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方程式就可以總結出，為什麼維納的書這麼可怕：
圖靈摩爾定律×（巴甫洛夫、華生、斯金納）= 殭屍啟示錄
第二次世界大戰剛開始就給人們留下了恐懼感，人們擔心人類的能動性可能會受到技術的威脅。納粹利用電影宣傳等新技術，在發明工業化版本種族滅絕時招攬了一大批追隨者。在這樣的陰霾中，我的母親就像是一個微小的像素，一個本來無法存在的倖存者。
戰後，每個人都感到迷茫，這到底是怎麼發生的？還會再發生嗎？我們能在最開始發現它嗎？發現之後又該怎麼辦？
戰後的人們擔心思想被控制。伊萬·巴甫洛夫（Ivan Pavlov）、約翰·B. 華生（John B. Watson）和B. F. 斯金納（B. F. Skinner）這樣的心理學家已經表示，可以利用受控反饋來改變行為。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托馬斯·品欽和菲利普·K.迪克的作品被視為賽博朋克流派的代表，常常帶有現代偏執的黑暗金屬風格，而大部分現代科幻小說也具備這一風格。這一切都是從一些科學家向惶恐的普通人炫耀實驗室權力開始的。
最初的一些行為主義者處處透露著囂張氣焰，好像他們有權宣佈怎樣在實驗室或社會中設計其他人一樣。他們還帶有極權主義傾向，好像除了行為主義，瞭解人類的其他任何方法都無關緊要。
巴甫洛夫就是在狗吃東西時搖鈴的那個人，他證明了只用鈴鐺就能讓狗流口水。華生進行了殘忍的「小艾伯特」實驗。當動物出現在嬰兒周圍時，他就會嚇唬這個嬰兒，他證明了可以讓人類永遠害怕動物。斯金納則設計了一個實驗盒子，在實驗室中瞭解動物的條件反射。
流行文化中的行為主義已經淪落為一些小玩意兒了。就算是美國總統，你也可以發推文請客，以此引起人們的注意。當聽到「狗哨」時，你馬上就會「流口水」。斯金納盒子就是一個原型。在斯金納盒子裡的人會有一種掌控一切的錯覺，但實際上是他被盒子控制，或是被盒子背後的人控制。
關鍵區分必不可少，而正確區分並不容易。我曾經被行為主義者的文化所排斥，雖然它並不是屬於實用科學的行為主義本身。過去我考慮用訓練山羊來證明行為主義的有用性，但在今天，我可能會提出認知行為療法。
我大學時癡迷於研究怎樣劃分實用科學和恐怖的權力炫耀。我的大腦飛速運轉，徹夜不眠。「我們需要科學來生存，而且科學本身富有美感。但科學家可能是怪胎，由怪胎編排和驅動的科學可能造成可怕的傷害。如果我們不夠好，配不上科學，我們又怎麼能研究科學呢？」
行為主義讓我感到最沮喪的地方就是它包裹著反人類的感覺，通過殘忍的實驗譁眾取寵。你可以使用任何技術來設計新形式的殘酷實驗，但這又是為什麼呢？
行為主義並不是偏執的唯一來源。遺傳學是有用的、有效的，但遺傳學家有時會轉而支持反人類的邪惡烏托邦思想。對被殺害的我的家人，被囚禁和折磨的我的母親，以及千千萬萬和他們一樣的受害者來說，有些科學家也是幫兇。
如果你想感受我最開始學習計算機科學時的那種偏執精神，我推薦你觀看原版電影《滿洲候選人》（The Manchurian Candidate）。影片中，一名美國士兵被洗腦，而洗腦不是通過宣傳、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或任何其他人類交互範圍內的詭計實現的，而是通過殘酷的算法、無菌刺激和反饋實現的。《發條橙》（A Clockwork Orange）以及許多其他小說和電影，也描繪了像斯金納一樣的心靈黑客。
試想，你就像是遊戲裡的人物一樣，某個蠢貨可能正在操控你，而你毫無所知，這種感覺是不是糟糕透頂？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世紀之交，這段時期的電影和小說往往是關於這樣一個主題：催眠或一種假設的「真話血清」將用於控制人類。這不僅僅是電影情節！實際上，美國中情局在人們不知情或未同意的情況下，給人們服用致幻劑（LSD），觀察它是否會促進精神控制。
維納推測，計算機可能強大到以更有效、更難探測、更加恐怖的方式運行更完美的斯金納盒子。仔細解讀斯金納，你就會明顯地認識到，只要有足夠好的傳感器、足夠好的算法和足夠好的感官反饋，就可以在清醒的人們不知情的情況下，把斯金納盒子安置在他們附近。維納同時指出，要搭建巨大的計算設施和通信網絡十分困難，因此，這種危險只是理論上的——這讓讀者鬆了一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