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父母都是直呼其名。我母親莉莉（Lilly）出生於維也納的猶太家庭，少女時代還是一名天才鋼琴家。她的父親是一名教授，也是一名拉比，是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助手。他們住在一幢漂亮的房子裡，生活優越。我的外祖父母下決心要等到納粹暴政結束的那一天。他們堅信，人類的沉淪也是有底線的。
莉莉是一個早熟的聰慧少女。她長著一頭金髮，皮膚白皙。雖然你們也許覺得這些無足輕重，但她正是憑借這一點，才偽裝成雅利安人逃出了集中營，然後偽造文書，在外祖父被處以極刑前救出了他。
可惜這樣的策略也只能在大屠殺伊始，種族屠殺愈演愈烈之前，才有可能實現。最終，我母親的家族幾乎被納粹滅門。
一些人逃了出去，輾轉到了紐約。剛開始，莉莉只是一名小裁縫。但很快，她就擁有了自己的內衣品牌。她學會了繪畫，年紀尚輕的她還成了一名舞者。她自力更生，追求自己的夢想。照片裡的她看起來像電影明星一樣耀眼。
我們的關係十分親密，好得像一個人似的。我曾經為她和她的朋友彈奏貝多芬的奏鳴曲，那種感覺像是我們合二為一，共同彈奏。雖然這種解釋聽起來有些無力，也有些俗氣，但確實如此。
後來，我的父母把我轉送到得克薩斯州的一個公立小學。那裡沒有藝術書籍，窗外也全無有趣的東西。我的父母還很擔心我學到的東西根本沒法幫我融入美國。
的確是這樣。在上學的途中，我必須要穿越鄰家惡霸孩子的領地。他們說話時帶著牛仔的腔調，穿著髒兮兮的靴子。我的父母後來不得不送我去學空手道，這讓我感到十分意外。
除了服裝還算酷外，有關空手道的一切都讓我十分厭惡。當母親到得克薩斯空手道館看我訓練時，我就靜靜地站在那裡，任憑另一個男孩打我、踢我、捶我。可我並不記得自己感到害怕或羞恥，相反，在我看來與另一個人打架才是愚蠢至極，我總覺得不對勁兒，感覺糟透了。況且那孩子也並不是真的在揍我，他根本傷不到我，但我的母親被嚇壞了。我第一次看到她對我這麼失望，我感覺天都要塌下來了。
第二天早上，我照舊踩著硬邦邦的土地，穿過光禿禿的草地準備去上學，那群惡霸孩子圍住了我。我當時帶著一個細管上低音號，它看起來就像一個迷你大號。對一個9歲的孩子來說，它其實就像大號一樣大。突然，我腦子裡有了主意。
我開始像直升機一樣旋轉，手裡的「迷你大號」變成了盾牌，雖然它表現得更像一隻準備戰鬥的公羊。這些孩子懵了，幾次想與我正面交鋒，最後都被撞到了旁邊，摔倒在地上。他們沒辦法重新攻破我的防線。我記得當時一共有三個人，一會兒他們就鼻青臉腫地跑了。雖然我有點頭暈，但「音樂」救了我。
我正為自己的勝利陶醉不已，突然一陣尖叫讓我立馬回過了神。我們的前門開了一道縫，莉莉站在門後失聲痛哭，好像剛才是納粹來抓我一樣。她沒有穿衣服，所以沒有出來。多年後我才意識到，她可能又想起了在維也納的痛苦經歷。
我當時被她的反應嚇到了。我在空手道館站著挨打讓她很沮喪，但在這裡，我打了一架，讓她驚恐萬分。突然間，我感覺到我和她之間曾經的親密關係在斷裂、消失。那種感覺讓我十分迷茫、悲傷，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幾乎是逃跑般到了學校。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