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王永彬在《圍爐夜話》中說：“古人比父子為橋梓，比兄弟為花萼，比朋友為芝蘭。敦倫者，當即物窮理也。”今天的人們已經不知道“比父子為橋梓”，更別說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比喻了。
《尚書大傳》是一本早已失傳的書，只有零星片段被後世的書所引用，因而保存了一些內容。中國最早的詩文選集《文選》中有一篇任昉為南朝齊的文學家王儉（謚號“文憲”）所作的《王文憲集序》，其中稱讚他“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唐代學者李善在注中就引用了《尚書大傳》中的一個故事來註解“橋梓”一詞。
“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笞之。康叔有駭色，乃與伯禽問於商子曰：‘吾二子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笞，何也？’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蓋往觀焉。’於是二子如其言而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復見，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這個故事首尾完整，明白如話。所謂“橋木”就是喬木，喬木高大挺拔；梓木則相對低矮輕軟。橋木高而仰，梓木實而俯，正像父子關係的縮影，因此由這個故事引申指父子。
至於任昉稱讚王儉的話：“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孝友，“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這是稱讚王儉的孝友之性純出天然，不必像伯禽和康叔一樣需要去觀察“橋梓”的形態才能悟到。夷雅，平和閑雅。韋弦，李善註解道：“韋，皮繩，喻緩也；弦，弓弦，喻急也。”《韓非子·觀行》中曾記載：“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於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西門豹和董安於都是春秋時人。西門豹性子急，因此佩帶皮繩以便時刻提醒自己要緩一緩；董安於性子慢，因此佩帶弓弦以便時刻提醒自己要快一點。這同樣是稱讚王儉性格平和閑雅，不必像西門豹和董安於一樣需要借助外物警戒自己。
這就是“橋梓”一詞為什麼用來比喻父子的來歷，也可以寫作“喬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