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會在週末坐火車去曼哈頓，去見我父母的一個朋友。她叫露絲·莫利（Ruth Morley），是一名電影服裝設計師，以她在《安妮·霍爾》（Annie Hall）和《窈窕淑男》（Tootsie）中的設計而聞名。她住在一座紫色的頂層公寓裡，就在達科他的後面。她有兩個女兒，都比我大一點點。
我父母在紐約的生活仍然有跡可循，這讓我感受到這座城市的善意。我從那座紫色的頂層公寓中出來，見識了一場現實版的先鋒音樂，和我在郊區的學校看到的裝模作樣的音樂完全不同，實在是太棒了。我與約翰·凱奇（John Cage）以及當時一些音樂名人一起消磨時間。合成器女神勞麗·施皮格爾（Laurie Spiegel）以及同樣可愛甚至更讓人驚歎的新星勞麗·安德森（Laurie Anderson）也成了我的朋友。
紐約就像一個巨大的拋物面反射鏡，在身後把你放大。當你走在紐約街頭時，會接觸到數千人的目光，交換潛意識信號。你墜入了最密集的命運中心。如果你想找麻煩，這裡就可以。你也可以在這裡找到真愛，找到互相喜歡的人，或失去寵愛。
今天卻不再是這樣了，因為每個人都只看到手機。
有一個富有優雅的年邁寡婦，擁有歐洲貴族血統（其實每個人都是吧），她默默贊助了紐約的許多實驗音樂現場。在這些顯然經過組織的活動中，總會有這樣的人在幕後默默支持。
據說她住在一座巨大的尖頂房子中，聽說這座房子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不銹鋼單體建築。她丈夫的遺骨好像就懸掛在頂尖的一個活動部件中。
她經常邀請凱奇以及其他一些精英一起聚會，徹夜狂歡。我們先跳舞，再在一個富有的名人家中攪得天翻地覆，然後遊蕩街頭，從最高級的餐廳的垃圾桶中翻出被扔掉的高級奶酪。我在早上4點左右才睡覺，疲憊不堪。
當時的紐約犯罪猖獗。由露絲擔任服裝設計師的《出租車司機》（Taxi Driver）準確地抓住了這一點。幾乎所有人都被搶過。但在這個先鋒藝術圈中，仍然有一種自負的精神，那就是一切都與態度有關。如果你在進入這個城市時心態端正，那麼你就不會受到影響。（最終在多年後的20世紀90年代，約翰·凱奇也被搶了。他的信念動搖了，我們的也是。）
一位名叫查利·莫羅（Charlie Morrow）的作曲家組織了一個強悍的游擊隊，成功入侵了股票交易所，在被保安用哨子驅逐前，我們讓那個地方變得熱鬧無比，而那些保安也被我們視為樂隊成員。在一場音樂會上，我用香腸製作了一個巴松管，聲音聽起來還不錯。
我演奏鋼琴的風格十分激烈，總有種血灑琴鍵的感覺。一部分是因為我在嘗試用手彈出南卡羅後期節奏極快的自動鋼琴的演奏感覺，雖然這是不可能做到的。另一方面，無論音樂中的情感如何，我的情緒總是很激動，甚至到達危險的程度。每當我演奏時，我感到這就是我的生命。
我希望你能聽到我的回憶。我記得我活在自己的鋼琴世界裡。這個世界由強烈的和弦衝突和節奏組成，給幾乎消失的精緻模式留出了空間。我有很多奇怪的踏板技巧，比如反覆開關阻尼器來獲得顫音，或在一個音符好像要結束時，繼續保持顫音。我彈奏的每一個音符都餘音繞樑。我喜歡瘋狂的快速琶音，這是跟南卡羅學的，我還能用花哨的翻手來完成這種琶音。不過我記得的東西和別人聽到的東西是否一樣，這很難說。
我在一家名叫「耳館」的獨具風情的河畔老酒吧彈鋼琴，這家酒吧最近重新火了起來，成了作曲家的聚集地。另一個很厲害的鋼琴手名叫夏爾馬涅·巴勒斯坦（Charlemagne Palestine），他和我爭位子，偶爾會把我擠下去。
那個時候並沒有很多記錄的方法，所以我沒有自己以前彈鋼琴的錄音。但我的確上過一本名叫《耳朵》（Ear）的雜誌的封面。《耳朵》是一本眾人皆知的先鋒音樂雜誌，擁有我之前在新墨西哥州的圖書館看到的先鋒藝術雜誌的風格。這本雜誌每次要發行新的一期，就會派人去達科他向約翰·列儂和小野洋子討要一些經費。我的封面形象是一個單簧管按鍵系統和當時的地鐵路線圖組成的變體，還有一個單簧管合唱團在地鐵上演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