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學校有一個優點——我在這裡第一次有機會談論我的想法。這裡的學生喜歡像學者那樣高談闊論。最常見的話題就是電影。
這個學校是先鋒電影製片人的綠洲。一些在這裡巡演的怪人只製作過幾部電影，每部只有幾分鐘，但他們很受學生歡迎，包括我在內。斯坦·布拉克黑奇（Stan Brakhage）或邁克爾·斯諾（Michael Snow）這樣的人物總是能從我們身上掙到點小錢。電影在一個臨時搭建的銹跡斑斑的舊棚子裡放映，放映結束我們就可以在廉價酒吧買到食物。酒吧裡還有一台自動點唱機，吵得讓你無法思考。
天哪，當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那些音樂時，仍然感到很震驚。當時大部分的年輕人都喜歡流行樂。不知道是因為那些音樂本來就很糟糕，還是只有我一個人這樣認為，反正我認為很多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的音樂在當時聽起來就很糟糕，現在聽起來仍然很糟糕。
我們不光看電影，還會討論電影。我們不光討論電影本身，還會討論「電影文化」。在每一次關於先鋒電影的討論中，我們都會激烈地爭論一個話題：總有一天，每個人從生到死的每一秒都會被拍攝下來。所有的東西都會有記錄。
我反覆用至上主義者博爾赫斯（Borges）的理論來闡釋這個想法：電影將壓倒時間本身。「沒有任何東西會被遺忘，因此，現在和過去的界限就不會那麼明顯。時間不再是簡單的線性存在，而是更具擴散性，就像一張展開的地圖，而不是一根直線。」
我的據理力爭使我成為這個社交圈子裡的一員，雖然只是曇花一現。用電影記錄一切的想法如此誘人，感覺就像是未來一樣，就像是電影戰勝了其他一切似的。電影至上是未來！我的話基本說到所有人心窩子裡去了。
小眾電影文化中的朦朧感就是我們想要的。一想到普通人不認識瑪雅·黛倫（Maya Deren），我們就會非常滿意。
你可能也不認識她。這個電影製作人的小圈子發明了一些模式和風格，其中的大部分你可以在音樂錄音帶中找到，它們最終帶來的影響可以與史蒂文·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或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的影響比肩。這些我也根本沒有想到。
有一天，我走在一片詭異的迷霧中，突然萌生出一個可怕的想法，一個被禁止的想法：如果我提出「人有人的用處」這種概念會怎樣？天哪。
我記得在又一次看完米卡斯兄弟或傑克·史密斯（Jack Smith）的新片後，大家開始天南地北地討論，我問道：「誰將負責拍攝人的一生這部大電影？誰來定機位，調顏色，在不同的攝影機之間切換？」
「電影的拍攝中有一堆的決定，」我繼續說道，「這是真正的工作。如果每個人都以自己的一生為題材拍一部大電影，那麼，我們也沒有時間過什麼生活了。電影會扼殺其他所有的事情，結果就是出現停滯、靜止的圖像。如果電影是由另一個人來執導，則會產生法西斯主義，因為你的記憶會被另一個人控制，這個人會控制你的一切。因此，我們不可能把一切都拍攝下來。我們必須拋棄足夠多的記憶，才能獲得自由。」
奇怪的是，沒有人能接受我的這一論點。這是一種偏執的想法，這群年輕固執的孩子就喜歡這個調調，我本以為會引起他們的共鳴。此外，我感覺這個想法很重要，它有可能是真理。事實恰恰相反，我只聽到了沉悶的傻笑。對孩子來說，奉承所帶來巨大的愉悅感是無可匹敵的。
雖然我的觀點失敗了，但這次爭論給我帶來的最終感受是快樂大過恐懼。我曾經因為對母親印象不夠深刻而自責，但我後來清楚地知道，適當的遺忘有時就是釋放自我的唯一出路。
我在正式課堂上學到的東西並不多。事後想來，我的數學和科學成績並不出眾。那時沒有計算機，我對此不感興趣，當然更談不上理解。我不得不把有關計算機的一切留待以後處理。更糟糕的是，音樂老師都是神神秘秘的，人品也不好——由於發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我很快就瞭解了這一點。
在那之前，發生了一件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