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愛因斯坦1932年寫給德裔美國詩人、作家、出版家喬治·S.菲爾埃克（George S. Viereck，1884—1962）的回信。菲爾埃克出生在德國巴伐利亞，12歲時隨父親移居美國。1933年前，他因詩歌聞名，曾公開稱讚過愛因斯坦與弗洛伊德，也採訪過還未得勢的希特勒。「二戰」期間，他是美國著名的「希特勒支持者」。後因違反《外國代理人註冊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而被起訴，被判入獄（1942—1947）。出獄後，他發表了監獄生活回憶錄《混在野獸中的人》（Men Into Beasts）。因他有爭議的身份，無論德文版還是英文版的《我的世界觀》，均未提及本文的來歷。愛因斯坦檔案編號：[28—206]。
本文的德文版標題為《共同體與個性》（Gemeinschaft und Personlichkeit），英文譯為《社會與個性》（Society and Personality）。德國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1855—1936）曾嚴格地將「共同體」與「社會」區分開來。按照滕尼斯的說法，「共同體」主要是建立在自然基礎之上的群體，例如家庭、宗族等；它也可能在小的、歷史形成的聯合體（村莊、城市）或思想的聯合體（友誼、師徒關係等）裡實現。與此相反，「社會」產生於眾多個人思想和行為的有計劃協調，是一種有目的的聯合體。「社會」也是一種「人的群體」，人們像在共同體裡一樣，以和平的方式共處，但彼此之間不是相互結合，而基本上是各自獨立的。「在人類的發展史上，社會的類型晚於共同體的類型。」「在近代的資產階級社會裡，社會的類型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現。」[1]
當我們開始審視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時，很快就能察覺到，我們幾乎所有的行動和願望都跟他人的存在息息相關。同時也注意到，我們的生活跟群居動物十分相似。我們吃別人生產的食物，穿別人製作的衣服，住別人建造的房子。大部分知識和信念也都是通過別人創造的語言，由別人傳授給我們的。如果沒有語言，我們的智力水平將會貧乏不堪，跟那些高等動物沒什麼兩樣。因此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勝過動物之處，在於我們生活在人類共同體中。如果一個人從出生起就離群索居，他的思想和情感的原始性和獸性將會達到何種程度，是我們難以想像的。一個人之所以成為「人」，以及他的存在之所以有意義，並不在於他是一個個體，而在於他是偉大人類共同體中的一分子，從出生到死亡，共同體都將主導他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
一個人對共同體的價值主要取決於他的情感、思想和行動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促進共同體中其他人的生存條件。我們說他是好是壞，就是以他在這方面的態度為判斷依據的。乍看之下，我們對一個人的評價似乎完全是以他的社會特徵為依據的。
然而，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顯而易見，我們從社會中接受的所有物質、精神和道德方面的成就，都是由無數時代中那些富有創造性的個人取得的。有人發明了火的使用，有人發明了食用植物的栽培，有人發明了蒸汽機。
只有個人才能夠思考，從而為社會創造新的價值，甚至還能為共同體生活建立應遵守的新的道德標準。沒有能夠獨立思考和判斷的具有創造性的個人，社會的更高發展是很難想像的，正如如果缺失共同體這片土壤，個人的個性發展是不可想像的一樣。
因此，一個健康的社會與其內在的社會關係相關，也與個人的獨立性相關。有人曾不無道理地說過，一般意義上的希臘—歐洲—美洲文化，尤其是曾結束中世紀歐洲停滯不前狀況、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燦爛綻放的文化，就是基於個人的解放和個人的相對孤寂。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在我們目前所生活的這個時代，共同體進展如何，傑出人物的狀況又如何。較之從前，高度文明的國家的人口太過密集了；今天歐洲容納的人口大約是100年前的3倍。但是，傑出人物所佔比例卻不相稱地減少了。只有為數很少的一部分人，通過個人的創造性成就被大眾所熟知。在某種程度上，組織機構已取代了傑出人物從前所處的地位，尤其是在技術領域，科學領域也能明顯地感覺到這種變化。
傑出人才的缺乏，在藝術領域尤為明顯。繪畫和音樂已經明顯退化了，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對公眾的吸引力。在政治領域，不僅僅是缺乏領袖人物，公民在精神上的獨立性以及正義感也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以這種獨立性為前提條件的民主議會機構在很多地方陷入了困境。由於人的尊嚴和個體的權利已不再得到足夠重視，獨裁統治迅速湧現並且得到容忍。兩周之內，任何一個國家喪失判斷力的民眾都能被報紙煽動到群情激奮的狀態，男人們準備為某些利益集團的卑鄙目的，去當兵殺人和被殺。在我看來，義務兵役制是個人缺乏尊嚴的恥辱症狀，它折磨著我們今天已開化的人類。因此有不少預言家預測，我們的文明不久就將走下坡路。我不屬於這類悲觀論者，而是相信一個更好的未來。下面，我將簡述我有這種信心的理由：
在我看來，目前的衰落症狀基於如下事實：經濟和技術的發展極大地加劇了個體的生存競爭能力，嚴重損害了個體的自由發展。而且，技術的發展意味著，為滿足社會需求，要借助的個人勞動將越來越少。因此，有計劃的分工越來越成為一種迫切的需要，而這樣的分工將使個人在物質上得到保障。有了這種保障，再加上留給個人支配的自由時間和精力，就有助於個性的發展。在這種方式下，共同體得以恢復健康，而且我們希望，未來的歷史學家能將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弊病解釋為一個懷有遠大抱負的人類社會所犯下的幼稚病，一切都因文明進程過快所致。
[1] 此處內容參見（德）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林榮遠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編譯者注