷幻分子可以被塑造成給人類帶來智慧的生物。（我必須要說，致幻劑研究人員陷入了關於所有權、撥款等科學生活中其他令人厭煩的瑣碎爭議中，所以藥物的烏托邦力量不可能有那麼強大。）
迷幻烏托邦有一種自動化的性質，後來竟然與技術自由主義者的感性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古老的馬克思主義或安·蘭德主義（Ayn Randian）認為，人們需要為了烏托邦而奮鬥，但這種觀念已經過時了。
借助迷幻的思維方式，我的VR理想主義走向了成熟。在烏托邦的掩蓋下，可以找到更多有趣的想法，譬如「設定和設置」的意思是，藥物分子沒有真正強加給人任何特定的含義，也沒有背景聯繫。例如，搖頭丸被認為能帶來簡單的愉悅感或移情作用（刺激的同理心）。後來，人們發現，在通宵營業的歐洲迪廳中，它作為興奮劑和感官增強劑有著最廣泛的應用。現在，它正在接受創傷後應激障礙甚至自閉症的治療測試。[3]
因此，精神活性分子可以有廣泛的含義。雖然我從來沒有想過VR是類似藥物的東西，但是「設定和設置」原則至少也適用於VR。VR既可以是美麗的藝術和同理心，也可以是可怕的間諜行為和操縱。它的意義在於我們如何設定。
致幻劑在科技圈普遍存在。關於它，史蒂夫·喬布斯如果在世會繼續研究下去。
我曾經被質疑服用藥物，特別是致幻劑，或至少是大麻，我為此承受了巨大的社會壓力。事實上，我從來沒有嘗試過，連大麻也沒有。我不得不一直為自己澄清。我的選擇被致幻劑的推崇者視為一種公開侮辱。
我的直覺是，這些藥物不適合我。就這麼簡單。我並不是對別人有看法。這有點像今天的某些人不願意加入社交網絡的那種感覺。我的答案是一樣的。[4]
有人叫我騙子，據說是因為我證明自己能看見只有通過致幻劑才能看到的「可見的事物和已知的事物」。我是一個非常怪異和迷幻的人。蒂莫西·利裡給我取了一個綽號——「對照組」。我是現場唯一沒有服用藥物的人，所以也許我就是那條基線。也許藥物讓人變得更加坦率。
有些人需要成為對照組。多年後，當理查德·費曼得知他的癌症開始蔓延時，他認為是時候去嘗試致幻劑了。他的計劃是在大蘇爾海上懸崖峭壁的邊緣，和一些嬉皮士女人一起泡在熱水浴缸裡。[5]他要求對照組也在場，保持一個謹慎的距離，確保他不會摔下懸崖。他用了致幻劑後非常興奮，以致不能進行計算了。「機器壞了。」他高興地指著自己的頭說。
一種叫作死籐水或卡皮木的亞馬孫化合物特別容易與VR產生共鳴。威廉·巴勒斯曾經寫到過它，另外還有其他一些關於這種藥物的著名記錄。[6]
這種藥物的相關文化顯示，它創造了人與人之間的心理聯繫。藥物的使用者會分享體驗，這是一種超越言語的交流方式。因此，人們對死籐水的理解方式與我對未來VR的想法是相似的。
這兩者之間的相似之處不僅如此，它們還都可能讓人嘔吐。這不是一個隨隨便便的評論。兩者都需要承擔風險、做準備和做潛在的犧牲。這是儀式崇拜的完美設置。
VR很少讓人們嘔吐，我們在演示中甚至沒有任何相關提示，但在最近，在巴西有所改善的法律環境中，對死籐水文化的迷戀仍然吸引著VR工程師。一批硅谷VR主管定期去體驗，加州還發生了重建亞馬孫儀式的一些事件。
我從來沒有嘗試過死籐水，所以我保留對它的判斷。我想說的是，我從來沒有看到任何證據能證明死籐水使用者之間的心理聯繫，但我周圍有人已經用過幾次。我經常談論這個話題，就像在走鋼絲一樣。你知道，如果你傾向左派，你就是迷信的；如果你傾向右派，你就是還原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